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者34784717737966382019-12-24 15:05:22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對孝道最權威的說法來自孟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是孟子在評價舜結婚的事情時說的，完整的原話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從原文裡能看出，這裡的“無後”，指的是沒有後代之意（此處為誤譯，正確願意為：不孝有多種，以不守後代之責為大。舜沒有告知父母就結婚了，這就是無後，但君子以為，和告訴父母差不多。“不守後代之責”即沒有將結婚的事告訴父母，並不是“沒有後代”）。本來娶妻是應當告知父母的，但是舜帝娶妻卻沒有告知，舜帝是古代的聖人，他這樣做對不對呢？孟子認為，這是可以理解的行為，因為他娶妻的目的是傳後，而傳後是最大的孝。所以儘管沒有告知父母，但是在賢明的君子眼中，那是猶如告訴了一般。 現代有人提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意思是“不孝有三種，以不守後代之責為大。舜沒有告知父母就結婚了，這就是無後，但君子以為，和告訴父母差不多（因為舜出家在外，而且是堯要把女兒嫁給他）。”這是一種憑空想象，無中生有的曲解，所謂的“舜出家在外，而且是堯要把女兒嫁給他”完全沒有出處，沒有依據可言，並且為什麼堯主動要嫁女兒舜就可以不告知父母了？這是什麼理由和邏輯呢？而把無後解釋成“不盡後代責任”也邏輯不通，因為孝的意思本來就是對長輩“盡後輩的責任”，怎麼最大的孝卻又是“盡後輩責任”？同義反復？這是很荒謬的。 事實上漢代著名經學家趙歧所做的《十三經注》早已有完備的權威性解釋。“於禮有不孝者三者，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絕先祖祀”四個字，這解釋了為什麼不娶無子是最大的不孝。因為早在西周，漢族人民就確立了以崇敬天道，祭祀祖先為核心的信仰，也即所謂“敬天法祖”。在傳統漢族人看來，人的生命是在子孫身上得到延續的，通過後代對祖先的祭祀，祖先的靈魂可以得到安息，血脈代代相連，永遠傳承，一代代祖先的牌位存在於宗祠之中，香火不滅，這就是漢族人的信仰和精神寄託。在傳統漢族人看來，無人祭祀的人死後會成為孤魂野鬼，在地下也不得安寧，處境是非常悲慘的。因此，不娶無子是最大的不孝。 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派，以復興周禮為宗旨。孟子作為儒家學派巨擎，堅持儒家敬天法祖的基本立場，強調敬奉祖先，進而強調傳後的重要性，也就自然而然了。 孟子論孝 一般認為，孔門以曾子最能傳孝道，而子思是曾子的學生，孟子又是就學於子思的門人，所以孟子對孝的重視程度也自然超過了其他儒者。他對孝道的繼承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提出性善論，進一步完善儒家孝道的哲學基礎。 孟子接受孔子“仁”的思想，強調人人都能達到“仁”的主觀因素，“人人皆可為堯舜”，從而提出人的本質是性善的理論。人性是天賦的，孝的善德當然也是天賦的 ，人人都是生而具備的。 2、親親原則的建立，使孝悌成為五倫的核心。 “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孟子·離婁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孟子·萬章上》，事親、尊親成了人最高的道德表現。正因為孝成了人生最高 的 道德，所以孟子才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孟子·離婁上》。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意思是：“不孝有三種“。 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在這五倫中，孟子認為父子、君臣兩倫最重要，“仁之實，事親是也；父之實，從兄是也” 《孟子·離婁上》，孝悌成了五倫的 中心，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離婁上》，“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 《孟子·滕文公下》，都將孝悌作為德性的 最高表現。因此，孟子所最為推崇的聖人是堯舜，“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總之，孟子將孝悌作為倫理道德的中心，是對孔子孝悌合一的思想的直接繼承與發展。使孝道進一步政治化。 孝治是孟子為君主設計的一種理想境界，他不厭其煩的向梁惠王反覆宣揚孝治，“申之以孝悌之義”《孟子·梁惠王上》，使儒家孝道進一步蒙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 孔子論孝 春秋戰國是我國奴隸制走向滅亡，封建制逐步確立的時期。隨著宗法奴隸制的日趨瓦解，“禮崩樂壞”。而當時的孔子認為要穩定社會秩序，必先穩定家庭，如果不樹立父母家長的權威，就無法達到家庭的穩定，進而也就無法穩定社會。所以，孔子提倡“孝”。孔子對西周的“孝”進行了繼承發展改造和創新具體如下： 1、強調“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礎上。孔子認為孝敬父母要真心實意，如單純在物質上滿足父母，尚不足以為孝，更重要的是要“敬”，是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藉。《論語·為政》：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從這裡可以看出，“敬”是孝道的精神本質。 2、把行孝與守禮結合在一起。如果說孝道的精神本質是“敬”，那麼如何表達出這種“敬”呢？這就是：行為要符合禮，而孔子則直接將此看作是孝，《論語·為政》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無論父母生前或死後，都應按照禮的規定來行孝。 3、把“孝”與“悌”結合起來。《論語》中多次以孝悌連用，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悌：敬兄，而敬兄長的實質，則是要求人們將家庭血親中的等級推廣到社會關係中去，所謂“出則弟”就是這個意思，它主要表現的是處理社會關係的準則。 4、提出“幾諫”的原則。孔子認為，父母若有錯，子女可以用委婉的語氣進行勸諫，以免陷父母於不義，這就是他所說的“事父母幾諫”《論語·里仁》。“幾諫”的原則兼顧到孝敬與社會群體利益這兩個方面，具有一定的民主精神。 5、孔子為傳統孝道的合理性找到了人性的根基，解決了孝道存在的哲學前提——仁。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人，仁不僅是孝的人性根源，而且是孝要努力實現的終極目標。仁是人行為的最高準則，是一種普遍原則，要實現這一原則，必須有一個近的入手處，這就是孝。《禮記·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總之，孔子提出的孝實際上是一種家庭倫理，這就使孝從宗族倫理轉化為家庭倫理。 曾子論孝 在孔子以後的儒學發展中，曾子可以說是儒家孝理論的集大成者。孔門中曾子不僅以其孝著稱，而且在孝道理論方面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方面都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曾子思想以孝為核心，開創了儒家的孝治派。具體如下： 1、對孝道的全面泛化。 孝在孔子那裡僅是一種對父母的敬愛的倫理意識，而曾子將孝發展成為一種抽象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準則，使其成為道德的總和，天經地義的原則。曾子說：“民之本教曰孝……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義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禮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大戴禮記。曾子大孝》。在傳統的儒家中，仁義忠信禮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內容，而曾子將這些內容都和孝聯絡在一起，認為講求仁愛的人，只有透過孝道才能體現仁愛；講求仁義的人，只有透過孝道才能掌握適宜的程度；講求忠的人，只有透過孝道才能真正合乎忠的要求；講求信的人，只有透過孝道才能合乎真正的信實；講求禮的人，只有透過孝道才能對禮有真正的體會；講求強大的人，只有透過孝道才能真正表現出堅強。在這裡，孝完全統攝了一切社會準則，是一切高尚品行的內在依據，是實現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曾子還說：“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大戴禮記·曾子大孝》。曾子認為孝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將孝置於至尊的地位。這樣，孝已經跨越了時間與空間，成為永恆的命題，是人類社會一切領域的終極法則。 將孝道與忠君聯絡為一體。 曾子認為：“忠”可以是作為家庭倫理觀念的孝的組成部分，而與血緣關係密切相關的孝又適用於事君，成為政治原則。“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大戴禮記·曾子大孝》，在這裡，表示忠君的忠已成為孝的一部分，不忠君就是不孝，這就意味著在曾子的理論中，忠已經被納入孝的範疇，孝所使用的物件由子女對父母的孝已經變成社會中的人對於君主的忠誠。 2、強調實踐孝道與個人道德修養的一致性。 曾子認為，提高修養的方法，在於孝的實踐與內心的反省，要在實踐中不斷地參悟，不斷地開闊心靈的領域。這便是曾子突出強調的“吾日三省吾身”，講求用內心的反省來檢驗自己的舉止是否合乎道德的原則。 荀子論孝 荀子並不以孝道而著名，由於他堅持性惡論的人性說，其思想以“隆禮”為核心，因此，他把孝道僅僅看做表現家庭倫理的一般道德。但其論孝言論中的 君重於父的觀點卻影響深遠。 《孝經》 《孝經》是儒家關於孝道的專論，其思想全面完備，把孝的地位與作用推到極致，成為儒家極其重要的經典，它是對孔、曾、孟孝道思想的全面繼承發展，標誌著儒家孝道理論創造的完成。在以後漫長的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多是對上述孝道理論的社會、政治方面的實踐，而很少有理論的創新，最多是修修補補而已。 《孝經》大約成書於秦漢之際，其作者有說是孔子、曾子、曾子的門人所作，至今無定論。 《孝經》思想的主題或最大特點是孝的泛化、政治化，甚至神秘化。《孝經》將以孝治天下描繪成一副誘人的圖景，“先王又治理德之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孝經·開宗明義》。指出，假若能夠以孝治天下，便會得到“萬國之歡心”、“百姓之歡心”、達到“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的地步。一部《孝經》，不足兩千字，卻多次講到“治”、“順”，行孝道，就能“治天下”“順天下”。 《孝經·開宗明義》：“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它十分明確地將行孝與“事君”結合在一起，把“事親”與“事君”混同起來，“事君”成了孝道的不可或缺的內容，這是孝進一步政治化的表現。 《孝經》把孝分為“五等之孝”，“天子之孝”、“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分五章討論，體現了孝道的不同層次。 《孝經》還有一些獨特的內容，用刑罰來維護孝道，“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孝經·五刑》認為不孝之人與要挾君主者和非議聖人者一樣，都是大亂的禍根。 總之，《孝經》作為儒家專論孝道的一部經典，以其孝道理論的全面性、濃厚的政治化色彩，使儒家的孝道理論創造達到了頂峰。 秦以武力統一六國之後，一反西周奴隸制下的禮樂文明，在統治思想上推行法家學說，企圖以法的精神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其結果卻導致了社會矛盾的空前激化，很快走向了滅亡之路。西漢統治者總結秦亡的教訓，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和醞釀，終於選擇了以儒家思想為主幹同時兼採各家思想的適用部分作為自己的統治思想，其中“以孝治天下”是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孝就被納入封建道德體系中，開始成為封建家長制專制統治的思想基礎。這時的孝已越出了家庭倫理的範圍，成為傳統中國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活中貫通性、統領性的道德意識。 西漢以後，封建孝道並無太大變化。從孝觀念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可以看出，孝經歷了從祭祀祖先的宗教倫理到家庭倫理，再到政治倫理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孝觀念的內容在不斷蛻變，其中的合理因素愈來愈少、消極因素被引向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