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會，高階官僚謀反是一件時常發生的事情。這與秦朝以來中原王朝結構上的固有缺陷直接相關。

秦朝以來，中原王朝在結構上存在主弱臣強的固有缺陷。由於選材範圍不同，中原王朝的君主通常來源於一個小家庭，中原王朝的官僚通常來源於全國所有人。特別是隨著中國教育的普及，官僚後備軍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在權力執行過程中，出於維護現任君主權力的需要，以及防止官僚利用儲君謀反的考慮，儲君往往受到極大的限制，只能在理論上學習儒家經典，不能接觸實際政務。而儒家本身就是一個可操作性極差、導向性也存在重大缺陷的學派。這就直接造成中原王朝在君主位置上缺乏合格的繼承人。再加上選材範圍過小，人才波動也比較大，不能保證每一代君主死去時，都有年齡合適、能力合適的儲君繼位。這樣一來，在整個帝國都設計嚴密的情況下，君主成為中原王朝最大的弱點。

缺什麼補什麼。由於在王朝體制內，皇帝集團天然處於弱小帝位，為了從大臣手裡奪取權力，古代中國有作為的皇帝都想盡辦法加強集權。而這些集權行為反過來暴露了皇權的虛弱。

秦始皇看到李斯的儀仗規模，表示反感。李斯馬上知道了，縮減了排場。秦始皇大怒，將當時陪侍的普通侍從全部誅殺。這種強烈的危機感充分暴露了秦始皇的獨夫本質。而更加突出的是，秦始皇始終沒有立太子。我們常說的公子扶蘇，致死也不過就是秦始皇的“長公子”，不是太子。身為第一個統一全國的君主，在六國餘孽虎視眈眈的局面下，面對及其重大的歷史任務，秦始皇不是透過確立太子來確保權力中心穩固，而是孜孜以求去尋求長生不老的靈丹妙藥，這已經完全蛻變成了一個貪婪地吞噬權力的吞噬獸。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秦始皇更像是一個權力迷，而不像是一個卓越的政治家。中國古人不斷強調政治的使命是什麼。商王武丁的名相傅說說：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事事，這是政治的基本出發點。我們現在說，實事求是，說一切從實際出發，就是這一原則的基本體現和延伸發展。春秋戰國時期大量的政治家反覆討論政治家的職責和任務。基本的觀點就是政治工作就像“農功”，要按照時節順應規律指導社會生產健康發展，要雷厲風行壓力打擊竊取損害社會果實妨礙社會生產的各種害蟲、壞蛋。可以說，我們現在所說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不但是社會主義原則，更是中國三千年來流傳不絕的政治理念。在這樣的政治角度來審視秦始皇，作為一個政治活動家，秦始皇表現得更像是西方近代《

君主論

》所說的馬基雅維利式的君主，一心只為了自己的私慾，完全不符合中國進步政治理念的要求。秦始皇就是一個“獨夫”。

秦始皇在歷史上得到過很多名人、乃至偉人的稱讚。但是秦始皇所得到的這些稱讚，很大程度上不是針對他個人，而是針對秦朝首次統一中國所做的開創性的統一工作。這些工作與其說是秦始皇所做的，不如說是秦朝歷代君主的不懈努力、先秦法家卓越的改革工作、戰國時代社會發展的必然需求所共同推動的結果。秦始皇獲得這些稱讚，只不過是適逢其會。秦朝統一，是秦朝歷代君主的不懈努力、先秦法家卓越的改革工作、戰國時代社會發展的必然需求所共同推動的結果。在這件大事裡面，秦始皇自己更擅長的是抓權。秦始皇獨得大名，可謂是貪天之功為己有。同時，考察他所主持的幾項工作，修築萬里長城，修築直道、馳道，驅逐匈奴，吞併百越直達北越，這些舉措規模極大，動用力量極大，本應是幾代人的工作，但是他野心勃勃、不切實際地在十年內全部做完了，直接導致了秦朝崩潰。從他執政能力的表現來看，秦始皇統一，與其說是秦始皇的設計，不如說是秦始皇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他不過就是因緣際會、浪得虛名。

秦始皇作為中原王朝第一個皇帝，就已經將中原王朝的弊病表現的十分明顯。君權表面上看十分強大，可以胡作非為，但是十分孤立，時刻面臨著危機。強大如秦始皇，也會對丞相——官僚的代表——感到如芒刺背。如果換一個更加高明的皇帝，心態更加正常的皇帝，對於獨裁沒那麼感興趣的皇帝，中原王朝在制度設計上主弱臣強的缺陷，也許會得到一定程度的彌補。但是秦始皇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秦二世繼位以後，更是對秦朝宗室進行了血腥屠殺，秦始皇留下的公子公主全都遭到了屠殺。這進一步暴露了君主本身的孤立。在這種孤立背景下，趙高輕易就廢黜了秦二世。兩代君主都沒熬過去就爆發了廢立事件，中原王朝主弱臣強的弊端暴露無遺。

選材範圍極小，培養範圍極小，再加上君主本身缺乏足夠龐大的人物集團充當自己的羽翼，中原王朝的君主集團處於十分弱勢的地位。

漢朝帝王也同樣處於十分尷尬的狀態。漢高祖劉邦斬白蛇起家，十餘年間橫掃天下數次，可謂聲威顯赫。然而即便如此，他也要在呂氏家族的家主呂澤去世之後才敢於嘗試廢黜呂雉所生太子劉盈、謀立戚夫人所生皇子

劉如意

。而且就這他還失敗了。張良幫助呂后邀請商山四皓為太子羽翼，透過示強直接擊敗了劉邦。呂后在劉邦死後肆意妄為，一時風光無限。結果操作不慎，害死劉盈。然後，失去兒子的呂后陷入了空前危機。在這個時候，是張良的兒子恐嚇宰相交出軍權（宰相在宮中治喪，張良的兒子張闢疆說呂后哭而不悲，你們可能沒辦法活著出宮了），呂后才得以從容執政。隨後呂后大肆封呂氏為王，三次廢除劉姓趙王改立呂氏。結果呂后去世當月，大臣就忽悠掌握軍隊的呂祿交出軍隊“避禍”。呂祿這個廢物居然聽了。幸虧他諮詢呂家其他人被否決了，呂氏家族才多活了好幾天。緊接著周勃等人就假傳命令，呂祿乖乖地交出了軍隊。當夜就爆發了政變，呂氏家族全滅。然後功臣集團經過會議，排除了母親一系勢力很大、自身實力也很強的齊王等諸侯，選擇了代王劉恆。劉恆進入皇宮的當天，漢朝就殺光了劉盈的全部兒子，說他們全都是養子。劉恆後來為戚夫人立祠祭祀。漢文帝劉恆不得不在功臣集團的控制下勉強維持局面。他想重用一個賈誼，都遭到極大阻力。最後賈誼抑鬱而終。漢初功臣接連出任丞相一職，竟然成了一個奇葩的傳統。漢文帝對此毫無辦法，只能拼壽命。值得一提的是，呂后為了穩固家族地位，強令劉姓諸侯王娶呂氏女為王后。這些王后和他們的兒子似乎全都被殺死了。後來司馬懿發動高平陵政變以後，也是這樣對待曹氏一族的。政治鬥爭一向如此殘酷，儒家寫的那些都是糊弄老百姓的。

有人可能覺得儒家糊弄老百姓是為了給人以信心。其實真正的信心不需要虛假的東西來維持。商王武丁的名相傅說說：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事事，這是政治的基本出發點。春秋戰國時期大量的政治家反覆討論政治家的職責和任務。基本的觀點就是政治工作就像“農功”，要按照時節順應規律指導社會生產健康發展，要雷厲風行壓力打擊竊取損害社會果實妨礙社會生產的各種害蟲、壞蛋。這些現成的理念好好在那擺著，何必去信奉那些虛偽的儒家說教呢？再說了，學這些假的東西他也辦不了真的事兒。面對漢初誅殺呂后家族以及司馬懿誅殺政治反對派那些血淋淋的屠刀，你信儒家有什麼用呢？儒家把漢初功臣集團洗得可白了，可呂氏家族這樣一個輔佐武王伐紂、擁立秦始皇、擁立漢高祖的政治家族，被殺得從此幾乎再也沒有進入過中國政治高層。儒家之所以在中國古代長期存在，一個原因是他們透過繼承舊貴族忽悠老百姓那一套，傳承了一部分歷史資料，繼承歷史就不得不儲存一部分儒家。一個原因是他們適合了統治集團忽悠社會的需要。問題是我們作為社會老百姓，有必要主動送腦子去接受忽悠嗎？毫無必要嘛。

中原王朝這些弊端，直接導致了君主的巨大不安全感。也直接導致了官僚們謀反的便利性。

官僚們的謀反有兩種，一種是自己去做皇帝的謀反，一種是自己隱居幕後的謀反。前者比較清楚，後者瞭解得人其實也有很多。西歐歷史上也有過類似於後者這種情況。比如說奠定了現代西歐國家基礎的法蘭克王國。法蘭克王國是羅馬帝國覆滅後西歐蠻族建立的王國，地跨法德意三國。後來國王將國土分給三個兒子，大家都想多搞一些，加上中間一個兒子去世、新的兒子進場，結果爆發了血腥內戰，最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後來法國部分形成了穩定王國，德國部分和義大利部分都絕嗣了，分裂成了諸侯林立的局面。到了近代，德國和義大利都進行了統一戰爭。所以才形成了現在這種法德意三大國的政治局面。法蘭克王國在發展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階段就是“宮相”時代。宮相也就是法蘭克國王的宮廷總管，這個大管家，實際掌握了

法蘭克王朝

的權力，並最終直接建立王朝。宮相的整個發展過程，一開始只是僱來幹活的官僚，後來變成了日本的幕府將軍，再後來相當於幕府將軍篡位了。

中國歷史上也有很多這樣隱居幕後的謀反。只要讀一讀歷史，什麼時候看到“眾正盈朝”，基本上就是了。

漢朝還有一個特殊的事件，是官員謀反的頂峰。這就是王莽篡位。嚴格來說，王莽建立新朝，從法理上來說不是篡位。因為王莽是透過儒家代表組織社會各界聯名推薦選舉上臺的皇帝，是根據西漢王朝公開認同的漢朝氣數已盡的政治認識接替漢朝執政的，是按照漢朝宣稱的堯帝之後氣數已盡、舜帝后人理應繼位的歷史迴圈論即位的，完全合法。按照儒家學說來講，自古得國之正無出其右者。當然，要是按照別的學說就不好說了。

王莽後來失敗完全是因為儒家學說本身就是西漢後期社會矛盾尖銳化的推動者之一，王莽還想用儒家學說解決問題完全是拜錯了廟。結果儒家果斷下車，拋棄了王莽，在一千多年的歷史上拼命宣傳王莽是偽君子。所以後人普遍不認同王莽是儒家代表人物了。那王莽不是儒家代表人物還能是法家代表人物嗎？他是法家聯名選舉上去的嗎？壞的儒家不是儒家，這才是真正的偽君子吧？現代社會在傳承古代文化的時候，必須注意搞掉儒家這些偽君子。如果認不清他們的面目，那還是老老實實幹工作去吧，別附庸風雅了。

東漢時代，漢光武帝劉秀繼續沿用漢元帝以來的政治傳統，以儒家學說為官方政治學說。但是為了防止再出現西漢後期那種作死行為，劉秀將儒家學說解釋權掌握在了自己手裡。劉秀親自舉辦儒學講堂，宣講儒家經典。透過掌握政治學說解釋權，劉秀自認為可以完美地操控江山社稷。古人說，肉食者鄙。劉秀出身於豪強地主家庭，眼光非常短淺。比如說為了防止民間謀反，劉秀不是採取推行善政的辦法推動社會發展，而是取消民眾軍事權力。比如說西漢時代建立的遍及全國的軍假吏系統，將西漢時代深入到村社的軍事訓練和預備役系統廢除，撤銷了漢朝在各地設定的都尉一職，讓太守縣令一人兼管文武。受此影響，西漢時代已經推進到朝鮮半島南部的漢四郡，也撤銷了尉官。而地方尉官在漢朝還有一個職責，就是在沒有完成同化、不能設縣的新佔地區實行軍管。於是漢四郡好不容易越過分水嶺設定的新區，就這麼丟了。劉秀，一個儒家經典人物，主要執政特點就是瞎。很快，劉秀建立的東漢王朝就遭到了嚴重的反噬。在

漢章帝

死後（劉秀死後，太子劉莊嚴肅法治，將東漢重新刷了起來），漢朝開始遭遇皇帝不成年的嚴重問題。漢和帝26歲就駕崩了。此後東漢皇帝除了漢獻帝沒有一個過四十的。殤帝2歲、安帝32歲、順帝30歲、衝帝3歲、質帝9歲、桓帝36歲、靈帝34歲（這些個大多還是加虛歲一歲以後的數），最後一位獻帝壽命稍長，也只活到54歲。在這樣的背景下，東漢皇帝完全失去了政治解釋權，政治解釋權完全被壟斷儒家經典的經術世家所控制。經術世家一般掌握一本儒家經典，然後對此進行解釋。這些經術世家出現了以三國時代袁紹為代表的袁氏“四世三公”、以三國時代楊修為代表的楊氏“四世三公”這樣的大型政治家族。他們門生故吏遍天下，他們在東漢朝堂上以頂級官僚的身份，和代表皇帝“把持朝政”的太后、外戚、宦官，以及本身就是皇帝的“昏君”，堅持不懈地做著“殊死鬥爭”。這就好像一個德高望重的學者，在暴力犯罪集團的核心位置和二當家三當家乃至大當家一年又一年的做著“殊死搏鬥”——這位學者怎麼看怎麼像軍師。東漢最後一位“昏君”漢靈帝，面對經術世家壟斷政治話語權的現狀，下達了一個被國學大師津津樂道、但是這些國學大師到底也沒樂道出來什麼乾貨的命令：將儒家經典全部刻在石碑上，向全社會公開。這就是著名的

熹平石經

。可以說，經過東漢時代多年的培養教育，中國已經沒有什麼像樣的人才了。我們現在的國學大師也不出東漢之窠臼。像熹平石經這樣的事情，在東漢以前的人眼裡很容易看出來端倪。比如說，春秋時代，鄭國執政子產下達命令，將鄭國法律鑄在鼎上，向社會公開。春秋戰國之際，晉國政治家將晉國法律鑄在鼎上，向社會公佈。堅決維護貴族利益、堅決要求維護貴族特權、堅決要求鎮壓老百姓的貴族政治家叔向和孔子看到這樣的事情，相繼發表言論，嚴厲指責這兩項舉動，認為將法律向社會公佈，剝奪了貴族壟斷法律解釋權的特權地位，解放了社會思想，解放了社會人民，人民不需要這些掌握特權的律師就可以自行掌握法律了，這種有利於貴族統治的

海洋法系

一旦被破壞，這種公佈成文法的

大陸法系

一旦成型，貴族就會被社會拋棄。那麼反過來看，漢靈帝公佈儒家經典，就直接打破了經術世家對儒家學說的壟斷。東漢儒家沒有像叔向和孔子一樣跳出來用語言反對漢靈帝，沒有讓社會知道自己的反對意見，而是直接發動了三國亂世，讓全天下人跟著一起死。我們看三國曆史，裡面所謂的好人幾乎都是真正的壞人。我翻了那麼久三國志，裡面要真是哪個人在政治上乾淨一點，居然只有名聲最臭的呂布還乾淨一點，但是他的政治智商又太低。呂布是唯一一個從頭到尾都想為漢朝皇帝做事的人，但是他根基太淺，樹敵又太多，又不肯深入打算，最後把自己給毀了。高順說他最致命的問題就是辦事沒有長遠打算，總是想一出是一出。在整個三國曆史上，那些著名的政治領袖人物當中，政治智商最低的呂布幾乎是唯一一個從沒有自己主動設計去做敗壞漢朝的事情為自己爭取權力的人。然而他在政治上太幼稚。他看不出董卓包藏禍心而去殺丁原，幫助了董卓。但是董卓在當時確實有抑制豪門的舉措。後來呂布殺董卓，也是為了漢獻帝能夠親政。而皇權一旦振興，最終還是要打擊豪門的。結果王允也要限制呂布。後來劉備之所以一句話就能殺了呂布，就是因為呂布殺丁原殺董卓這些舉動本質上都不是為了自己，從政治上來說，呂布這些舉動最直接的目的全都是為了讓漢朝皇帝掌握實權、掃除豪門。在加上漢獻帝東歸之前一再主動要求呂布派兵救援自己，最後漢獻帝因為大臣紛紛餓死、完全是迫於無奈才被曹操截胡這樣的歷史背景，一旦曹操將呂布帶回許都……曹操擔心的不是呂布“謀反”，而是自己的“謀反”被漢獻帝利用呂布的力量鎮壓。因為從袁紹殺呂布而被呂布突圍的歷史來看，呂布手裡有很少的一點武力就可以發動暴動了。而劉備一定要曹操殺呂布，也可以看出劉備的政治派別。可笑董承他們還企圖拉攏劉備殺曹操。劉備直接就跑了，根本就不參與。

這樣看來，都說封建皇帝大權在握，其實有幾個真正有權力的？他們跟世家大族那些政治老油條對抗，根本連生死都無法掌握。

漢朝的皇帝還算不錯了。由於秦漢制度規定，漢朝皇帝還能夠掌握工礦業作為皇室直屬產業。以農耕為主的產業才是以丞相為代表的官府掌握的行業。這樣，漢朝皇帝可以加上一點“工礦業資本家”的色彩去認識和指導官僚系統，總算還有點本錢。後來的皇帝就連這些都沒有了。以宋朝的皇帝為例，他們連工資都要官僚們發。宋朝的政治制度可以說是中國較大王朝裡面最亂的。一手的好牌打得稀爛。因為官僚們不是君主，他們沒有主權，能從東家手裡多貪一分錢，都是官員們賺的。而且宋朝的“差遣制度”更是天坑。所謂差遣，用現在的制度來比擬，就相當於“長期借調”。假設一個人的“官職”是小學老師，結果從未到任，而是直接“借調”到農技站搞維修。他要是管得嚴，他是臨時的，管那麼多幹嘛？他要是不管得嚴，那活就乾的稀碎。只有“

三公消費

”是大家都支援的，這一塊還能幹好。所以宋朝官員花公使錢花得最溜，但是事兒幹得最爛。章惇曾經上書痛批宋朝時政，指出像湖北湖南這樣的地方都是古代楚國、後來三國、再後來五代各個時期的重鎮，經濟發達人口稠密，結果在宋朝時代基本上是千里無人煙的荒野。然後章惇在上書之後，就拼死拼活把這些地方建設起來了，為後來南宋時代岳家軍依託這一地區北伐抗金奠定了基礎。於是章惇就成為了當時有名的奸臣之一，是王安石的骨幹黨羽。好在王安石被洗白了，章惇也算洗白了。當然，宋朝的差遣體系逐漸制度化了，沒我們現在常見的借調碎。而且現在我國也在打擊濫用借調的行為。

封建王朝的官員們謀反，有的是依託皇子，形成派系。例如侯君集，就是依託皇子謀反。他們這種謀反也有兩種情況，有的是假借皇子名義，謀反成功以後會將皇帝做為傀儡。就好像北魏分裂時東魏和西魏各立一個皇帝做傀儡。有的是皇子自己組織的。比如說唐太宗組織的玄武門之變，唐玄宗組織的擁立

唐睿宗

、擊殺太平公主的兩次政變，唐肅宗組織的（也可能是他兒子組織的）馬嵬坡之變。

封建時代的官員謀反，也有的謀反是自己想改朝換代。比如說

十六國時代

經常發生的王朝交替。

還有的一開始不是想改朝換代、而是個人野心的體現。比如說坑了

霍光

的霍光家族毒死漢宣帝皇后、乃至妄圖殺死皇帝的謀反。

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事情的主要性質取決於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封建社會大部分所謂謀反，都是政治鬥爭發展到極限的體現，本質上體現的是政治派別的需要。其中固然有一些政治野心、個人利益、乃至情感因素的作用，但是主要還是政治需要。這個政治需要是指社會階層對於社會公共管理權力的需要，裡面可能包含了個人權力鬥爭對權術的需要，但這只是其中的一個表現。比如說司馬懿發動

高平陵事變

時，司馬懿在那個時候不太可能會想到篡位。但是司馬懿和曹爽之間的矛盾已經發展到了極致。司馬懿一旦發動政變，能夠果斷旗幟鮮明站在曹爽一邊的只有桓範，其他政治家不論是要觀望也好，還是被司馬懿控制也好，都沒有做出政治站隊。這反過來說明司馬懿當時已經贏得了很大的政治支援。這些支援並不在於他的權勢大小，因為別人的官位也不低，而是他的政治路線能夠獲得高層的普遍支援或者同情。

所以從政治上來說，謀反很少是一時興起造成的，背後多半有更多的原因。比如說英國脫歐，英國舉行全民公投，結果投票透過脫歐決議。然後英國媒體宣傳說，很多人根本不是要脫歐，而是隨便投票投著玩的。這個宣傳就是很明顯在愚民。因為一個人兩個人性格輕浮為人叛逆隨便玩票有可能，六千多萬英國人都這樣……而且，這是投票脫歐了，如果投票不脫歐呢？是不是不支援脫歐的也是玩票呢？喪事當喜事辦，正事當笑話辦，英國的統治難度真要有這麼低，

倫敦奧運會

前為什麼英國義和團鬧那麼大動靜呢？政治事件一般都是有著深刻而長遠的社會基礎的。像封建社會的謀反，一般都有足夠的積累。不是說一個人一時興起，利用自己隨從君主出行的機會，像呂布一樣拔出方天畫戟一下幹掉董卓就可以成功了。一般人這樣做多半是被剁成肉醬。像專諸刺殺

吳王僚

，直接就被剁了。謀反是謀反，刺殺是刺殺，謀反作為政治行動一定要有充分的積累。不可能說昨天還識遇日深、今天就造反了。真要這樣，只能說明政治集團內部出現了重大問題。比如說

晉孝武帝

喝醉了對寵妃說要廢了她，結果當夜就被寵妃悶死了。這起事件就是刺殺而不是謀反。而且據社會經驗來說，喝醉的人本身就有很大機率被悶死，所以，到底是妃子悶死了晉孝武帝，還是大臣要藉機清洗皇宮，這是說不準的事情。如果是大臣要藉機清洗皇宮，那就成了謀反——大臣謀反。歷史上這樣皇帝一死就殺死皇妃皇后的事情屢見不鮮。比如說皇太極殺

阿巴亥

，很明顯就是滿清貴族集團為了爭奪皇位，要首先將最有力的競爭者多爾袞排除出去。再比如說封建社會民間常見的逼迫寡婦殉葬的事件，就是要讓這個家庭失去最後一個成年人，然後奪取他們的家產。有些寡婦殉葬事件裡面家裡還有未成年的孩子，在父親去世母親被迫殉葬以後就變成孤兒，然後家產就消失了，小孩淪為事實上的奴隸，而且往往長不大就死了。有意思的是這麼明顯的事情，以前的學術界對此也都講過，可是近些年似乎都忘記了，這些年拍了不知道多少電影，前些年還有人把白骨精重新拍了一遍，居然都只是說重男輕女。這是重男輕女嗎？明明就是搶奪家產。重男輕女是因為女人在古代打架打不贏。而打架說到底就是用暴力手段爭奪經濟利益。說到底還是經濟問題。直接戳穿本質，並且堅決反對這種暴行，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女權主義。那些整天強行吹捧小姑娘的有一個算一個都是騙子。現代城市裡女性權益得到明顯保障，主因是城市大多是以現代工業化為基礎的，工業需要的是“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團結協作的人，而且男女勞動力都可以較為平等地發揮作用，所以才保障了女權。不然放在古代社會，別說女權了，古代社會里面男人要不是能打一樣被弄死。為什麼古人那麼熱衷於科舉，因為那樣就可以得到國家軍事力量的直接保護。中國古代經常借修仙的名義喊什麼“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其實本質上說的就是跳出了鄉野社會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中國神話是對高度組織性的文明社會的暗喻。

官員謀反在中國封建社會有很多是不顯眼的。古人說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其實成功的謀反也是不顯眼的。被指出說是謀反的反而都很失敗。比如說，明朝前期理學家們的幾次謀反。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一個兼收幷蓄的王朝，雖然確立了理學的主導地位，但是明太祖的開科取士時還是強調文武兼備的理念。這一理念與其說是理學的，不如說是南宋葉適的功利學。但是誰讓理學擅長巴結權貴拉幫結派相互吹捧呢，經過元朝動亂之後理學混的很好。明成祖為了籌集軍費，在明太祖的基礎上保持農稅基本不變，轉而組織鄭和下西洋，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與此同時，明成祖認識到南洋地區是中國出海的咽喉要道，出兵收復了自宋朝以來丟失的北越地區，形成了中國在南洋地區的政治軍事存在，為進一步控制南洋做好了準備。中國在地理上有兩個重要通道，一個是西北方向的陸上絲綢之路。陸上絲路就是河西走廊——天山南北——鹹海地區——高加索山南北，我國早在漢朝開始就控制了裡海以東的東段。但是隨著海運的發展，陸上絲路逐漸失去了競爭力。一個是南方的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路就是揚子江——東海——南海——馬六甲海峽——安達曼海——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我國在明初已經開始動手控制海上絲路北段了。明成祖時代收復北越、在爪哇等地設定前進基地，基本完成了馬六甲海峽以內的初步佈局。但是明成祖一死，理學家們就開始搞事，比如說利用新君即位不瞭解情況的機會放棄北越，將鎮守北越的明朝官員出賣，軍隊撤回，同時破壞鄭和航海。後來明武宗企圖重新拾起航海路線，明朝官方乾脆聲稱海圖全部丟失。這些其實就是謀反。無論從皇帝家族本身的利益、還是國家的整體利益哪個角度來說，這都是謀反。

眾正盈朝是謀反的頂級形態。

王莽被釘在恥辱柱上以後，儒家基本不再做這種高調的謀反行為了。他們通常都給自己爭取非常良好的名聲，然後樹立一個假想敵，搞臭他們，然後將自己塑造成了忠臣。自己得美名，皇帝被臭罵，然後國事頹唐，再將鍋甩給“昏君”和“奸臣”。歷史上，只要有這種大臣名聲好得出奇、但是君主名聲臭得不得了的情況，都是發生了實質性的謀反案件。比如說春秋戰國時代，趙氏孤兒事件裡面名聲極好的趙盾，他是晉國正卿。什麼是正卿呢？在晉國，正卿既是行政治理體系裡的頂級官員（執政），也就是一般所說的丞相，也是晉國軍隊的最高統帥（上卿），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大元帥。同時擔任丞相和大元帥，兩個系統都是第一人，就是正卿。在趙氏孤兒的故事裡面，趙盾被塑造成為一個夙興夜寐、忠於國事的忠臣，刺客去行刺的時候也感動於他朝服假寐的辛勞而放棄刺殺。但是反過來說，晉國國君派人行刺，這本身就說明晉國國君已經無法透過正常途徑更換趙盾了。一個公司的董事長，無法透過正常途徑更換總經理，必須做一個假案子去逮捕他，這個總經理真的是忠臣嗎？後來的晉國就是典型的“眾正盈朝”的案例。晉國六卿輪流執政，晉國國君被悶在自己的封地裡混吃等死。三家分晉事件爆發的時候，晉國六卿最後剩下來的四卿爆發內戰，智家作為正卿，假意要交出土地加強晉國國君，實際上是要藉機削弱趙魏韓三家。結果魏韓兩家都偷奸耍滑，假意交出土地，只有趙家最死心眼，硬頂著不幹。於是三家聯軍圍攻趙家。趙家面臨著被殲滅的危險。然後趙氏派人與魏韓兩家聯絡，內外夾擊消滅了智家。隨後，三家一起將晉國國君的最後一點土地也分了。當年趙盾把持朝政的時候，誰也不會想到趙家最後會成為瓜分晉國的叛徒，趙盾在當時沒有像一般人理解的那樣去謀反、篡位，但是為什麼最終趙家成為戰國時代最後一個可以和秦國一較高低的大國呢？就是因為他們早在趙盾時代實際上已經謀反成功了。他們實際上已經掌握了政權，趙盾是晉國曆史上第一個正卿。後來趙家因為沒有成才的成年男子繼承，家道中落，正卿的位置一度被範氏、魏氏、智氏控制。但是趙家作為六卿集團的骨幹，得到其他五卿的照應，雖然遭到了晉國國君的重點打擊，以及自家內訌的擾亂（趙氏孤兒一事就是趙家自己爭權奪利，為了讓幼子接替權力而故意消滅成年的分支造成的），還是重新崛起了。

從趙盾家族的發展來看，對於政治野心家來說，自己的名聲營造得好好的，自己的政治接班人培養得好好的，自己的心腹集團控制得好好的，那麼政治地位是可以隔多少年等自己的孩子長大以後再繼承的。像趙盾家族，雖然由於趙姬搞內訌的需要趙氏家族被弄得四分五裂，但是由於韓家在關鍵時刻對趙家子弟的援助，趙武時代還是重新崛起了。官僚們由於來源廣泛，單個家族出現權力真空的時候可以藉助其他家族乃至心腹下屬來實現過渡。這一點比君主要好很多。因為君主如果找大臣來幫忙過渡，很容易出現官僚掌握君權、進而自己篡位的風險。比如說楊堅就自己篡位了。大臣之間相互幫助，還都停留在臣子的位置上，而且後人能否上升到同樣的位置上也可以看機緣，不至於想君主一樣必須坐到什麼位置。心腹就更不一樣了。大臣可以透過人事平衡和人才選用等方式，儘可能的確保自己的心腹延續自己的路線。其實晉國六卿也有這樣的傾向。比如說他們必然會選擇削弱晉國君主，而不會否定趙盾。甚至趙盾在歷史上的名聲非常好。仔細想想，一個職權類似於司馬昭、把君主限制得死死的人，從哪來的好名聲呢？還不是六卿共同造勢的結果。

像趙氏家族這種政治接班的情況很多，除非自己作得太厲害，國家被自己玩廢了，沒等到娃娃接班就完蛋了。比如說趙高。他可以廢殺秦二世，但是當時秦朝也要完了。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秦王子嬰為了挽救國家，在極其不利的情況下斷然採取行動殺了趙高。趙高就屬於玩廢了。歷史上清朝也出現過這樣的情況。穆彰阿作為一個政治野心家，一門心思研究人心樹立黨羽，培養了曾國藩作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在道光年間，曾國藩十年之內升了七次，從1838年鴉片戰爭之前二年中進士開始，到1846年就已經成為內閣學士加禮部侍郎銜，此後數年間歷任各部侍郎。咸豐皇帝對穆彰阿十分反感，繼位之初就要打擊削弱穆彰阿的黨羽。面對這一局勢，特別擅長內鬥的曾國藩做出了兩個重要舉措，一舉扭轉局勢。首先，曾國藩舉薦了一批人才給咸豐帝，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力量。緊接著，上書痛斥咸豐皇帝個人過失。咸豐皇帝面對這樣的行為憤怒至極，但是不得不認錯嘉獎。曾國藩在後來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時，初期能夠聽從左宗棠的建議。但取得一點成績之後，就無視和嘲笑左宗棠，不理會左宗棠的建議。隨後接連慘敗。之後，就轉變了態度，對左宗棠的建議採取事實上聽從、嘴上不怎麼談的辦法，讓別人出力不討好。然後曾國藩就開始拼命培養自己的子弟。然而在當時江河日下的局面下，曾國藩對內雖然能夠秉承一直以來受到的統治教育形成的心理優勢去鄙視和鎮壓人民，對外卻缺乏這樣的心理加成，不得不在天津教案事件中暴露自己外戰外行的虛弱本質。其後湘軍系統的很多封疆大吏也在楊乃武一案中被慈禧太后藉故廢去（據說有一百多名湘軍將領因為此案被堅持上訴的楊乃武的姐姐幹掉了。如果是出於公心，慈禧太后簡直是“我大清”女版包青天）。這樣曾國藩後人的發展就遇到了一點阻礙，沒有再重新成為時代的領軍人物，不過畢竟積累很多，所以混得也不錯。

主弱臣強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原王朝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很多皇帝企圖扭轉這個局勢，但是結構上的問題始終無法解決。結果就出現了皇帝不斷加強“中央”集權、但是權力還是落在大臣手中的現象。這一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是要等到現代政黨制度成熟以後，現代政黨發揮了君主集團作用，才扭轉了主弱臣強的局面。可以說，秦漢國家以前，中國和全世界都實行的是君主和官僚都來自於貴族的貴族統治體制。在秦漢王朝以後，中國實行的是貴族君主對僱傭官僚的主弱臣強的治理體制。在近現代社會，相當多的國家實行的是政黨與僱傭官僚並存的政治集團統治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