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三、燕國在戰國時期的情況

在我之前的文章裡，我們經常提到，東周時期列國“戰國化”的集權改革其實早在春秋中期就已經出現了，這是一個殘酷而又漫長的過程，而非依靠一兩次的短期政治活動就完成的。

春秋時期的一些變革活動的記錄不太多，內容也比較含糊，其中晉、楚、齊、吳、魯、鄭、宋等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有一系列的動作。

至於這段期間燕國在做什麼，歷史上是全部失載的。我們只知道進入戰國時代以後，燕國在版圖上大致已經佔據了今河北省北部的大部分領土，且軍事動員力已經能夠達到“戰國”的能力，從這一點上看，燕國也是必然隨著社會的變革而進行過一系列改革活動。

說到這裡，我們又不得不面對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

春秋中期至戰國前中期的變法，並不是明君、賢臣一拍即合的童話式產物，它本身只有必須要新興計程車人階級的支撐。那麼，在當時的燕國，士人階級是否已經發展到足夠支撐變法的程度了呢？

從燕國本土士人的活動頻率來看，可以大致推斷燕國計程車人階級應該不會很發達。尤其對比中原列國及齊、楚兩大霸主國而言，它計程車人階級可以說是十分落後的。

從這一點上看，戰國初期的燕國其實和秦國在這一點上確有相似之處，它們的本土士人都不會太發達，國內變革也就肯定會比中原列國和齊、楚慢幾個身位。

做一下對比的話，秦國的變革記錄發生在春秋中期的秦穆公時期，當時秦國引進了百里奚、蹇叔等外籍士人及其家族，到了戰國初期秦厲共公從晉國引進了殘餘智氏家族，到了秦簡公在位的時候，秦國就大致已經構建好了集權化的官僚機構了。從這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外籍士人的引入對變革的推動作用。

至於燕國是否引入外籍士人，如果有又在什麼時間引進了哪些士人，這些內容是全部失載的。不過，我們就常理推斷，既然燕國本土士人確不發達，而且它也在結果上確實實現了戰國化的集權官僚體制，那麼，應當是陸續引進過一批齊、晉乃至其他中原諸侯國計程車人的。

也就在燕國大力引進人才進行戰國化的改革時，西南側的鮮虞邦國應當也進行了上述動作，由此形成了中山國。

到了公元前408年，如日中天的魏國趁著韓武子（409）、趙獻侯（409）、楚簡王（408）、田莊子（411）的集中逝世，悍然發動了滅中山戰爭。這場戰爭總共打了有3年，在魏文侯的大力支援下，魏將樂羊終於消滅了中山國，而後自身也被封在了該地。

上圖是戰國前期的列國局勢。圖中，魏國右上角的領土正是中山國的所在地。在這裡我們可以明顯看到，韓國挾上黨將魏國一分為二，而魏國又挾中山將趙國一分為二，表面上看是三者互相糾纏，但實際是是韓國核心的陽翟地區被魏國東西夾擊，趙國核心的中牟、邯鄲地區被魏國南北夾擊，而魏廷所在的晉地則安然置身於事外。

對於這一歷史事件，如果我們從韓、趙兩國的角度看，魏國的擴張方式確實過於狠毒，基本是在徹底扼殺自己的生存空間。那麼，站在秦國和燕國的角度上來說，又會是怎麼樣呢？

先說秦國。在魏滅中山戰爭之前，秦國曾數次與魏國交手，是處於下風的，這樣看秦國確實沒有理由坐實魏國的進一步強大。不過，這一期間正值秦簡公進行變法活動，向進行干涉其實也不太現實，因此不作干涉就比較好理解了。

再說燕國。燕國在戰國時期和齊、趙兩大強國全面接壤，實際確實是需要中山國這個盟友互為犄角以對抗兼併的。但在這裡，我們必須要指出：

燕國的存亡絕不是侷限於東北一隅的區域事件，它的繼絕關係到韓、魏與趙國的競爭，也關係到魏、齊對泗上列國的爭奪，進而也會輻射到楚國的態度。

說到這裡，我們就能看到燕國實際的外交空間——它固然可以聯齊抗趙或者聯趙抗齊，但更多時候還是要依靠韓、魏、楚等國以作牽制，才能真正避免齊、趙聯合瓜分的可能性。

正因如此，燕國的存亡其實並不太依賴於中山國，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講，魏國在中山國地區的介入可能對燕國更為有利。對此，我們確實有理由認為，燕簡公可能在當時並不認為需要干涉魏滅中山——當然，這只是一種能夠成立的可能性，燕簡公有過干涉但干涉失敗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講到這裡，相信又會有讀者提出問題：

既然如此，是不是隻要韓、魏、楚存在，燕國就能安然無恙呢？

答案是否定的。實際上這些與國並不可靠。

我在初讀戰國曆史的時候會發現，春秋時期常見的遠交近攻模式，在戰國時期並不常見。在戰國時期，除宋康王后期、齊閔王后期、秦昭襄王后期曾出現過莫名其妙的遠交近攻模式以外，其他時候諸侯普遍的外交模式都是儘量聯合臨近的諸侯國，在特殊時局下會出現有類似遠交近攻的兼併，而後又會迅速回到近交的狀態，稱縱橫交錯的外交模式。

那麼，為什麼戰國時期的外交模式相比於任何歷史時期都顯得格外另類呢？

其中，有一個最核心的原因，就在於“遠交國”其實並不可靠。我們可以看到，兩個不接壤的諸侯國雖然不容易有利益糾紛，但也不容易有共存的必要。對此，在春秋乃至戰國前期，列國在外交中經常把遠方的盟國作為籌碼出賣掉以換取自身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遠交近攻的外交思路就行不通了。

現在回看燕國的處境。

燕國固然需要魏國在南方牽制趙國。不過，魏國和秦、楚、韓、齊都有可能引發矛盾，一旦出現有多數受敵的傾向，魏國確實很有可能透過不干涉齊、趙攻燕而轉移兩國的視線，從而騰出手來專心對付秦、韓、楚等國。

魏國如此，韓、楚、秦、宋等國又何嘗不是如此。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表面上看燕國雖然偏安一隅，並不會像三晉一樣四面受敵，但其實地緣特點是十分尷尬的。同樣尷尬的還有秦、齊兩國，不過秦國由於地勢過於險峻，倒也能勉強應付，說起來真正尷尬的也就只有燕、齊兩國了。再做比較的話，齊國本身是十分富庶而強大的，燕國卻偏弱，薊都、燕下都的受敵方向又一馬平川。這樣一來，燕國在整個戰國時期雖然終於全面登上了歷史舞臺，但更多隻能是個注角，很難擁有主動的機會。

在前文中我們提到過，燕國應當也會像秦國一樣不斷吸納外籍士人，而且這種吸納活動至少應當在春秋後期就開始了。那麼，到了戰國時期，受制於複雜的外交環境、更為緊迫的變革壓力及更為窘迫的生存環境，燕國在吸納外籍士人的工作上應該是更進一步的。如果我們的假設是成立的，那麼就解釋了以下歷史事件：

其一，戰國中後期，隨著燕國有關記錄的增加，確實發現有大量外籍士人的活動記錄，包括蘇秦、樂毅、劇辛、慄腹、秦開、荊軻等，也包括關於當時策士就“黃金臺”招攬外籍士人的文學創作，而燕國本土士人則十分罕見；

其二，秦末六國復國的浪潮中，燕境內所扶持的兩位君王是燕王臧荼和遼東王韓廣，兩人都非燕公室成員，可見到了戰國後期連燕公室在燕地的影響力都已經下降到一定程度了；

其三，作為戰國時期“禪讓”思潮的唯一實踐國，燕王噲的禪讓行為不可能片面來自於個人的昏庸或是同性戀心理作祟，而是燕國朝堂在集體意識上就對能臣有一種過高的推崇。

應當是受制於相對開放的人事環境，燕國在戰國中前期整體還是比較成功的，儘管它常被齊、趙兩國擊敗，但並未像宋、魯、鄭、衛、中山、二週等國一樣凋零，甚至在儲存自身版圖方面做得比強勁的韓國還要好。

不過，隨著戰國後期的局勢驟變，燕國必須做出抉擇。

公元前293年，秦魏伊闕之戰爆發，秦廷宣稱斬首24萬。

公元前292年至291年，秦將白起、司馬錯進一步擴大戰果，魏國西部領土與大梁方面的聯絡已岌岌可危。

公元前290年，魏廷宣佈割讓四百里河東之地給秦國，不過事後證明魏廷在此事上做了不少手腳。到了公元前288年，魏國在外交領域上到處糾纏，而秦相魏冉也在不斷拆招。

也就在這段時期內，燕昭王自然會感到十分的棘手。

首先，魏國在喪失河東之後，自身的實力及對韓國的脅迫力與對趙國的牽制力都會下降。而魏廷方面在外交領域上過於強大的能量，似乎真有可能把天下的走勢拉扯到極為詭異的方向。

其次，秦廷首次搞定它的老對手以後，橫方的走向也就變得讓人捉摸不定了，尤其此時秦廷已經表現出了一種要和齊國聯合的傾向，如果秦、趙、宋想要拉攏齊國，那麼賄賂齊國最好的禮物就是燕國；

再其次，楚廷方面自楚頃襄王繼位以來已經沉寂了太久，所有人都知道它在積攢實力，但沒有人知道它的目標是誰——如果它的目標是倒向橫方以瓜分韓、魏，似乎有十分理由縱容齊國攻燕；如果它的目標是倒向縱方攻秦，似乎更有理由縱容齊、趙攻燕以分化橫方。

就以上因素看，我們可以明確看出，燕昭王對五國伐齊的一系列陰謀活動絕非單純來自於個人恩怨，而是來自於當時局勢的被迫之舉。接下來，魏國再一次表現出了它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在一番上躥下跳之後，魏國在五國伐齊戰爭中一口氣吞併了宋國的錦繡河山，反倒燕軍卻徹底陷入了齊地的泥潭，進退兩難。

五國伐齊之後，東方牽制列國的力量徹底喪失。到了這個時候，其實燕國和魯、衛等國的喪鐘就已經敲響了。

也就在五國伐齊的不久後，秦相魏冉倒臺，范雎上位，其後是秦廷近15年的詭異動向及縱方的空前大勝利。在秦昭襄王死後，衛國被魏國吞併，魯國被楚國毀滅，齊國在北部的領土全部丟給了趙國，而魏國的擴張很有已經達到了今濟南地區（歷下），楚國則佔據了齊東南的莒，看局勢整個齊廷應該是匍匐在楚王腳線被授意做出“事秦謹，與諸侯信”的姿態。

曾經的強齊尚且如此，僅存的燕國又能怎麼樣呢？

殘酒憶荊高，燕趙悲歌事未消。

一曲悲歌，燕、趙兩國卻唱出了太不同的悲涼。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