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使用者2017-10-11 20:26:25

此事可參看李昕升、王思明發表的《清至民國美洲作物生產指標估計》一文（《清史研究》2017年第3期，126-139頁）。

梅囿仁2017-10-12 12:52:40

答案是有影響，但是影響有限。引一段史料作為說明吧：

陳弘謀為雍、乾兩朝重臣。1745年他調任陝西之後，曾頒諭在當地普及紅薯。諭文如下：

“至於陝省向無此物。陝民亦不知此物之可食又易生。若遽勸民領種，小民計利目前。豈肯將有用之地力，種此不可必得之物。

今年總須各官先行覓地試種。或租民地試種。需地亦甚無多。聽小民觀看。”

從中可以得出三個結論：

1。“陝省向無此物”，則可知那時的陝西還完全沒有引進番薯。

2。“陝民亦不知此物可食又易生”則可折射出番薯在全國的普及狀況。倘若番薯當時已在全國其他地區普及，那麼就算陝西農民不種植番薯，也當已聽聞此物的功效，不致對此一無所知。

3。最後的“聽小民觀看”句，說的是當時普及番薯的行政手段。可以看出，陳弘謀並沒有強制普及番薯，而是命下官以建立“示範田”的方式來吸引百姓，使其自行種植。這顯然不可能像後來的“化肥示範田”那樣收穫立竿見影的效果：一來，番薯種植需要變更已有物產，隨之改變的還有生產工具、生產方式，這對於農民而言不啻傷筋動骨，絕非化肥那樣，不過添置一二那麼簡單。二來，當時的資訊普及力也遠遠打不到近現代的水平。最後，番薯作為一種物產，畢竟要受到土地、氣候等狀況的制約，也不可能像化肥那樣，只要使用方法得當，便可立見成效。

此時“康乾盛世”已經過去了一多半，而陝西作為中原大省，莫說普及，就連對番薯的引進也才只是剛剛開始。結合答主@吳俊君引用的民國時的資料，則大致可以推出乾隆至清末的外來糧食作物的普及趨勢。美洲作物在清朝人口爆炸中的作用自然稱得上是“重要”，但還遠遠算不上是“主要”因素。

注：引文出自上田信《海與帝國》，為日方翻譯清朝文字後，再經國人轉譯而來。具體文字難免同原諭有所出入，但文意表達，當不致誤。

runpin2017-10-12 15:11:39

（這估計又是道點贊撲街的問題，好在人少，可以從容補充。）

其實沒啥可爭議的，當然有作用，再如何拔高都不過分。要說有爭議，不如說是對康乾盛世算不算盛世的質疑頗多，比如張宏傑的《飢餓的盛世》一類的，無非都在把滿清統治中國當做近現代一切罪孽&屈辱的淵藪罷了。

研究農業史都知道，全靠外來作物，包括玉米、土豆、番薯、南瓜……晚明人口終於突破了一億大關，而有清一代更是仰仗這些基本不與稻米、小麥搶耕地的作物，才使得中國可耕地面積擴大了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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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與乾隆時中國領土面積擴充套件到一千三四百萬平方公里也有關）。乾隆繼位時，中國人口1。4億，54年後，也就是他退位那年翻了一番到達2。9億，所以，沒有這些活人無數的逆天神器，康乾盛世是不可能的。也因此，康乾盛世還有一個叫法：番薯盛世。

如果坐火車經過貴州，總會聽到播音員介紹說：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意思是這地方向來地瘠民貧。經濟史學家梁方仲的《中國曆代戶口》中有統計：元朝，貴州人口不到60萬；明朝軍屯，強制遷徙中原及江南各地軍民到貴州，總算在明末把人口提升到70萬。然而播州之役和明末戰亂後，貴州人口又降到元朝的水平。也就是說，差不多400多年間，貴州人口幾乎沒有增長過；而清初幾十年休養生息，到雍正十年，貴州人口首次突破100萬大關，乾隆時到了300萬，咸豐年間500萬，到清末，貴州人口激增到870萬之多。那麼耕地不足、糧食奇缺的貴州何以有這種發展呢，究其根本無非兩個原因：（1）改土歸流。（2）玉米和番薯的廣泛種植。

明末，參與平定播州之亂的郭子章寫過《黔記》，書中並不見玉米的記載，郭算半個博物學家，他都沒有提到，可見起碼在萬曆時期貴州應該沒有玉米。到了乾隆年間，愛必達任貴州巡撫，他的《黔南識略》中才對玉米種植有了詳細描述，而這也與貴州人口的迅速增加在時間上吻合。社科院清史研究室《清史資料》第七輯中有一段對貴州該時期農業狀況的描述，說在普安州，就是今天黔西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玉米地位極重要，“民間賴此者十之七”。如此，外來作物在康乾盛世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人要吃飯，人口增加一定伴隨糧食消耗的增加，而且中國曆朝歷代還要交皇糧國稅，但糧食畝產在前工業時代有定數，全靠稻米、小麥、粟這些低產作物會餓死人的。按此邏輯，當清中後期人口增加到4億以上，需要多少可耕地、應該種植何種作物方能滿足這種消耗基本可以估算出來，真沒必要在這些問題上胡攪蠻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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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清朝耕地面積是明朝4倍的商榷：

《中國農業經濟史》中關於明朝耕地面積開列過一張表，明朝可耕地面積從1381年到1571年間，始終維持在3。7億到7。0億畝之間，其中1393年跳到8。5億畝，很突兀。以中國古代4畝地養活一個人算（化肥農藥出現前的最低標準），明朝耕地面積頂峰時在4到5億畝比較可信，因為明朝人口頂峰時期不過一個億。不能因為明朝“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國門”就認為明朝人種地比清朝人厲害吧。

同樣，根據鄭正、馬力、王興平1998年7月15日發表於江蘇社科院《江海學刊》上的《清朝的真實耕地面積》一文統計，清朝耕地面積從道光到宣統年間沒有太大變化，約略等於1949年的數字，也就是20億畝！你所說的少於15億畝邏輯上不自洽，因為這個數字養不活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所以，俺說的4倍是有出處的（可能不確切但有出處），並非什麼“空間疊加黑科技”。

JonathanLin2017-10-13 15:21:31

首先認為這個問題屬於釣魚性質，我大清四億人口當然是皇上聖明領導的結果，與小小土豆紅薯何干？個人想法，不喜者歡迎噴之。

我給這個問題一個不是回答的回答。

把宋元明清四個朝代，非戰亂時期，官方地畝人口稅賦紀錄較全的地區挑岀來做樣本，用人口和稅賦（糧食產量）的資料建模，模擬人口與地畝和糧食產量的線性關係，最後判斷清朝的資料是否異常即可。

清立國二百餘年，農業技術與明朝相比進步了多少心裡都有點兒8數。

洗，使勁兒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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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薯意義在於不佔農地無需施肥不耗人力。青黃不接時續命，大大提高了貧民死亡和民變的那個啥值來著？

拿耕地面積說事兒的，不是那個啥就是那個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