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博伊斯作品油脂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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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1《瘋癲與文明》其二：古典時期

文藝復興之後，瘋癲便一直在理性話語下活動，成為理性研究的物件。笛卡兒在《沉思錄》裡對瘋癲的沉思，使瘋癲被完全排除在理性主體之外，而劃歸於不理性一類。從此開始，理性得以把瘋癲從那詭譎神秘世界的神遊里拉回到現世，安放在理性反面的位置上，人們開始從理性的眼光對它進行解剖和描述。

在此之前，理性與瘋癲雖然作為相互關聯的辨證關係存在，

但至少理性還不具有排斥的權力

，因為我們總在理性的極致裡看到瘋癲，在瘋癲的極致裡見到理性，然而從笛卡爾開始對真理的探求和沉思，理性得到一個主體性的地位並擁有權力。

理性的權力，來自於笛卡爾剔除了那些危害理性的事物，理性得以在認識真理之路上暢行無阻。由此看來，

理性的權力不是由理性自身建構起來的，而是在排除那些對理性有可能的危險因素中，得到穩固的地位

。

這個地位似乎既脆弱又牢固，它的脆弱來自於理性並不是自給自足地建立起來，而是透過對自身危害的排除而得以鞏固的；與之相反，一旦理性排除的危險越多，它的地位越牢固。從這個意義上看，理性勢必要排除瘋癲，因為瘋癲是對理性認識真理的最大危害；另一方面，理性也透過排除瘋癲而得到自身牢固的地位，從而擁有論述瘋癲的權力。

瘋癲在古典時期已經不再被視為一種個人生理或是心理的特異現象，而是被當作一種社會危害—— 對理性控制下的現代資本社會秩序的危害——來對待，在最初的禁閉所中，瘋人是與遊手好閒者、流浪漢、敗家子之類的人一同被監禁和管理，

“18 世紀末，霍華德進行了調查。他遍訪英國、荷蘭、德國、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各主要監禁中心——‘醫院、拘留所、監獄’……他看到，違反習慣法者、家庭浪子、無業遊民和精神病人都被囚禁在同一大牆之中……在 150 年間，禁閉已成為各種濫用權力因素的大雜燴。”

上述各類人在個人的生理或心理上並沒有很大的共同點，而他們之所以都成為被

禁閉

的物件，其

原因就自然不在於他們自身，而在於社會對他們的評價。

1656 年巴黎總醫院成立，對非理性的禁閉從此開始。總醫院雖名為醫院，但並不是一個醫療機構，而是一個半司法和行政機構，是一種治安手段和禁閉所。它的目的是用來保證公共安全，制止“成為一切混亂根源的行乞和遊手好閒” ，因為遊手好閒和懶散在古典時期被視作是對上帝的統治的反叛，它領導和壓倒了一切惡習。這樣，禁閉所對遊手好閒和流浪乞丐進行肉體和道德的束縛，迫使他們工作，試圖用工作來消除遊手好閒，用勞動來消除失業。

但從經濟和實用價值的動機來看，福柯認為禁閉所是失敗的，是工業化初期的一種笨拙而無效的救治和社會防範措施。很明顯，直到這時瘋人並沒有被當作一個需要特殊對待的群體，對瘋癲的排斥根據是勞動道德準則。瘋人與“窮人”、“失業者”、“懲戒犯”等共同被禁閉，繼而形成了懲戒。久而久之，瘋癲的悲劇性體驗逐漸消減之後，一種批判性的體驗佔據了主流，而

批判性

體驗產生的直接

後果就是產生了瘋癲的罪惡感

。

在古典時期，人們認為勞動有一種贖罪的力量。在勞動中，罪惡得以消減，道德得以昇華。瘋癲在這一禁閉時期並沒有被賦予發言權，它被視為違反社會秩序的一員，並同那些遊手好閒的人成為一個倫理主體，為自身的罪行在禁閉所內贖罪。禁閉所的發明，正是古典時期資產階級美德憧憬的流露。

在此，道德被視作是理想，視作是要事，視作是律令，禁閉正是用暴力壓制那些反道德的社會要素，用勞動讓他們的道德昇華，讓他們迷途知返，讓他們重獲拯救。所以瘋癲並沒有得到理解，它被排斥在各種機制之外。這標誌著一個決定性的時刻：此時

“人們是從貧困、沒有工作能力、沒有與群體融合的能力的社會角度來認識瘋癲”。

由此可以看出瘋癲言說自身的地位不斷地被縮小並由理性代言。 這種瘋癲話語說明了理性的排斥作用。理性在塑造自身地位時，最重要的是對異質的事物進行界定，並對它進行言說，透過理性的語言來了解這原本不在理性範圍內的事物，所以使這個異質事物突顯出來成為理性的物件是很重要的。

十七世紀，瘋人被監禁，此時尚無對瘋癲的一般性論述，但是瘋人作為一個理性團體的他者是可以被輕易指認的，所以理性把瘋人放在一個隔離區域。

十八世紀，由於瘋人已經固定為理性的對立面，所以一種關於瘋癲的話語便得以開始，並建構一套可以指認瘋癲的瘋癲話語。

漸漸地，我們將在這個排斥作用下看到關於瘋癲的體驗逐漸消失，

然而屬於理性的瘋癲則在十九世紀取得它完整的話語權力，在那裡，瘋癲將在一個更完整的醫療體系下被言說與矯治。

引用資料：

［1］張之滄。走出瘋癲話語——論福柯的“瘋癲與文明”［J］。湖南社會科學，2004（06）：28-32。

［2］黃暉。瘋癲的沉默與理性的獨白——解讀福柯的《瘋癲與文明》［J］。法國研究，2010（01）：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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