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位哲人對城邦整體主義的瓦解

古希臘城邦是“一個城市及其毗鄰地區構成的共同體，是自治、自主的政治團體。”有城邦就必然有公民，二者密不可分，“公民作為城邦的組建者和基本人民，既承擔著保衛城邦安全和服從城邦法律的義務，也享有治理城邦事務（議事、審判等）的權利。”所以公民是城邦的主人，構成古典城邦民主政制的基礎。

城邦的根基在於“邦”，而“邦”本質上就是“為維護自給生活而具有足夠人數的一個公民集團”。因此，公民集團對外具有封閉性，婦女、未成年人、外邦人與奴隸均被排斥在外；對內則建構出以城邦整體主義為基礎的城邦意識，對所有公民實現高度思想整合。外在的公民身份區分與內在的城邦政制認同，兩者相互依存，保障了民主政制的存在與執行。

以城邦整體主義為基礎的城邦意識，具體有三方面內容。第一，城邦公共生活以相對平等為原則。城邦旨在“縮小公民間的不平等，維護相對穩定的公民團體；依義務明地位，以財產定權利”，以公民內部的相對平等打下城邦集團的基礎。第二，採取城邦及其利益高於一切的價值取向。“人天生就是城邦的動物，城邦之外非神即獸”的話語即為證明。公民只有參與城邦公共生活才能成就個人，實現價值。個人及其利益必須讓位於城邦，城邦整體利益神聖不可侵犯。第三，公民兵制度與公益捐助制度是城邦整體主義的外在表現。戰時，公民應城邦號召，組成公民兵軍隊。和平時期，海軍維護費用與公共節日活動開支均由城邦認定的富有公民承擔。

整體主義的城邦意識深深嵌入城邦的實際，“城邦是至高的存在，它優於個人。其權力是至高無上的，不受任何制約限制，而個人自由沒有制度化保障。從根本上說，個人自由屈從於公民共同體”。城邦的存在與政治實踐正是以城邦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維繫著現實中公民與城邦利益的一致性。

而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為挽救城邦提出的政治思想倡導主觀反思，肯定多元與差異。“理性原則與城邦整體主義原則相矛盾，並以破壞性姿態出現，用另一種方式使希臘生活趨於沒落。因為理性原則並未與民主政制的實質合二為一。”對個人獨立精神價值的強調使公民個人意識覺醒，在思想文化層面上直接超越、反叛乃至瓦解了整體主義城邦精神，標誌著古希臘人思想的轉折。現實中個人多元利益的存在及其相互矛盾性使集體意識逐步瓦解，進一步加深了城邦精神危機。“蘇格拉底及其追隨者發現，傳統道德體系在邏輯上沒有基礎。年輕人對傳統的信仰就此被摧毀，同時沒有什麼可以取代傳統成為其精神支柱。對城邦的信仰也發生了動搖。”

四、雅典城邦衰落的必然

衰弱的必然有兩點，伯羅奔尼撒戰爭對城邦信仰的衝擊以及公民對城邦共同體信仰的破滅。

持久的戰爭拉大了不同階層公民的經濟差距。城邦危機後，個人意識覺醒的公民更加難以達成城邦整體共識。高度凝聚的公民集團名存實亡，這是雅典城邦必然走向衰落的標誌，也暗示著任何挽救措施難以奏效。

“希臘城邦社會是一個農業社會。在古希臘人的農業觀念、經濟中的農業地位、土地財產與公民政治權利間的關係與經濟結構中工商業所佔比例等方面均能體現。”小生產者是公民集團的基礎，而伯羅奔尼撒戰爭使諸多雅典小農失地破產。雅典政制中，土地所有權與公民權利相繫結。失地農民的政治地位與權利遞減；且戰後雅典出現財政危機，社會補助系統功能減弱，參與城邦公共活動的收益減少。“按當時物價，公民每次所得津貼約相當於其本人當日膳費，且極不穩定”。因此，小農日益減少對城邦共同體的信仰與對城邦社會生活規範的遵守。由於城邦威信喪失，土地集中者與富人不用信仰城邦共同體，不遵守以前的社會規範也能大獲其利，故城邦共同體也日益不被富人信仰。城邦危機的根源是希臘城邦不能適應已變化的經濟社會基礎。

城邦共同體信仰的破滅有三點原因，即城邦政治社會化功能的弱化、僱傭兵制的盛行以及雅典民主制的制度性缺陷。

首先，雅典城邦公共文化活動的減少導致其政治社會化功能的削弱，使城邦共同體信仰失去結構性的來源支援。古希臘有諸多宗教與文化節慶活動，既有獨特內容，也有共性特徵。“比如前往某個神明聖殿的正式遊行，裝扮象徵某位神的木雕，合唱團頌詩，競技、音樂與戲劇比賽，以及在神明祭壇前獻祭。據估計，雅典用半年時間舉行節慶。”這些城邦公共文化活動有強烈政治意蘊，建構並鞏固了公民集團信仰。“政治領袖經常透過遊行節日宣講城邦價值觀念，以期縮短與廣大民眾的距離。透過儀式和節日進行表達，與民眾分享相同價值理念，團結在一起”。節慶活動無形地向公民們強調了城邦的威嚴與公民的榮耀義務，凝聚了人心。

伯羅奔尼撒戰爭嚴重打擊了雅典的經濟實力，“使得許多非軍事活動因缺乏資金而無法展開，節慶被迫縮減。戰爭末尾，雅典將以前的銀幣調換成有層薄薄鍍銀的青銅幣以度過經濟困境，足值的金銀用於戰爭開銷”。因此，大型公共活動舉辦的次數減少，程度降低，城邦進行思想教育的效能減弱。

其次，僱傭兵制日益盛行，貧困公民為謀生計而成為僱傭兵，公民兵一定程度上變異為僱傭兵。公民軍隊是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機構，以前公民在軍隊中習得城邦整體主義的政治意識，延續著公民集團信仰。但僱傭兵制的形成與盛行阻斷了軍隊以前的政治社會化功能，無法維繫公民集團信仰。“公元前四世紀的後半段裡僱傭兵的盛行見證了金錢與貴族聯盟的結合”。在此情況下，軍隊承載的不是城邦整體意志，而是金錢交易與膨脹的集團私利。

最後，雅典民主政制無力應對利益的分化，為各利益團體爭權奪利提供舞臺，社會共識難以達成，城邦共同體信仰日趨瓦解。伯羅奔尼撒戰爭後，社會財富與利益高度分化，矛盾日益突出。城邦權威下降，中產階層萎縮，城邦公共生活成為社會分化的場所，由此導致城邦政治活動的變質，其社會整合功能大為削弱。

一方面，社會共識愈發難以達成，且城邦自由的文化氛圍為社會意識的分化與公民集團意識的瓦解提供溫床；另一方面，各利益團體在民主政治環境中相互傾軋，城邦決策目光短淺，不斷的內鬥耗盡了城邦的有生力量。“民主政制不能取消貧窮，相反使其更加明顯。政治權利的平等凸顯了處境的不平等。革命發生後，有關產權的宗教被廢除，財富失去神聖性，剝奪他人財產的慾望出現並被合理化。廣大窮人以國家意志之名強行掠奪富人財富。”主導城邦政治生活的是氾濫的集團私利與仇恨而非城邦整體主義。

“戰爭遺留的困難與三十僭主的暴政加劇了雅典社會和政治的敵對情緒，即使隨後雅典民主政體恢復及其大赦令都難以使之平息”。蘇格拉底之死便是雅典黨爭的產物。“民主政制為物質利益主宰後便墮落了，城邦處於貧富鬥爭的反覆革命中，動盪與仇恨瀰漫。”歸根到底，民主政制的弊端難以避免，且古希臘城邦政制中沒有包容多元利益的空間。多元的利益在城邦中被貼上政治的標籤，與城邦共同體的信仰格格不入，前者的發展必然導致後者的式微。

五、小結

“雅典民主政制的根本侷限在於以不平等為特徵的財產私有制與以平等為原則的民主政治制度間的矛盾。”雅典城邦將個人緊密統絡到公共空間中，個人屈從於城邦，沒有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區分與對個人自由、權利的制度保障，無法包容城邦多元利益的存在。“公共權力至高無上，要保護自己的財產與權利就得擁有公權，以公謀私，導致城邦陷入平民暴政與僭主當權的惡性迴圈。“三位哲人“重構城邦精神”政治思想中對個人意識、理性、多元差異的強調瓦解了城邦整體主義精神，深化了城邦精神危機。他們推動的思想文化的轉變與社會存在的變遷一致，共同加速了城邦整體主義信仰的破滅，也導致了古典末期雅典城邦精神重構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