胡鴻

在《能夏則大與漸慕華風》中提出了

符號秩序

這一概念，即用一系列符號來表徵的虛擬秩序，衍生概念“帝國符號秩序”即以符號體系來表徵的帝國秩序，而對於漢末的亂世而言，在

黃巾之亂

與董卓進京的鬧劇接連上演後，東漢皇權便名存實亡，然

而一個政權的生命力不僅在於政權本身，更在於他的子民對這一政權的共同記憶與認同中，因而在作為政治實體的漢室被消解後，漢末皇權並非直接走向滅亡，而是以政治符號的形式繼續存在，並影響著後世的行為

，以下將結合漢末歷史的演進，探討“漢室”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逐漸消弭的過程。

三國的歷史起於黃巾之亂，然而

東漢政治的徹底崩潰則始於中平六年的一系列政變

，在這一年四月靈帝逝世，主少國疑，為此後的混亂埋下伏筆，八月，袁紹與何進密謀剪除宦官，何進猶豫間被張讓先發制人，其後袁紹入宮誅殺宦官，影響東漢政權近百年的宦官、外戚集團至此同歸於盡。

伴隨著皇權、宦官、外戚三股勢力的先後崩盤，東漢政治徹底崩潰

，朝堂之上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真空，同月董卓進京，標誌著一個軍閥主政的混亂時代即將開始。

在原有政權走向崩潰後，由掌握軍事力量的軍閥穩定局勢可以說是古今之慣例，無論是大革命後期的

拿破崙

還是清末的袁世凱莫不如是，然而與其相比，董卓穩定局勢的能力著實優先。董卓進京後的進行了三件大事，其一便是吞併洛陽周邊武裝，擴大自身勢力，【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並其眾】，在其憑藉軍事實力控制住洛陽局勢後，便開始著手廢立皇帝，【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

陳留王

，何如？”公卿以下莫敢對】，

董卓甫一進京便廢立皇帝，既表現出其作為關中軍閥的跋扈作風，又直截了當的表達了對虛弱皇權的蔑視，然而這種蔑視也為其敗亡埋下了伏筆。

董卓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是未能有效的整合政治基礎，尤其是未能獲得士族的支援，在其主張期間曾發生多次士大夫對其的反抗

，在外部，

初平元年

，袁紹聯合各路諸侯，組成關東聯軍討伐董卓，一時間秦漢時關中-關東文武對峙的局面再次重演（此前如秦滅六國、

楚漢反秦戰爭

、吳楚七國之亂），然在政權內部，初平二年荀攸在長安策劃政變，但最終失敗，接下來王允再次謀劃政變，最終誅殺董卓。

然而考察董卓入京的行為，會發現其對待士人並非強橫而是極力的拉攏

，在其完成廢立後，【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幽滯之士，多所顯拔……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不僅為黨錮士人平反，還大力提拔士人，然而士大夫們對董卓卻並不買賬，尤其是韓馥，【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

董卓如此拉攏士人卻最終仍不得人心，不得不說與其蔑視漢室皇權有很大關係

，《後漢書·袁紹傳》記載，韓馥本身猶豫不決，【韓馥見人情歸紹，忌其得眾，恐將圖己，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眾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為國，安問袁、董？”】在這裡我們可以明顯發現，董卓不得士人支援的重要原因便在於【董卓罪惡，天子危逼】，而【興兵為國，安問袁董】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在漢末歷史的發端，

“漢室”作為一個政治符號，具有超越各個軍閥之上的影響力

，袁紹此時之所以能夠【人情歸紹】，與其擁護漢室的旗幟有很大關係。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袁紹曾密謀立劉虞為帝，但最終被劉虞拒絕，這一方面反應出此時虛弱的“漢室”仍然具有觀念上的絕對性，另一方面也未袁紹此後的行徑埋下了伏筆。

綜上所述，可以認為，在漢末亂世剛剛開始時，董卓主政後擅自廢立皇帝，其藐視皇室的行徑為士人所厭惡，最終在袁董對峙中，士人多依附袁紹，而在政權內部，荀攸、王允也先後謀劃叛亂，此處體現出此一階段士人對漢室的廣泛認同，而

“漢室”作為一種符號也成為袁董之爭的關鍵問題

。

在董卓敗亡、盟軍解散後，中原的局勢更加混亂，在一系列亂戰後，最後的焦點則聚集於袁紹與曹操身上，最終在官渡之戰後，曹操基本平定中原。對於

袁紹最終的失敗

，歷來分析很多，衛廣來認為除袁紹的個人能力外，其失敗還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其“以寬為政”，縱容士族，最終導致政治上的無力與腐化，這一點

田餘慶

先生在《曹袁之爭與世家大族》中多有闡發，而另

一個重要原因則在於曹操與袁紹對於漢室的不同態度

。

興平二年，獻帝為楊奉挾持，沮授建議袁紹【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稸士馬以討不庭】，然而袁紹卻認同【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最終拒絕了沮授的建議，從這一點中我們可以淺窺袁紹對於漢末皇權的認識，

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正是袁紹否認了此時“漢室”皇權的絕對性，將漢室視為與自己相同的皇權競爭者

，也正是由於袁紹與漢室的競爭者關係，他才會擔心受到漢室的節制。

無獨有偶，在袁紹放棄獻帝之外，袁術也曾經僭號，其與袁紹的對話最能反映此時袁氏的心聲：【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強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強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

或許在袁氏兄弟看來，自己作為世家大族的代表，已經具有足夠的威望取代漢室，然而他還是低估了此時“漢室”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

在曹操政權成立的過程中，荀彧作為潁川士人的領袖無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先後為曹操政權舉薦了多位潁川士人，而其一開始投奔曹操的理由，一方面是由於【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另一方面就其自身的志向而言，則是因為【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一個更為典型的例子是孔融，與荀彧在曹操政權的核心地位不同，透過考察孔融這一人物的動向，或許更能代表當時士人的普遍思潮，起初孔融對於曹、袁二人均不認可，【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理由便在於二人【終圖漢室】，但是其後【及獻帝都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由於獻帝的徵召，孔融最終加入了許都政權，雖然最終曹孔二人矛盾爆發，但是在孔融入仕的過程中，我們也能看到“漢室”作為政治符號，對於士人具有強大的號召力。也正是因此，《魏書·袁紹傳》中將曹操迎駕獻帝的結果直接表述為【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

在董袁對峙階段，漢室是袁紹起兵的旗幟，是討伐董卓最具正當性與合法性的理由，然而

在中原陷入混亂之後，獻帝落到流離失所的地步，甚至被袁紹所放棄，這反映出作為政治符號的“漢室”雖然仍能對士人有一定號召力，但是不同於漢室獨尊的新觀念開始興起，其絕對性與不容置疑性開始動搖。

操之過急的袁紹高估了自身名門望族的地位，最高被士人拋棄，直到很久以後，士族主政的目標才由司馬氏完成。

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戰無疑是三國時代最為著名的戰役，而這場戰役，也意味著歷史的程序從“漢末”走向了“三國”。

基本統一北方的曹操率軍南下，與此時劉備軍的暗中謀劃不同，此時東吳政權內部的動向十分值得玩味。《

資治通鑑

》中記載了這樣一件軼事，在將戰之前，張昭認為，【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徵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愚謂大計不如迎之】，從其措辭中不難看出張昭對於“漢室”顧忌，這一說法固然顯得十分迂腐和保守，但周瑜駁斥張昭的言論同樣值得玩味，【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從這一言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周瑜雖然不認同張昭的主張，但是同樣以“漢室”作為行事的基礎，迎戰曹操並非是與漢室為敵，而是【為漢家除殘去穢】，可見在朝堂之上，眾人仍以漢室的絕對性作為政治框架和國際秩序的基礎，然而在朝堂之下，卻出現了不同的景象，在更早之前，周瑜的同儕魯肅在與孫權的私下對談中曾經明確的指出【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郭圖在建議袁紹拒迎獻帝時曾經提出【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而在江東，在魯肅的口中，已然是【漢室不可復興】了，這樣一個側面，說明“漢室”作為一種政治符號，其在士人心中的地位已經開始發生變化，而這一點在周瑜、魯肅這樣的年輕一代身上表現的更為明顯。

當我們將目前繼續向前回溯，在東吳前期，張紘曾經勸孫策【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群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而孫策對此的迴應則是【一與君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可以看到在孫策時期，無論其真實目的如何，“漢室”仍然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因而東吳政權在創立初期，對於自身的政治定位仍然是東漢政治框架下的“桓文之霸”，張昭的態度正代表了上一代東吳人的國際觀念，而到了周瑜、魯肅這一代人，

【漢室不可復興】已經是一個不能明說的新共識。

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戰對於整個漢末歷史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拐點，至此漢末以來群雄割據的混亂局面開始向三足鼎立的格局轉變，國際秩序的穩定和明朗化也意味著漢室的獨尊地位受到了衝擊，易言之，

在赤壁之戰後，三足鼎立的國際秩序得到了廣泛的認同，逐漸取代了此前混戰時期漢室獨尊的觀念，這也就意味著，作為天下共主的“漢室”已經在政治符號意義上開始消解。

此後的數年間，各個政權對於自身的政治定位也開始開始發生改變，首先是

曹魏政權

，建安十三年曹操已經六十三歲了，赤壁之戰的挫折讓曹操意識到，實現統一中國的目標在他的餘生中變得難以實現，他

逐漸開始將精力轉移到代漢事業中

。先是建安十七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建安十八年

拜魏公，建安十九年進魏王，而這快速的步伐中，便引起了擁漢勢力的強烈不滿，其中最為重要的自然是潁川士人的領袖荀彧，其在建安十七年曹操正式準備代漢時便提出了明確的反對意見，【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而最後這對君臣的結局也是讓人感到唏噓。如果說荀彧此時仍停留在觀念上的反對的話，那麼在之後接連發生的金禕案和魏諷案便可以說是對曹操代漢事業的重大打擊，尤其是魏諷案，不僅主謀魏諷來自譙沛，並且正發生於

襄樊危機

期間，或許也正是這一系列的反動，曹操才意識到【吾為周文王】才是他能完成的事業，而這一系列的動亂，也可能是“漢室”這一政治符號對曹魏集團最後的影響。

而東吳政權的轉變則更為詭異，是孫權【令都尉

徐詳

詣曹公請降，公報使脩好，誓重結婚】，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此時的東吳政權不僅認可了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並且拋棄此前周瑜、魯肅對於曹魏的敵對態度，轉而向其請降，認可了其合法性。從最初張紘、張昭到周瑜、魯肅，再到此時的孫權，固然此時孫權並非真心請降，但我們都能感受到其在國際觀念上的巨大變化，

如果說周瑜、魯肅時期的東吳政權仍然銳意進取，以圖帝業的話，那麼在呂蒙主政後，東吳政權開始逐漸顯得保守，以重心開始放在保據江東之上，其背後的原因可能在於與曹魏、蜀漢政權相比，東吳與漢室的關聯最少，因而也最易拋開這一政治符號

，將其對於國際秩序的觀念日漸理性化，同時也體現了這一南渡政權日漸江東化、進而轉向保守的特徵。

如果說東吳政權本身與漢室關聯不大，而曹魏政權對漢室則經歷了由擁護到拋棄的轉變的話，那麼蜀漢政權則可以說其本身便是與“漢室”這一政治符號交織在一起的。諸葛亮的困局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曹丕代漢成功使得作為政治符號的“漢室”迅速消解，他難以取得更大範圍的支援，另一方面巴蜀內部的封閉性與先主元從勢力的逝世，使得蜀漢政權面臨與江東一樣日趨保守化的困境，易言之，

在先主一代逝世後，蜀漢政權便面臨著“漢”與“蜀”兩種政權性質定位的分歧，武侯和他的繼承者們只有高舉北伐旗幟，才能避免蜀漢從志在統一的漢政權轉變為只圖割據的蜀政權。

如果武侯在世期間，仍能憑藉自身的威望與能力團結蜀漢政權的話，在其逝世後蜀漢內部的關於身份認同的矛盾進一步激化，而益州人譙周的《

仇國論

》無疑最具代表性的意見，【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點出了此時國際局勢的特徵，在三國邊界逐漸穩定，各國都傳至二代乃至三代，根基基本穩定，試圖以弱勝強完成統一顯然是不現實的，

伴隨著姜維窮兵黷武，《仇國論》的觀點逐漸成為蜀漢政權的主流話語，也為之後譙周力主投降埋下了伏筆。而從諸葛亮到譙周的變遷，也為我們勾勒出“漢室”這一政治符號在蜀漢政權內部的變遷。

最後對“漢室”的政治符號意義進行一下梳理，在漢末剛剛開始時，對於皇權處理是當世最為重要的問題，其意義甚至超越了董卓勢力或袁紹勢力本身，然而在董卓敗亡、盟軍解散後，中原陷入了群雄逐鹿的狀態，而代表漢室的獻帝甚至淪落到流離失所的地步，在這一階段，以袁氏兄弟為代表的勢力否認了漢室的權威性，認為自己可以取而代之，但是此時“漢室”作為政治符號在士人中仍然能夠起到一定的號召力，這也成為袁紹失敗的原因之一。而在赤壁之戰後，三足鼎立的國際秩序開始形成，而對於周瑜、魯肅等年輕一代而言，漢室不可復興已經成為不能明說的新共識，在這樣的內外局勢下，“漢室”消亡的程序陡然加快了。赤壁之戰後，曹魏政權將重心由外部征伐逐漸轉移到內部的漢魏嬗代，其對於“漢室”的態度也從之前的合作轉向拋棄，而逐漸江東化的東吳政權則更早的放棄了對漢室的認同，將重心放在三足鼎立、保據江東上，而蜀漢政權則最為複雜，一方面在漢魏嬗代事業完成後，“漢室”的消亡已經實現，另一方面，只有維持對“漢室”的認同才能實現【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政治目標，在武侯逝世化，蜀漢政權也逐漸本土化，譙周的《仇國論》成為主流話語，至此在蜀漢政權內部，“漢室”的認同也走向了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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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貓傳

》裡有一句臺詞，三十年了，還記得貴妃的只有你了。而當先主創業未半隻能託孤白帝時，當曹操放棄了他“漢徵西將軍”的理想後，心裡記掛漢室的，只有武侯了。諸葛亮生於公元181年，三年後黃巾之亂起，到207年孔明出仕，諸葛亮的前半生，幾乎見證了大漢帝國衰亡的整個過程，十四年那年，曹操率軍屠城徐州，諸葛亮隨叔父離開故土遷居南方，從此漢室對於他，不僅僅是父輩曾提起或史籍中記載的偉大帝國，更代表了一個和平而恢弘的秩序，那時候的他，或許還並不知道，他將為此奮鬥終生。

建興五年，諸葛亮北屯漢中，著手第一次北伐，在他寫下“臨表涕零，不知所言”後，他便真的再沒回過成都，再沒回過巴蜀。他的餘生都將奉獻給北伐、奉獻給先主與漢室，他的對手不只是北方的曹魏，更是身後的同儕，後世的《仇國淪》代表著蜀漢國內保守勢力的心聲，對於他們這一代人而言，“漢”只是一個遙遠的傳說，而偏安西南的“蜀”才是他們的身份認知。最終，諸葛亮死在了前線，死在了北伐的征途上，他遺命葬於漢中，他用自己的生命做出了回答：“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

“生為興劉尊漢室，死猶護蜀葬軍山。”諸葛亮或許是最後一代大漢之人，也正因為如此，他的情感才更為真摯，後續的姜維、蔣琬，我們甚至難以分別他們追尋的究竟是漢室，還是丞相的理想？只是丞相至死都沒明白，在建安二年的那個晚上，當魯肅說出【漢室不可復興】時，大漢便已經亡了。【恆溫徵蜀，尤見武侯時小吏，年百餘歲。溫問曰：“諸葛丞相今誰與比？”答曰：“諸葛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沒後，不見其比。”】

青龍三年

，司馬炎代魏建晉，安樂公劉禪帶著蜀漢的朝臣入京朝見，而叩頭謝恩的人群中，沒有諸葛亮的子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