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薩最早唯指佛陀覺悟前的生活，後來凡發誓救度苦難眾生者皆稱菩薩。大乘的菩薩道以大慈大悲以及相應的大願、大行為主要特徵（Nakamura，1987，p。153），它的產生自然是以佛教傳統的菩薩思想為重要資源。然而，從原始佛傳的樸素生平故事，逐漸演變產生佛菩薩出於大悲的系統拯救行為，從

早期佛教

自利、避世、消極的取向，轉變為

大乘菩薩

利他、入世、積極的精神，沒有外來思想的影響是不可能的。有學者指出，作為菩薩行基礎的慈悲觀，可能受到波斯盛行的密特拉崇拜啟發（三枝充惠，第109頁），而且作為大悲象徵的觀世音菩薩，也可能有波斯來源（印順，1994年，第483頁）。但筆者認為，由吠陀-奧義書傳統與克里希那崇拜融合、並吸取波斯文化因素而產生的《薄伽梵歌》，對大乘菩薩思想的影響要更大一些②。印度教徒以《薄伽梵歌》攝奧義書之精華，稱之為“奧義書的奧義書”（Pandit，p。27），其主要內容的成立遠在大乘之前。本文試圖闡明，

大乘菩薩重悲的、利他的、積極入世的、行動的基本精神，與重禪的、消極避世的小乘立場判然有別，而與奧義書-《薄伽梵歌》的立場根本一致，說明前者是受後者影響而來。

【②埃略特也指出大乘的菩薩行實質上與《薄伽梵歌》的主要原則一致。（Eliot，p。72））】

首先，《薄伽梵歌》與早期佛教的精神，有自利與濟他、寂滅與作用、入世與離世之別

（Up-adhyaya，p。483）

，它的基本宗旨是涅槃與世間、出世理想與入世實踐之調和

（ibid，p。467）

。

這是因為，

一方面，

《薄伽梵歌》繼承奧義書的否定精神，認為世界如幻如化、為苦、不淨、無常，故以離舍為修道之理想（BG，IX。33，VI。2），

但另一方面，

它又與早期佛教主張斷滅、離世、無為不同，而更強調世俗生活的意義，強調慈悲與責任，故標榜有為瑜伽，以業道（入世的實踐）為修行之綱要（Upadhyaya，p。480）。瑜伽行者必將舍離與有為結合才能修得圓滿，已得圓滿者仍要獻身於濟世之大行（BG，V。25，IV。38，XVIII。45）。而在早期佛教，涅槃和世間是不可能融合的，故它缺乏入世的精神，也不重視悲行③，其所謂解脫旨在離世間、絕名色、斷生死（優婆底耶充分闡明瞭早期佛教與《薄伽梵歌》的這種區別。［Upadhyaya，p。409］）。發展到部派佛教，僧院生活甚至往往與世俗完全隔絕。故大乘菩薩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的大行（如最早的《六度集經》所謂的在穢土修行，在穢土成佛度眾生），當然不可能從這樣的實踐直接發展出來（凱思，第209頁），其在印度傳統中也無其它資源，所以它必是奧義書-《薄伽梵歌》調合涅槃與世間的理想，深刻地滲透到佛教中的結果（Nakamura，1987，p。153）。

【③早期佛教基本的宗教實踐包括八正道、五停心觀、四念處等，其中慈悲的實踐不具有根本意義。其所謂慈悲喜捨四梵住，只是一種禪觀的方法，且本身是從婆羅門教而來的（瑜伽派有相同的內容）。】

其次，大乘菩薩與慈悲相應的平等性智（證自他平等、諸法平等），也肯定是從奧義書-《薄伽梵歌》傳統發展而來。第一，

早期佛教講不害，理由完全是“經驗的”，僅著眼於眾生同有樂生畏死之想，而奧義書-《薄伽梵歌》講慈悲，理由則是“形上學的”（Upadhyaya，p。417）。奧義書宣稱人必愛自我方能愛其妻、其夫乃至眾生，因為此我是眾生共同具有的。（BriUp，II。4。5）在此基礎上，《薄伽梵歌》標榜同體大悲，謂真我平等（“samatva”）、不二（“nirdvandva”）、遍入一切眾生，故瑜伽行者視眾生之苦樂屬我，歌雲：“彼入瑜伽者，視一切有我，我亦有一切，故一切平等。”（BG，IV。29）聖者出於自他平等之智，才有濟世利生之大行。（BG，XVIII。45）而大乘以平等性智為慈悲之基礎，當淵源於此①。

第二，《薄伽梵歌》又從自我平等引伸出苦樂平等、諸法平等。

其以為慈柔與暴戾、淨行與不貞、正直與邪偽，以及凡聖、苦樂、勇怯等一切對立之相，皆從我出，皆以我為共同本質（BG，X。4-5），故聖者等視萬有，歌雲：“世間眾有為一體，萬千差別各相同”，“視苦樂平等，視自他平等，乃真瑜伽士。”（BG，XI。13，IV。30）這與悲心菩薩依空慧觀苦樂平等、凡聖平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故應視作後者的理論先驅②。

第三，與此相關，“不二”作為菩薩深智的境界，也是來自奧義書-《薄伽梵歌》傳統。

奧義書提到心、物不二為認識的最高境界，主客對待是因為有二。（BriUp，IV。3。30-32）《薄伽梵歌》則把心、物的不二擴充套件為一切諸法的不二，其以為“有二”或“雙昧”（“dvandva”）統攝一切虛妄分別，就是創造萬物的幻力，世界由此顯現出一多、同異、妍媸、苦樂、香臭、好惡等差別對立，導致貪慾和鬥爭（BG，VII。27）；聖者得“不二”之智（BG，II。45），等視一切，復歸於一味之自我（BG，VII。28）。大乘的“不二”法門在早期佛教中不存在，它必定是來自奧義書的影響（松本史朗，第141頁）。

另外，

大乘講的不二既是諸法不二，也是涅槃與世間、真與俗、有二與不二的不二，因而它接受這種影響應當是以《薄伽梵歌》的不二論為中介，且對後者有進一步的發展。

【①大乘所謂的平等性智，必以眾生皆有的普遍、常在之自我為其形上學的預設，而這恰是為早期佛教所拒斥的，這意味著平等性智只可能襲自奧義書-《薄伽梵歌》傳統。】

【②像平等、無差別、無分別之類的觀念，都預設了一種與早期佛教的多元論相反的絕對一元論立場。這類觀念不見於巴利五部經中，而是“在反佛教的印度一元論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松本史朗，第133、137頁；霍巴德等主編，第251頁）。奧義書即已開示“無差別”（“nirvikalpa”）（BriUp，IV。4。19-20），“平等”（“samatva”）則為《薄伽梵歌》最早提到。】

再次，菩薩化身的觀念也印證了菩薩思想與奧義書-《薄伽梵歌》傳統的關聯。

有學者指出：“佛菩薩降臨下界、開導眾生的說法，只是毗溼奴化身的翻版。它乃是源於巴克提運動，尤其是克里希那崇拜。”（Mittal，p。20）例如，觀世音菩薩有光焰之身，充滿全宇宙，每一個毛孔都包括一個他方世界，其中有無量多的眾生、菩薩，這與克里希那在阿周那面前呈現幻身，顯然出於同樣的思維圖式（參見凱思，第258頁）。《薄伽梵歌》的影響也使大乘佛教透過佛菩薩實行拯救的外力得到強調。（Nakamura，1987，p。153）另外，大乘特有的諸法如幻、心性本淨和如來藏的觀念，也暗示了與奧義書-《薄伽梵歌》的關聯（BG，VII。25，XIII。31，VII。4-6）。

與此相關的還有以下事實：

（1）最早的大乘菩薩眾是成立於公元前2世紀末印度西北的在家佛教信眾團體（印順，1994年，第378頁），它的興起與《薄伽梵歌》的流行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重合的；（2）《薄伽梵歌》極力貶低出家修道，推崇在家持法，主張慈悲濟世，反對棄世無為，以及強調真俗不二，都與居士佛教運動的精神根本一致③；（3）在家信眾團體由於獨立於僧團存在，使包括薄伽梵崇拜在內的印度思想滲入佛教更加方便。

因而可以肯定是《薄伽梵歌》透過影響在家信眾團體，逐漸滲入佛學之中，最終導致了大乘菩薩道的產生。

【③優婆底耶說：“《薄伽梵歌》的精神，在於對世俗生活的肯定”（Upadhyaya，p。464），這一點與作為凡夫修道的人間菩薩的精神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