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嘗輒止，不求甚解是也。

章句訓義是探究和解釋原著章句字詞的真實含義和作者的思維邏輯，這是研究一切學問的基礎，也一直是中外歷代《孫子》注家的治學主流，吉天保所輯的《孫子十家注》是個中代表。前文提到的曹操、施子美、何守法、鈕先鍾和張二江等輩，皆為訓義派的治學高手，理論貢獻卓著，值得師法和尊重。

《孫子兵法》研究應該是系統、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而非孤立、狹隘和膚淺的研究。嚴格意義上講，“訓義”的治學路徑，並非過錯，而是淺薄，即對原著理論體系和實戰價值認知和開發過於呈表面化和侷限性，不能在全書框架和操盤流程中解析和解決問題，不能匡正傳世本和歷代注家之謬誤，不能認知孫子的制勝體系，更無法滿足實戰應用的需求。若是能夠迴歸原著，深入發掘，一以貫之，則無此慮。準確掌握原著章句的含義，是研究《孫子兵法》前提和開端，但卻並非研究《孫子兵法》的全部和終結；治學始於訓義，無傷大雅，但治學止於訓義，則是皮毛功夫，寶山空回。即便是古今頂級的訓義佳作，理論和實戰價值終究有限，並不能代表孫子兵學研究的終極成就、貢獻和價值。而原理歸納、案例佐證和比較研究等其他治學流派和方法則是原則性和方向性的誤區。

儘管在文字風格上，《孫子兵法》平白如話，道不遠人；但在認知上，世俗常人依舊難以克服古文的理解障礙，學者則常囿於前人誤讀和俗見；正確解釋和清晰表達原文含義，並非易事，即便是理論開創撥雲見日，石破天驚的閻勤民亦多有穿鑿臆斷；這就給許多不學無術、招搖撞騙之徒留下了信口開河、胡說八道的機會和空間，也是行內專著魚目混珠，良莠不齊現象的由來。

在深層次裡，十三篇變數雜糅，資訊凝聚，一字多義，一語多用，需要深入分析、精確理解和清晰表達。一字多義，如“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始計》1。5）的 “勢”和“其勢險，其節短”（《兵勢》5。3）中的“勢”完全不同，試問有多少專業學者、政商大佬（雷布斯的“風口豬飛論”），包括當今學界的所謂重鎮名家，乃至宗師級別的人物（山鹿素行）也都曾犯下這種低階錯誤？而一語多用，如“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軍形》4。3。1）的兵力部署（佈局）程式和方法，還可以衍生出識局（戰場全域性之形，包括敵我雙方的部署佈局）、跟局和破局等其他三種用法。

（王陽明，明朝思想家）

故訓義《孫子兵法》，不能根據個人理解妄加臆測，也不能像王陽明和張居正之類的八股文高手大玩特玩同義反復和文字遊戲；而是應該用孫武子的眼睛去觀察，用孫武子的腦子去思考，應該根據字句在該篇的語境和邏輯去分析，乃至根據該字句在全書其他各篇相關的語境和邏輯去探討，即根據與實戰完全契合的操盤流程體系下考察每個步驟（階段）下同一問題的不同側重性表述。“不謀全域性者，不足謀一域”。理想和徹底的訓義治學，不僅要將每篇作為一個整體來訓，更要將《軍形》、《兵勢》和《虛實》三篇作為一個整體來訓，還要將全書十三篇當作一個整體來訓，這才是研究和應用《孫子兵法》的正確開啟方式。 事實上，如果我們對原著十三篇爛熟於心，融會貫通，全景解讀，全息解碼，也不過是解決了高階和極致的訓義問題。

訓義章句，除了依據語境和邏輯，還應該具備起碼的認知能力和古文常識，以把握住原著的基本概念，若是望文生義，信口開河，則會貽笑大方。例如有妄人根據《謀攻篇》的“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句，認為孫子反對“百戰百勝”；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謀攻》3。2）就推出《孫子兵法》是“不戰之法”；此乃不學無術，喪心病狂。“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謀攻》3。1。2）是說“百戰百勝”不是“至善”，但依舊是僅次於“至善”之善，何來反對之說？而《孫子兵法》全書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內容都是作戰操盤、對壘博弈的實務和技法，都是 “兵法”和“戰道”，算哪門子“不戰之法”？又如“經之以五事”（《始計》1。2）中的“經”被古今無數名家訓作“管理”（視作“經理”之“經”），或者“貫串”（視作“經緯”之“經”），這些當然都是錯誤的，儘管貌似說得通。事實上，這裡的“經”是“經權”之“經”；《始計》全篇從“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兩句推衍而來，“五事”為“地”（五種研究領域和管理物件），恆常不變（“經”的真實含義）；“詭道”為“道”（克敵制勝的方法），因利而變（“權”的真實含義）；文中“經之以五事”和“因利而制權”一體兩面，一陰一陽，遙相呼應，牢不可破；是《周易》“經權”哲學概念的具體應用（“經者，常也；權者，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