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王宏：廣強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金融犯罪案件辯護律師暨金融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主任

題記：基於對無罪的渴望，取保也成為當事人及家屬無奈之下的一種選擇，這也是特定環境下，可以接受的一種現實路徑選擇。但這一路徑的達成，是可談討、可研究、可歸納總結而實現的，絕非玄妙的虛無，也不是各路知識拼湊的起來的“紙上談兵”。

8月12日，在北京轉東北辦案的途中，回想起最近剛收到的判決：2。7億非吸案的梁總被判一年十個月。對此家屬楊女士表示可接受。而我心中思考的，是對這樣原本無罪的案件，怎樣盡力終止在儘可能早的時間內，或者提前取保？我相信，對有無罪基因的案件，需要的是終極辯護方法的探尋。而思考的參照樣本，是自己4年來32起無罪和成功取保的案例。

刑事辯護在我看來，可通俗地歸納為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三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實現成功辯護，落實五條金律非常重要。

一、發現問題

這個階段，就是接案後透過會見、閱卷，發現案件中存在的問題。在這個階段，專業律師介入宜早不宜遲，而專業律師親力親為，才是發現案件問題的關鍵。

對此，我不認同什麼技術決定論。

電子資訊科技

可以幫助人，但人，始終是核心的因素。這是因為，會見、閱卷，是發現案件問題的開始，而問題的發現，除了當事人告訴你的“口述事實”，更重要的是法律上的事實，特別要重視在案卷宗材料。打官司就是打證據，正是在案的證據材料，而不是別的什麼你講的，或者他講的，可以左右案件的走向。但對於案件證據，存在哪些問題？這種問題或者那種問題是怎樣生成的？這些問題為什麼會促成偵查人員有罪的認定？只有透過思考，才能產生對證據的認定予以支援，或駁斥的應對方案。

比如，目前正辦理的

諾遠資產

涉嫌非吸案，透過閱卷，筆者發現了幾個問題：一是偵查階段對當事人李某某的“非法所得”，作了遠遠高出事實的錯誤估算。究其原因，是

證據材料

中以當事人最近一年的收入，推算其三年來的總收入。而事實是，李某某三年前入職時，收入只有案發前的約一半，試用期則更少，只有三分之一。二是同案人

吳某某

，對我當事人李某某的上級，作了誇大的陳述，導致偵查機關認為，李某某是直接向涉案公司總裁負責，但此處的原因無法透過閱卷本身解釋。後來透過會見，才瞭解到，原來吳某某與當事人，曾因費用報銷問題，存在過節，導致吳有意在多處作出與事實不符的供述。三是在案筆錄顯示，偵查機關在訊問中，用了大量篇幅，向當事人李某某瞭解公司的基本情況。分析其背後邏輯，原來偵查機關的入罪邏輯是：李某某既然知道公司的內部情況，則必然為涉嫌犯罪的高管。知悉公司內部情況，與法律規定的在單位犯罪中起到決策、指揮、操縱、協調的作用，存在根本區別。出現這樣的錯誤，顯然是對法條理解和認識不到位造成的。這三個問題的發現，首先是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去閱卷，其次需要思考和比對。否則，僅僅是字句的羅列，或字句的摘取，而沒有經過有經驗頭腦的過濾，則是不能發現的。

對發現問題階段，筆者歸納的辯護金律為：一、對在案卷宗材料之間，以及與會見時當事人陳述的比對，二、參照法律規定，對在案證據所起作用的提煉。

二、分析問題

該階段要分析的是：哪裡出了問題？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會出問題？在分析問題階段，重點是對解決問題方法的取捨。就像醫生對症下藥一樣，考慮對什麼樣的問題，選用什麼樣的方法去解決。

比如筆者辦理的某外籍人士C某涉嫌對敲式

地下錢莊

非法經營案。案件中的“對敲式”外匯經營模式，需要三方主體，即境外的外幣收購方、境內的人民幣支付方、境內的資金過橋方。其具體動作是：境外的外幣收購方，透過向持有外幣現金的持有者收購外幣，再透過國內資金持有方，支付人民幣，經國內資金過橋方賬戶，給付到境外外幣出售方所指定的國內賬戶。至此，“對敲式”外匯交易完成。而案件中的C某，僅系錢莊經營者的一個客戶，卻因為曾介紹過境外經營者阿龍給其親戚甄某認識，在不瞭解地下錢莊經營及利益分配，也沒有獲得任何收益的情況下，被錯誤拘捕。該案明顯的是案件定性，出現問題，即，將交易方認定為經營者。對此，假設沿用一些“老師”所傳授的“數額辯”，花費大量時間去分析涉額數額，因為本案金額達2。8億多元，由此入手花費大量時間精力不說，更重要的是無異於緣木求魚，而且耽誤寶貴的時間，會貽誤戰機。

當然，也有案件需要綜合多種方法進行辯護。比如今年辦結的江蘇某非吸案，透過法理辯，在審判階段開始時，打掉了450萬詐騙罪的不實指控。後來在質證、證據核實階段，再綜合運用數額辯、情理辯，使法官認識到定性及數額計算中存在的問題，取得了1。6億元非吸金額5688萬金額無法償還情況下，三年的輕判。

分析問題階段的難點在於，如果需要法理辯，而辯護律師法學功底欠缺，效果會大打折扣，甚至錯失辯點。對此，成功的方法，是在準確分析的基礎上，準備多一套方案，即採用“+1原理”。

比如前述江蘇非吸案中，審判階段對450萬的詐騙罪指控，如果從犯罪構成要件分析，因為被害人並非基於錯誤認識而交付財物，所以僅從詐騙罪的要件出發，也可得出無罪的結論。但要準備多一套講道理方案，也可以從案件一旦作出非吸和詐騙兩罪的判決，這樣，就會導致現實中，不可能再出現非吸罪，而都將成為非吸+詐騙罪。原因是，所有非吸罪之所以案發，都是因為集資款無法償還。在這兩套方案中，相對於前者的法理闡釋，後面的概括式說理，相當於刑事說理中的“B計劃”，通俗易懂，更易於為傾聽者消化，更容易達到說服的效果。本案中的法官，正是採信了概括說理，透過退回重新起訴，最終公訴人取消了對詐騙罪的指控。

相對來講，分析問題所耗費時間是少於發現問題的過程，但對法學功底要求較高。對非法取證的問題如何界定？電子證據質證的核心難題在哪裡？

司法會計

鑑定與審計報告有什麼區別與聯絡？如果之前缺乏相關知識基礎，就會很抓狂，甚至錯失有效解決有效辯護的機會。對此，本文限於篇幅，不能一一詳述所，還是需要平時的積累。

對分析問題階段，筆者總結的金律包括：三、紮實的法學功底，和對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的準確搜尋；四、對同類案例的精準檢索能力。

三、解決問題

總體講，辯護的重點在法庭，但其實，偵查階段的37天黃金救援期，與檢察官有效溝通，同樣可以改變案件走向。在審查起訴階段，透過羈押必要性審查申請、非法證據排除申請、調取證據申請、特定法律問題的專項法律意見等，都可能影響案件的走向，使當事人走出牢籠。筆者今年初辦理的

陳某某

涉嫌私募基金非吸案，正是在審查起訴階段被取保釋放。

解決問題階段，法律文書的運用，是解決問題的主要方法，當然要輔之以恰當的口頭表達，以及基於豐富司法經驗的動態應對。具體應該怎樣搭配，既有相對固定的套路，又可以千變萬化，而縱使千變萬化，又萬變不離其宗。

以今年辦結的

吉林四平

某金融犯罪的上游犯罪案件辯護為例，在法庭審判階段，總體講，是抓住了發問、質證、辯護、迴應等環節，揭示問題、闡明觀點、挎問人心，但其實

庭前會議

的非法證據排除、證人出庭申請、偵查人員出庭申請，均是可能引起法庭注意的。這也是為什麼說，有經驗的

刑事律師

，其實是“行走的刑辯藝術師”，而綜合辯護效果，是停留在書面上的“紙上談兵”的知識拼圖，所無法比擬的。

解決問題階段，是刑事辯護的結果產出時期，需要做的工作，是以法說理、以情說法，法理情交融，視情展開動態的全面辯護。刑事辯護之所以魅力無窮，正是因為在這個階段，其解決問題的過程，是因案而異的，是需要透過現場思辨，引發庭審現場共鳴，或者引起控辯雙方共鳴，進而達成無罪的“奇效”。

在解決問題階段，筆者歸納的辯護金律是：五、專業透徹的書面表達，與浸透同理心、滲透了對案件深入研究、充分說法析理的口頭表達相結合，以富有感染力、看似漫不經心實則一舉一動皆有深意的微表情、微動作貫穿，透過現場思辨，動態、全息決策，書面與口頭雙劍合璧，打造一氣呵成、直擊人心的無罪辯護。

基於對無罪辯護規律的探尋，筆者經歷了長期的思索和艱苦的實踐。所幸近年所辦案件出現不少成功的結果，包括32起無罪和成功取保的案例。為總結經驗，提示後來者，也為尋找刑事律師者參考，特推出《從成功辯例探尋無罪辯護經驗談三十講》。本篇為第二十講，此前十九講包括：《這些年，我所做的無罪辯護》《東北“網”事：掃黑熱潮中的不實指控成功不訴》《刑事案件無罪有哪三種可能？重大刑事案件成功辯護有什麼方法？》《家長裡短式的辯護不可取》《無罪辯護現場思辨的七個要決》《刑事辯護現場思辨的重點》《刑事辯護的藝術：從<綠皮書>看刑事律師的書面辯護》《誅心辯：不可不知的高階刑辯技能》《直擊人心的辯護，如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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