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史學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便是社會學的出現，尤其是

涂爾幹

的社會學。在19世紀末，建立社會執行與歷史變化規則的願望早已有之。這一使社會學變成完全意義上的科學（奧古斯都·孔德眼中的

社會物理學

）的設想與我們在泰納以及菲斯特爾德·

古朗治

的歷史著作中看到的是相類似的。涂爾幹在《

社會學年鑑

》創刊號的序言中就提到了這種類似：“菲斯特爾·德·古朗治喜歡強調真正的社會學就是歷史”。1888年

路易·布林多

在《論作為實證科學的歷史》中也提到了這種唯科學主義趨勢。

“算術構成了邊界：一邊是想象，另一邊是真實。未來的歷史學家將由於事物的必要性而改變方法。由於它視野的擴大而不斷拓展的歷史疆域將減少人和偶然性事件的虛擬的重要性。越來越豐富法人統計材料更好地闡明瞭普遍的生活規律。因此應該少說，多算。於是統計職員們將發揮歷史學家的作用，而文人將讓位於學者。

——路易·布林多 《論作為實證科學的歷史》

巴黎，1888年，p。318

認為歷史是社會問題的學科，或者說立場傾向於社會學歷史的人，在當時有很多。某些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的這種注重社會與經濟團體的共同意願經常被與共產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同情者結合在一起。在這裡最好的例子便是巴黎高等師範的圖書管理員

呂西安·艾爾

先生向數代高師學生傳播

左翼思想

過程中起到的作用。

儘管法國社會學學會早在1872年就已經被利特雷建立，各種思潮的交織碰撞讓社會學的出現進度緩慢。堅持社會現象的自然主義與與有機論解釋的勒內·沃爾姆斯與反對自然主義模式，將

集體心理

至於研究中心的加布裡埃爾·塔爾德在埃米爾·涂爾幹與他的追隨者的打擊下淪為邊緣。

埃米爾·涂爾幹

作為高師畢業學生，哲學教師資格證的獲得者，在1887年起負責

波爾多大學

的“社會科學與教育”課程，並以此基礎確立了自己的學術思想。並將其運用於社會分工（1893），自殺（1897）的研究上。在1898年他創立了《社會學年鑑》，參與者有

塞萊斯坦·布格雷

、莫里斯·阿勒布瓦赫、

馬塞爾·莫斯

、弗朗索瓦·西米昂等人。這份雜誌成為這股被普遍認為是代表了社會學的新思潮的聚集地。

一門新科學與其抱負

涂爾幹研究方法的特點首先是建立了一種吸收了自然科學認識論的社會科學。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涂爾幹將“

社會事實

作為事物”對待 ，把社會事實看作是與物質事實處於同一維度的東西，並且將之置於赫解釋方法截然不同的外在於思想意識的位置之上。

其次，涂爾幹確信於個體相比，社會事實具有自治性，他拒絕那種建立在個體意識的自治基礎上的社會研究。集體的心態並不是個人的心態，因此社會科學不可能建立在個體的、內省的心理之上；應該為了社會而考察社會自身。個體並不是行動者，而是忍受和遵循那些限制的代理人。與自然界一樣，社會透過各種制度來強加一些信仰和實踐活動，即使這些信仰和實踐已經相當個體化。但是 是在“有限的許可差異氛圍內”實行的。因此社會學是有關各種制度，它們的產生以及運轉的科學。

將他的這些論點應用在對自殺 的 研究 後，涂爾幹認為自殺並不是人類自由的最終表現，而是由於社會化過程中的缺陷而產生的一種社會現象。從外部被理解是一個事件的自殺，就成為個體與集體間斷裂的象徵，並且隨即指向對社會中 社會關係性質的考察。

從這些允許將社會事實作為整體 的理論觀點出發，涂爾幹 界定了應該成為社會科學的社會學的遠大抱負。由此，有關 社會的其它一切 實證知識都成為有助於社會學的材料，而有關收集這些知識的學科降格為輔助學科。這些材料的可靠性有待核實，因此還應該讓這些學科具備科學研究方法。

歷史並不是涂爾幹學派的唯一關注點，（《社會學年鑑》所整個科學領域都感興趣）而是被看作是一個優秀的實驗室。在涂爾幹看來，社會學與歷史學並不是不同的學科，只是兩種不同的見解。歷史學揹負著與社會學融合的使命。受其影響 的弗朗索瓦·西米昂認為“事實上（

塞諾博思

所闡述的歷史的）獨特教誨並不存在，我認為無論是作為收集材料的輔助學科還是將透過自身 完成的而獨立學科，歷史都沒有存在的理由，並且註定消逝。而塞諾博思所迴應的正是這種不斷出現的理念。

然而，如果只是把西米昂和塞諾博思的對抗看作是兩個想獲得霸權的學科的競爭，是十分naive的。社會學思潮試圖收回的空間不只是一種權力空間，而且是一種知識空間，其目的是為了知識。它的思想規劃，或者說對社會學的界定，並非是展現策略的機會，而是促使策略形成的首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