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從三十年前的一個故事講起

不知道你有沒有思考過一個問題：為什麼遭受了同樣的殘酷打擊，有的孩子一生深陷泥潭無法走出，而有些孩子則從創傷中恢復了過來？

1992年，有一群兒童引起了美國各界密切關注，他們被稱為“大衛的孩子（Davidian Children）”。他們之所以“名聲在外”，並非是有什麼過人之處，而是因為遭受了到非人的虐待與傷害。

這群“大衛的孩子（Davidian Children）”從小在一個喜怒無常的邪教首領身邊長大，每個人都可能因為犯下一點點微小的過失而招致十分嚴厲的體罰或者羞辱。“

行為不端

”的孩子還可能被禁食數日，抄寫經文百遍，或者關到小黑屋裡獨自呆一個晚上。更可怕的是，這個首領一直以“最終決戰”的名義，強迫所有人進行武裝訓練。於是就連七八歲大的孩子都要進行軍訓，學習格鬥技巧以及如何使用槍械。

最終，FBI的談判團隊費盡周折先救出了二十幾名孩子。這些孩子大的11歲，最小的才4歲，他們來自不同的家庭。

從常人的視角，他們是脫離了地獄般的生活；然而從他們的視角，卻並非如此。他們從小都被告知外界的人是邪惡的、好戰的，一旦和外面的人接觸，他們都會被殺光。而且在那個時候，他們也的確被迫與父母分離，更加坐實了“營地外面的人不安好心”的事實。

面對這樣一群孩子，當時的心理治療團隊是怎麼做的呢？

首先，團隊負責人意識到如果要讓孩子感到安心，那麼孩子身邊的大人得先放鬆。當時在營地裡所有的成年人都太緊張了，比如警衛、兒童福利部門工作人員、執法人員等。周圍的成人如果整天處在高壓當中，兒童會自然而然地察覺到，並跟著一起緊張。

其次，他不急於進行任何治療干預，因為這隻會適得其反，當務之急是恢復孩子們的生活秩序。研究顯示，受過創傷的兒童一大特點就是身體的“應激系統”長期處於警戒狀態。他們在之前的生活中經常會遭到突如其來的打罵和懲罰，因為這些刺激沒有任何規律可言，大腦會解讀為“環境十分危險”，於是為了生存，便讓身體時刻處於高壓狀態中，以應對任何可能的危險。

當時整個工作團隊幫孩子制訂了一套生活計劃：按時起床、吃飯、睡覺，每天有固定遊戲時間和學習時間。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可以找團隊裡的某人聊一聊；不願意的話，也不勉強。每天晚上孩子入睡後，團隊成員會聚在一起彙總所有資訊並討論。這樣一段日子後，大部分孩子不僅有了明顯的好轉，同時也都和一兩個團隊成員建立起了親密的關係。

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當團隊成員再去聯絡當年的那群孩子時，他們發現：無論這些孩子最後去了什麼樣的家庭，那些發展得最好的，一定是那些和周圍人建立起了最多高質量關係的孩子。至於建立關係的物件，這無所謂是誰，可以是

心理諮詢師

，可以是養父母或者叔叔阿姨，也可以是學校朋友或當地政府部門的人員。

02 創傷治療的原則及階段

當時團隊負責人採取的行為符合了治療創傷的兩大原則。

心理創傷

的核心經歷是自主權的喪失（disempowerment）和與他人感情聯絡的中斷（disconnection），因此，治癒傷痛的基礎在於重建創傷患者的自主權和創造新聯絡。

復原僅能在與他人重建聯結的過程中達成，創傷患者須重塑由創傷經歷損壞或扭曲的

心理機能

，包括基本的信任感、

自由意志

、主動性、能力、自我認同和親密感。這些機能原本即是從人際關係中形成，也必須在這樣的關係裡重建。

復原的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三個階段的首要任務分別如下

：第一個階段是安全的建立；第二個階段是回顧與哀悼；第三個階段是重建與正常生活的聯絡。就像任何模型一樣，這些復原階段只供參考，不可當成不變的真理。一個階段結束後，患者可能會因為某些應激事件再次退回原本的狀態；更多時候，你有可能三個方面的工作同時進行。

開始治療時，如果你認為患者有創傷相關的症狀，應該毫無保留地告訴患者這個資訊。知識就是力量，通常，受創者光是知道自己真正的病名，壓力就減輕了。經由對她的確診，她開始對病情有了掌控。不再禁錮於無言的創傷中，她發現自己並不孤獨，有其他人受同樣的苦。

有的人會感到放鬆，而有些人則感到更加絕望，我們應鼓勵患者：你不是命中註定要一生受這種折磨，你可以得到復原，就像成千上萬戰勝病魔的人一樣。

根據虐待的程度及持續的時間的不同，復原工作第一階段的難度也會有所不同

，有時光是第一階段就要耗費幾個月乃至一年的光陰。創傷患者會覺得自己的身體不安全，情感和思想都失控，對與其他人的關係也沒有安全感。

安全感的建立，從專注對身體的掌控開始，再逐漸向外擴充套件到對環境的掌控。如果創傷事件發生在近期，那麼對身體的掌控應該從醫療檢查開始。即使只是作例行檢查和治療，醫療工作者也應尊重患者的自由意志，我們往往將注意力放在了患者所受的傷害上而忽視了這一點。

提供基本醫療照顧之後，對身體的掌控將集中於恢復飲食和睡眠的生理時鐘，以及減輕過度警覺和記憶侵擾的症狀。如果創傷患者的症狀很嚴重，就該考慮用藥物治療，軀體反應可以透過使用藥物以

行為療法

改善，比如說各類放鬆技巧。目前廣受歡迎的是透過練習正念培養對痛苦的耐受力及對症狀的察覺，同時這也是一種非常好的放鬆方式。

總的來說，身體完整性的重建應注意下列事項：基本健康的需求；身體機能的調節，如睡眠、飲食和運動；創傷後症狀的處理；以及自我挫敗行為的控制。

03 建立安全感與掌控環境

在近期急性創傷的案例中，通常還要與患者的家庭成員進行會談。至於是否要有這樣的會議、邀請誰參加，以及哪些資訊可以公開等問題，最終仍應由創傷患者決定。無論如何患者怎麼決定，提供些許有關

創傷後應激障礙

的預防教育，對所有參與者都有益處，這樣家庭成員可以更瞭解如何支援創傷患者。

對患者及關心她的人而言，在許多事情上做決定是充滿壓力的。她可能會感到迷惑和矛盾，並發現自己的矛盾心理會反映在與朋友、戀人或家人相左的意見裡。在這方面，賦予患者自主權的最高原則經常被違反，比如他人會處於保護的目的試圖支配創傷患者的決定，或在未得到她的同意前採取行動。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報案這件事。像所有其他的問題一樣，要讓創傷患者自己抉擇。在理想的情況下，下定決心報案等於是開啟通往恢復

社會生活

的門。然而實際上，這個決定可能讓創傷患者捲入一個對她冷漠、甚至敵對的

司法體系

中。

縱使在最好的情況下，創傷患者必須預期，在她自己復原的時間表和司法體系的時間表之間，會有一個明顯的差距。她重建安全感的努力，很可能因法律訴訟的介入而中斷；正當她的生活趨向穩定時，一個

出庭日期

的通知很可能就使記憶侵擾的

創傷症狀

重現。

因此，是否從

司法制度

索償的問題，一定要三思而後行。創傷患者必須在充分了解其利弊的情況下做這個決定。

對長期童年受虐的人而言，建立安全感是一項極端複雜和費時的任務。他們照顧自我的能力嚴重受損，會捲入各類自我傷害行為中，包括但不限於：自殺、自殘、飲食失調、藥物濫用、衝動冒險，以及反覆捲入被剝削或危險的

情感關係

中。

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沒能學會更有適應性、更能自我安慰的方法，因此只好用自我挫敗的行為調節那些難忍的情緒。自我照顧和自我安慰的能力，是不可能在受虐的童年環境中形成的，它們必須在往後的生活中努力建立起來。

因此和這類人群工作時，可能剛開始時連建立一個目標都非常困難 —— 他們不知道自己要什麼，也不知該是否對面坐著的另一個人。

04 一個案例

薇拉

是一個24歲的單身母親，曾長期被男友毆打虐待，後來一次事件她終於鼓起勇氣向法庭申請了保護令。然而生活並沒有馬上好轉，從男友離開後，薇拉吃不下、睡不著，連白天都很難起床，噩夢、關於暴力的記憶和過去美好時光的溫馨回憶錯綜複雜地交替著。她常常情不自禁地哭泣，並屢次有自殺的念頭，為此她求助於心理治療。

最開始，她承認自己無法想象沒有他的生活，甚至已經開始想念他。治療師建議她先不要急著離開男友，這個目標太過宏大，可以往後放。她必須先使自己堅強，增加安全感及對生活的掌控感，才能擺脫惡性的親密關係獨立生活。

薇拉起初無法按時參加面談，治療師指出她如果能夠遵循自己制定的計劃，對自尊心的重建是相當重要的。後來薇拉能夠規律地參加諮詢，每次面談治療師都致力於幫她找到一些正面的、她確定能承擔的行為。後來，薇拉有了一個重大轉變：她買了一個記事本專門用來記錄每週的任務，而不是每次翻遍皮包找出一張廢紙來記錄。

接著，治療師幫助薇拉戒掉她對可卡因的依賴，說服了她服用抗抑鬱藥來對抗她的抑鬱。當症狀減輕後，治療的焦點轉移到了孩子身上。治療師教授了一些親子互動的技巧，並鼓勵薇拉將孩子也帶來接受心理治療，同時列出一些幫助照養孩子的實際選項給她。

心理治療的工作繼續集中於設定具體的目標，例如，在一個星期的期間內，薇拉答應在孩子睡前講故事給他們聽。這個活動逐漸演變成一個極舒服的習慣，母子雙方都很享受，而且她發現自己不再需要花費很大的力氣將孩子弄上床。薇拉的另一個轉折點是當男友在這個甜蜜的親子時間來電要求馬上見面時，薇拉會拒絕被打擾。她告訴男友，她不想再看他的心情隨傳隨到，以後他要見她時，必須事先預約。

諮詢結束前，薇拉很驚訝但亦有一些感傷地說，她發現自己已不再那麼強烈地需要男友。實際上，她是真正感覺到，沒有他時她也能活得很好。

參考資料：

《創傷與復原》，2015，

機械工業出版社

The Boy who was Raised as a Dog，

2007， Basic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