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長空2017-10-13 08:18:39

如果說為人處世的話，肯定是阮籍更成功，他對待政治很謹慎，而嵇康卻要直接很多。但是作為當時的兩個名人，嵇康寧死不屈，而阮藉寫了勸進表，雖然他寫了沒多久就死了，但這個仍是他的一個不想為之的過錯吧。所以在氣節方面我更認可嵇康，但在文學方面我認為阮籍還是更有影響的，至於思想方面感覺都差不多。對於處世我感覺不只是為人處世，還有自己的思想處世，所以嵇康更符合當時人的觀點，畢竟偉大的人生不在於長短！所以我更肯定嵇康。

路衛兵2018-03-09 16:58:10

本人比較欣賞嵇康，因為他有獨立的人格、思想和尊嚴，有一以貫之的處世方法和原則；阮籍在糾結中苟且，卻又在憋屈中崩潰，活得並不快樂。他在嵇康被殺的第二年憂鬱而終，用逆天小學生作文的話說，如果將死去那一刻定義為擁有全部時間的話，阮籍的時間獲取也只比嵇康多了一年，而代價卻是十幾年的鬱鬱寡歡。

就為人處事來講，嵇康更通透。嵇康卓爾不群，卻能“含垢匿瑕”，正視和接受別人的缺點；阮籍“口不臧否人物”，“青白眼”卻都帶了出來。嵇康做事隨心，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打鐵彈琴，長嘯山林；阮籍做事隨意，受外界影響而搖擺，太尉蔣濟招他做官他不想，但鄉親們一勸就從了。

就處世方法來說，嵇康更有原則。他在乎人格和尊嚴，寧可打鐵也不違心做官，司馬昭招他他不去，山濤舉薦他寫絕交信。而為了朋友他又敢於出頭，不惜身死，活得瀟灑死得也痛快；阮籍會迂迴變通，司馬昭提親他不惜連醉60天，鍾會套他話他也一直裝糊塗，看似灑脫實則鬱悶。在給司馬昭寫完勸進表後阮籍終於崩潰，一個多月後撒手人寰，只比嵇康晚了一年。

阮籍的選擇更大眾一些，因為誰也擺脫不了社會，惹不起特權——比如司馬師和司馬昭，他們同時是規矩的制定者、解釋者和執行者，掌握著國家機器，任意使用暴力。阮籍酒醉而生、窮途而哭，只能寄託於出汙泥而不染；嵇康也惹不起，也沒有能力改變社會，他所向往的山水自由也並不完全屬於他。但他死得起，他能做到始終不入汙泥，讓一曲廣陵散終成絕響。

二人的處世方式其實無所謂好壞，每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活法。嵇康身累阮籍心累，誰都沒有安全感。只是嵇康活得更純粹，有著精神上的感召力。

歷史可以重來2017-10-16 08:51:20

兩人皆為文壇領袖，士子翹楚；皆才華橫溢，率性而為。所不同者，嵇康耿介，阮籍高潔。同樣蔑視禮法，頌揚真誠，嵇康的言行讓人感覺是“我真誠，你虛偽”；阮籍則給人“我自為之，與爾何干”之感。前者讓人情難堪，後者讓人心愧疚。所以嵇康胸有塊壘，形於顏色；阮籍感人生之悲，卻能以酒避世。於是，同是厭惡禮教之虛偽，兩人卻在態度、方式上出現不同。個人更欽佩嵇康之才，更認同阮籍之人生態度！

九州歷史2017-12-04 22:42:21

阮籍其實明哲保身，是個超級滑頭。

作為“竹林七賢”中最出名的兩個人，阮籍與嵇康其實根本不是一路人。嵇康一身正氣，聲如洪鐘，被鍾會找到破綻，誣陷而死。阮籍是個超級滑頭，明哲保身，得以壽終正寢。

眼看著名士們一個個被殺，阮籍不參與、也不談論政治，整天大醉。鍾會跟整治嵇康一樣，天天去找阮籍，問他對時事的看法，目的也是找把柄。阮籍老先生天天都喝得大醉，不管鍾會問啥，自己都不知道。司馬昭想讓兒子娶阮籍的女兒，阮籍不想跟他走太近，使者來到後，他連醉60天，使者根本說不上話，此事就不了了之。

高貴鄉公曹髦上臺，任命阮籍為散騎常侍，就是當皇帝的親信，阮籍卻說：“我喜歡東平那裡的風物”，拒絕了這個任命，成了東平相。從司馬昭的角度，肯定不想皇帝身邊有一位才華橫溢的親信幫手，也樂意阮籍的選擇。後來曹髦被司馬昭所殺，阮籍若是留在曹髦身邊，肯定不是好事，又逃過一劫。

阮籍行事乖張，不遵名教，但明哲保身。在官場，他發言玄遠，從不評價好壞是非，因而也不會犯什麼錯，但在他心裡，是有很高政治理想的，因而內心極度孤獨、痛苦。他經常獨自駕車，到處亂走，一直走到沒有路了，大哭一場，再駕車回來。有一次到滎陽，在當年楚漢相爭之地，嘆息說：“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司馬昭要加九錫，公卿大臣勸進，大家一致要阮籍寫勸進文。阮籍心裡一定非常矛盾，寫了就是支援司馬昭篡位呀！阮籍又用了裝醉的老套路，但是胳膊抗不過大腿，裝醉幾天後，在使者強迫下，阮籍提筆就寫，一揮而就，一字未改就交稿，文章卻寫得華美異常。莫非裝醉的這些日子，就在打腹稿？

國家人文歷史2017-10-31 21:19:54

他們的為人處世各有特點，

嵇康

清遠峻烈，

阮籍

清幽至慎。如果非要選擇一個更加偏向和肯定的處世方式，國曆君更推崇嵇康。

嵇康年少阮籍十四歲，和阮籍世代儒學的家庭背景不同，嵇康少年亡父，由母兄撫養長大，他剛腸嫉惡、直性俠中，這種性格對他的一生形事起了重大影響。青年時代的嵇康也有入仕之心，但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他表示“容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情轉篤”，從此嵇康便與整個的政治統治秩序相疏離，雖然偶爾也發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吶喊，對那些為虎作倀的“禮法之士”的攻擊和阮籍相比相對要少一些。和阮籍相比，

嵇康則偏重“法”的層面，

阮籍對“禮法之士”的批判偏重“禮”的層面，而“禮”偏重的是倫理層面，而“法”則偏向政治統治秩序層面。這在阮籍處理與朝臣關係上也能看出。嵇康“金石相交”的阮籍雖少年之志，歷仕三朝，卻混“跡”於聲色犬馬之中。朝廷倖臣鍾會曾多次去找阮籍談話，企圖從阮籍那裡套出一些話來，治他的罪。幸虧阮籍對他早有防範，俱施展“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的拿手本領，使鍾會抓不到任何把柄。阮籍有時數月閉門讀書，整月不出門一步，有時去登山臨水，終日忘歸。

在處世上，嵇康疏離與當時的政治統治秩序，選擇一條自我拯救的道路，在嵇文中，既有與親友暖暖的互贈饋答、煮酒釋懷、秣馬打鐵、思辨交鋒，又有獨自“乘風高逝，遠登靈丘。結好松喬，攜手俱遊。”的遊仙訪道的情懷。而阮籍則與嵇康同處於亂世，卻選擇一條自我掙扎的道路，《世說新語》記載阮籍常常驅車走到絕徑，然嚎啕大哭，鬱郁而返，正是由於在現實社會中找不到出路，而自己又懷有一顆拳拳赤子之心卻處處碰壁，只能在心靈的煉獄中慢慢煎熬、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