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崖子

宋《

鶴林玉露

》中載，北宋開國名相

趙普

，曾止讀半部論語，而其才可治天下。遂世傳“半部《

論語

》治天下”之佳話。《論語》作為儒生們的聖典，在漫長的時間長河裡既能啟發真知，又能啟迪後人。子曰：“詩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不同於《

詩經

》，《論語》教授的是一種

儒家哲學

，小到修身而齊家，大到治國平天下。

我在讀《論語》的時候經常思考：

孔夫子

及其弟子所稱頌的所謂“君子”，究竟具有一些什麼樣的品質？而一談起古之君子，恐怕大家心中立刻想起的是那群淡泊名利、寄情山水、視名利如糞土計程車大夫，如“不為五斗米折腰”陶淵明。也或許是那些“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儒士，就如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簡而言之，一般人的印象裡，君子就是有風骨，有文化的人。

但我想談談的是君子性格應有中的另一面，“君子之重”。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在這句話裡，孔夫子說，君子如果不莊重，就不能保持威嚴，因此他學習到的東西就無法鞏固。在我看來，莊重之意並非所謂的擺架子，即面目莊重而內心不純。例如部分偽君子就喜歡將莊重範圍刻意擴大化，時時刻刻都做作不堪，落入古板虛偽之流——這並非儒家或者君子原本自然的形象。追本溯源，這種現象在北宋理學出現的時候就已經十分明顯了——

宋哲宗

元祐元年，丞相司馬光去世，著名的理學家程頤負責主辦喪事。那天正逢

太廟大典

。朝中大臣在太廟唱完歌，聽過奏樂大典後，一同去弔祭司馬光，程頤在門口加以阻止，理由是《論語》有“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句。大名鼎鼎的學士蘇子瞻站出來反駁：《論語》是說哭則不歌，又不是歌則不哭。大家都深以為然，於是在蘇軾的帶領下進入司馬光家中弔祭。按當時風俗，司馬光的諸子應出來招待客人，程頤卻立馬禁止他們出來，原因是古禮的規定與此不同，作為孝子，應當悲傷得無法見人。這被蘇軾知道了，就當眾嘲笑程頤：“伊川可謂糟糠鄙俚叔孫通”，引得眾人鬨堂大笑。

同樣為理學家，程顥的行為就顯得更加自然，又不失君子之風。有一次，兄弟倆應朋友邀請參加宴席，按照北宋文人的時尚，其中一般會有妓女陪酒。程顥對妓女視若無物，正常地吃飯喝酒。程頤卻對此非常不滿，離席而去。事後，程頤拿這件事責難程顥，程顥卻不緊不慢地說：“昨日席上有妓，我心中無妓；今日室中無妓，你心中有妓。”程頤聽了無以反駁，默默退出。由此可以看出，程頤已經具有了一些“走過場”的“裝模作樣”，何況再經歷百年後逐漸僵化的理學家們。古板虛偽影響了君子的真正形象，作為明清部分士大夫剪影的《

儒林外史

》中此等現象猶甚。那麼孔子所說的、君子應有真正的“莊重”到底應該如何去描述？就筆者淺薄的一點感想來看，莊重所意應有三重，曰“鄭重、尊重、自重”。

鄭重

儒家強調“信義”。孔子就曾說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作為儒家道德集合體的君子必定也是要重信的——這便涉及到了“君子之重”中的“鄭重”。顧名思義，“君子”必定是一個鄭重於承諾，言出必行的人。但君子絕不只是重視承諾，這份鄭重更應該要傳遞到重視自己誠心所做的每一件事上：

如子夏曾經說過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在萬般接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那個時代。讀書人的地位和農工商自然是不同的，因而能讓讀書人誠心做的事是什麼呢？“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用大詩人杜甫的話來說，想來無非是“出仕”了。另一方面，

儒家倫理

下計程車子對父母的服侍也是十分重視的——或許，古代士子真正誠心的事情便只有“事父母，事君”了。由此可知，作為一個君子，兩者都應該要竭盡全力，甚至“致其身”。這就是說，儒家的君子也必定是一個有擔當，鄭重其事的人。居當今之世，再考量這份鄭重，大概也就是一種拼搏奮鬥，竭力追求正確理想的精神吧。

我們也可以想一想在生活中那些對理想有著執著追求的人，在談論到其相關領域時，身上往往散發著強大的氣場，讓人莫名的懾服。雖然孔子也說過“巧言令色，鮮矣仁”，就我愚見認為，孔夫子說的是那些做正事也仍舊嬉皮笑臉，辦事只知道巧言令色的人，並不是一味反對幽默和風趣。相反的，我接觸過的許多位優秀的老師和教授，都令我印象十分深刻——他們莫不是平日和藹可親，也能與我們玩笑；但是一旦涉及到知識、教育，就無不是面容肅穆，莊重嚴謹，散發出強大氣場的了。也正是這份鄭重，才令作為學生後輩的我們不自覺地去信服，去領悟。

尊重

《葉問2》中有一個經典的畫面：葉問在面對外國拳擊手龍捲風的嘲諷時，鄭重地說：“中國人點香不只是為了計算時間，它包含著一種中國人的謙遜”。

在中國古代，燒香主要是為了祭祀，於是很多人就因此對傳統文化和儒學產生了誤解，認為古代傳統文化是迷信的、盲目尊重的、束縛個人自由的。然而事實並不完全如此：中國人祭祀的“鬼神”到底是何物呢？《論語》載：子曰：“聰慧正派謂之神”。這就規定了中國人的“神格”——大量“聰慧正派”之先賢聖人，大儒名將可以受到人們的祭祀——這其中包含的是中國人對大自然的尊重敬畏、對於前賢先人功績的尊重認可、對前輩智慧的尊重繼承（也正如著名的物理學家牛頓所說的那句，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樣，是謙虛而智慧的），這體現了中國人的謙遜，不同於一部分現代人只是學習了西方學識中的隻言片語，就去拾人牙慧、以之“懟”天“懟”地的盲目自信。

中國人這種謙遜品格並非是長年的東南季風颳來的，而是傳統文化與儒學的幾千年沉澱，逐漸內化為中國人文化基因的明證。我以為的“君子之重”的尊重便是如此，具有“謙遜”與“智慧”。

進一步地說，君子的謙遜具體該如何描述？依某愚見，首先，君子首先尊重的便是“學識”，即“道”。正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君子追求的是“道”，但是他以一種虔誠的心去經營學習“本”。這正是君子謙遜，尊重學識的一種體現。於今天來講，這就叫打好基礎。而那些好高騖遠，誇耀學識的人，他們並未做到尊重學識，只是把學識當做一種

求名求利

、顯示自己的工具而已。

事實上，儒士們對於先學的尊重也是來源於對學識的尊重。“

三人行，則必有我師

焉”這是一種尊重先學的精神，但又有“擇其善者而從之”，面對先學，君子最強烈的願望便是把他們的學識汲取到自己身上。所以說君子對前輩們的敬仰來源於對學識的尊重——也正是這份尊重，讓我們不會把學識用到邪惡的、不正當的途徑中，具有強有力的

社會約束力

。

其次，君子也是一個懂得尊重他人的人。孔子曾經說“君子去仁，惡呼成名？”說明君子成名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他的“仁”。認為“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而孟子所言“仁也者，人也”。我認為，“仁”便是一種人本思想，有著這種思想的君子能夠尊重他人，所以才會成名，為人所稱道。

那麼君子的尊重又應該如何體現呢？這便涉及到孔子一直所強調的“禮”了。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這一方面說明了心中有仁，禮才能名副其實，不會顯得虛偽。另一方面，這也證明了“禮”是體現“仁”一種重要方式。所以孔子所說的重禮，無論是“富而好禮”還是“君使臣以禮”，都是仁心的一種閃耀，是孔子在告誡我們要去懂得尊重他人。有子所說的“禮之用，和為貴”，也正是在這一方面告訴我們：只要我們懂得互相尊重了，人與人之間就會更加和諧。

自重

“無友不如己者”這句話，一直以來頗多紛爭。令很多人對孔子、對儒家有著些許偏見——既然君子是一個“泛愛眾”的人，是一個“仁”人，在“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先決條件下，為什麼又要說“無友不如己者”呢？那是因為，我們對此處的“友”有著一定的誤解：這裡的“友”並不是指我們今天所說的“泛泛之交”，“萍水相逢”之輩。而應當是志同道合，有所增益之友。在這個背景下，“不如己”並不是指的技術上的、具體才能上的比不上，而是人格上的、品質上的缺陷，即上文說的無“鄭重”、“尊重”的品質。

從這個角度看，從內心來說，君子應該是一個“高傲”的人，是一個自重的人。他不屑於和那些道德、學識上不正的人深交。他的朋友必定是能夠和他探討“大道”的人，正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孔子也曾說過，君子厭惡“稱人之惡者，居下流而訕上者，勇而無禮者，果敢而窒者”。這些人道德上有缺陷，做不到尊重他人和鄭重其事的人。君子也就會拒絕這種朋友，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鄭重，尊重，自重”三者合一方為“莊重”。“鄭重”令人信服，“尊重”使人折服，“自重”才顯威嚴。鄭重其事的人才能散發出強大的自信，讓人不自覺地去信服，譬如

拿破崙

，他總是以強大的自信去鼓舞部下、以謹慎的部署去贏得勝利；懂得尊重的人才能獲得人們的擁護，才能使他人折服，例如孔子盛名諸國，依然徒步拜望並謙虛地向老子求教，這也是使他成為流芳千古的至聖先師的優秀品質。“自重”的人能夠體現出自己人格上的高貴，如至今為人稱道的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從而開闢出

田園詩歌

的一方天地——懂得如此之莊重，君子才能夠獲天地大勢所認可，攜煌煌之勢，而顯君子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