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期越來越多的難民湧入歐洲，在全球引發了一系列關於政策，人道主義，安全問題的討論。歐洲的移民政策大多相對開放，難民可以在歐盟各國率先到達的國家提交移民申請，並且國家依法不能驅逐難民，因此戰亂導致越來越多的難民希望能在歐洲得以安居。

邊境問題其實自國家主權概念誕生以來就一直是有爭議的話題，一戰二戰和越南戰爭產生的大量難民和歐洲大陸的勞動力短缺曾經使得上個世紀的歐洲面臨幾次移民潮，同時冷戰時期阻隔東德西德間的柏林牆也帶來了不少流傳至今的故事，浪漫如三毛寫的《傾城》講弱女子回眸一笑讓士兵替她開啟邊境的門，殘酷如多少生命死在冷酷的槍眼下。

1990年隨著冷戰的接近尾聲，柏林牆在1989年11月被摧毀，東德西德國邊境隨之開放。藝術家Hans Haacke在曾經哨兵看守柏林牆的看臺上搭起梅賽德斯賓士的標誌，把這個裝置作品命名為“Freedom is Now Simply Going to be Sponsored—Out of Petty

Cash”，展示了一個國家被分成兩個部分之後經濟和政治上的差異，同時也在批評歷史和柏林牆對人類文明社會帶來的損害。作為一個“Institutional Critique“的作品，Haacke同時批評了政治的負面作用。

（1847年的美國-墨西哥地圖）

美國墨西哥同樣存在著邊境問題，在1846-1848美國-墨西哥戰爭結束之後，美國用15million交換了現加州，內華達，尤他，新墨西哥，科羅拉多和亞利桑那，並且設立美國-墨西哥邊境，全長3145千米，是世界上穿越人次最多的邊境，每年約350million合法入境和50million非法入境。同樣也是一條堪稱”血腥“的的邊境引得許多生命在跨越邊境過程中喪生。

1997年Francis Alÿs的作品”The Loop， How to

go from Tijuana to San Diego without crossing the border （如何不跨越邊界從Tijuana去聖地亞哥）”同樣也是對“國境”這種東西提出了質疑，他透過環球的方式來避開邊界，以下是他的路線圖，他在旅行的途中還不斷更新他作品的程序：

這個作品在博物館展出的時候人們可以隨意領取一張宣傳的明信片和地圖，透過這種方式重新思考邊界的意義和對人人平等概念的挑戰，為什麼我們要控制邊界，在美國的我們又為什麼天生比邊界那邊的墨西哥人有優越感？

智利藝術家Alfredo Jaar在2000年的作品“The Cloud”設立了一場在聖地亞哥和Tijuana邊界的藝術儀式，在邊界兩邊用繩子繫住氣球，用氣球數量代表了跨越該邊界死去的人數，由演奏家們演奏音樂代表音樂與這些氣球一樣是不會被邊界所阻擋，並且朗讀死者的名字。整個活動持續45分鐘，最後放飛氣球由風把氣球帶回墨西哥。

邊境和非法移民是待解決的政治問題，也是藝術家們思考的方向，最後引用一段Jaar的話，可能代表了她自己的看法，也可能代表了許多藝術家的看法，

People describe me sometimes as a conceptual artist， as

a political artist， with work of a strong political connotation or social

content。 I always reject those labels。 I’m an artist， and believe it or not I’m

interested in beauty and I’m not afraid of it。 It is an essential tool to

attract my audience， and sometimes I use it to introduce horror because the

audience has to be seduc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