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根，深紮在過去，而對於尋求理解“現在之所以是現在這個樣子”的人們來說，過去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無關的。

——M·克萊因

17世紀，法國人

佩勒爾

在鄉下蒐集了一大堆奇形怪狀的石片，他對這堆石片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竟寫了一本書，說那些石片是生活在

亞當時代

以前的原始人制造出來的。

1655年，他的書被教會當眾焚燬，既然在亞當時代之前就有人類存在，那麼教會所宣揚的上帝創世說就不能成立了。但是諸如此類奇形怪狀的石片在世界各地不斷地被發現，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們根據這些古老的遺物勾畫出古代文明的輪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類文明是從

石器時期

開始的。

到了新石器時代，對人類文明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是定居生產方式的確立。在廣袤無垠、弱肉強食的自然環境中，人們似乎已經厭倦了四處飄蕩的遊獵生活，紛紛尋找合適的地方安頓下來。於是人類歷史又步入一個新的文明階段——

農業文明時代

。

世界四大文明古國都無一例外地發源於江河流域。一年一度的河水氾濫，既灌溉了乾旱的土地，又留下了一層肥沃的淤泥，這是農業文明的溫床。於是黃河、尼羅河、印度河以及兩河流域都孕育出燦爛的的古代文明。

儘管這些民族都是完全獨立地發展著自己的文化，但他們在自然界中所面臨的種種環境問題和生存問題卻是相似的：為了獲取食物就必須進行農業生產，而農業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賴於變化無常的自然環境。後來人們又發現，風霜雪月的變化似乎與遙遠的日月星辰有著某種恆定的對應關係，於是乎所有的民族都首先發展了天文學。天文學涉及到一些複雜的計算問題，產品的分配與交換，土地的丈量同樣都存在計算問題，所以他們又發展了數學。

不過功利目的不是科學發展的唯一動力。科學發展的內在心理動力來自於人類對未知世界強烈的探索慾望和對宇宙秩序的宗教式信念，因此科學理論不可避免地帶有人類的主觀性。並且，科學雖然建立在可靠的經驗事實基礎之上，但是科學的表達方式與主觀思維方式還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如果承認了這一點，我們就很容易理解邏輯方法與思維方式對科學理論形式所產生的微妙影響。正是由於這種微妙的影響，使得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表現出許多不同的特點來。

日本禪宗大師

鈴木大拙

博士曾用兩首詩來說明東西方思維方式的根本性差異。

第一首是：

當我細細凝視

只見吐豔爭芳的薺花

依依盛開在籬牆下！

——日本詩人 芭蕉

第二首詩是：

牆縫裡的花兒

我把你從縫中拔出；

連根帶花，都握在我的手中，

小小的花兒

倘若我能理解，你是什麼。

連根帶花，一切的一切，

我就應知道上帝與人類是什麼。

——英國詩人

坦尼森

第一首詩是十七世紀偉大的日本詩人芭蕉寫的。第二首詩是十九世紀英國詩人坦尼森寫的。敏感的讀者可能都能體會到，第一首詩是典型東方的詩詞，而第二首卻是典型的西方式的詩歌。

坦尼森拔起了那株小花，“連根帶花”地握在手中，仔細地觀察分析它；而芭蕉沒有摘花，也沒有分析，他是那麼熱愛自然，情感與生命彷彿與自然渾然一體，依稀感到自然脈搏的每一次跳動。

“倘若我能理解你是什麼，連根帶花，一切的一切，我就應該知道上帝與人類是什麼”。西方人在理性分析中理解生命，生命被概念化了。

“吐豔爭芳的薺花依依盛開在籬牆下！”東方人卻在感性直覺中體驗生命。生命的一切價值都在無言之中，可道而又不可道。

西方人重理性、重邏輯，而東方人重經驗、重實用，這種思維上的差異體現在東西方文化的許多方面，科學也不例外。

中國11世紀就出現了活字印刷，不久就有大量的藏書，商業和工業也很發達。中國的商路四通八達，城市要比中世紀歐洲的城市大得多。中國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科學技術上的早熟。但中國古代科學過分依賴於經驗觀察，始終沒有構成西方科學那樣明晰的理論邏輯體系。

中國古代精密的天文觀測儀器和完善的觀測手段，以及完整、豐富、精確的天文記錄是古代西方人望塵莫及的。在中國古代天文資料中，關於日食的記載就有1000多次，月食記載900多次，新星和超新星記載60多顆，太陽黑子的記載有161條，

西晉時期

的星圖記載的星數竟達1464顆。

戰國時期的“古四分曆”，1迴歸年與現代觀測值只差11分14秒，這一誤差到明代就只有0。2592秒；南宋的“統天曆”所採用的資料一年為365。2425天，與現今世界通用的陽曆所用的資料相同；至於南北朝的“元嘉歷”規定的朔望月、“

大明曆

”規定的交點月與現代觀測值相比，都已準確到十萬分之一天。

面對這些浩瀚珍貴的天文資料，中國古代哪怕是像張衡那樣傑出的天文學家們心裡都很清楚，這些東西幾乎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制訂農業生產和日常生活所必需同時又象徵著至高無上的皇權的歷書曆法。所以我國古代曆法有104種之多，為古代世界任何地區所不及。可是從未有人提出像托勒密地心說那樣簡潔抽象的邏輯化宇宙幾何模型。

像這樣只重實用而不重邏輯抽象的例子在科技史上比比皆是。大約成書於公元前110年的《

周髀算經

》，最早提出“勾3股4弦5”的直角三角形三邊關係原理，也就是著名的“勾股定理”。600年後古希臘畢達哥拉斯學派也提出了同樣著名的

畢達哥拉斯定理

：a2+b2=c2。至今還有許多炎黃子孫對西方人拒不承認中國“勾股定理”的發明權而感到憤憤不平。實際上憑心而論，畢達哥拉定理a2+b2=c2僅用3個字母符號，以簡潔、抽象、優美的方式表述了一個自然界的普遍法則，“勾3股4弦5”只是它的特例，實在無法與之相媲美。

《

墨經

》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槓桿平衡原理的著作，但它仍然停留在直觀表象的經驗描述水平上：

衡，加重於其一旁必捶，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本短而標長。兩加焉，重相若，則標必下。

大約200年後，古希臘物理學家、西方力學之父阿基米德則提出一個抽象、簡潔、普遍適用的槓桿平衡原理：

GA /GB = M/N

據《

春秋

》記載“魯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北斗”。這是中國最早關於彗星的記載。

長沙馬王堆

出土的漢代帛書中就有29幅畫著各種形狀彗星的彗星圖，古代人對彗星觀察之細緻可見一斑。從秦始皇7年到宣統2年，彗星共出現29次，每次我國古代都有詳細記錄。但在這漫長的兩千多年歲月裡，竟沒有一箇中國人發現彗星的迴歸週期。英國天文學家哈雷在1705年僅根據歐洲的三次彗星記載就歸納出彗星的迴歸週期為76年，準確地預言了1758年彗星再度出現的時間。

“曹衝稱象”這個故事在中國可以說是婦孺皆知吧，它與

浮力定律

是多麼相近啊！可這個膾炙人口的故事在中國廣為流傳了一千多年，卻沒有一箇中國人發現浮力定律。然而據說阿基米德在浴桶裡洗澡時竟悟出浮力定律的道理。

諸如此類的區區小事，在浩然廣博的歷史背景下，看起來是那麼偶然，那麼微不足道。然而就是這些看起來極為偶然的、微不足道的小故事串聯在一起，似乎又預示著某種必然，很富有戲劇性。

與此相反，古希臘的科學傳統又過分注重邏輯方法和美學信念而忽視了觀察經驗。這也大大限制了古希臘人的科學成就，致使他們的

宇宙體系理論

常常犯有常識性的錯誤，與古代人已知的觀測事實存在著明顯的矛盾。直到16世紀，哥白尼仍然堅信行星軌道是圓的。近代實驗科學的確立和理性主義的興起，才使邏輯與經驗得到更好的結合，科學至此方得到迅速發展。

中國人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西方人更重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這是中西方文化傳統又一重要的差異。

兩千多年前，在烽煙四起、戰火紛飛的春秋戰國時期，素有“禮樂之邦”稱謂的魯國出了一個孔丘。這位管糧倉出身的孔丘34歲開始授徒講學，一生周遊列國四處遊說，雖然飽嘗了冷眼和譏諷，常常惶惶如喪家之犬，但以“仁者愛人”的思想和誨人不倦的教育態度在歷史上為自己樹立了不可磨滅的形象。漢朝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喪家之犬”成為千古宗師。從此以後中國古代賢哲們的視線從未離開過三綱五常、天理人倫。而西方思想家們從古希臘第一個哲學泰斗

泰勒斯

起，就一直沉迷於對自然界的沉思。

比孔丘稍晚，古希臘也出現了一個孔子式的哲學怪傑，就是那位不修邊幅卻智慧過人的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與孔子一樣重視對人的研究。在蘇格拉底看來，哲學家的任務是治理人和社會而不是理解和控制自然，研究天文學是浪費時間。不過蘇格拉底未能中斷古希臘自然哲學傳統，即使在中世紀，歐洲高等經院教育仍然設定了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四門主要課程，四門中有三門是自然科學。中國古代學子們推崇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只有一門“數”與自然科學有關。

為什麼近代科學技術沒有在中國崛起？為什麼一直處於領先地位的中國科學技術在近代卻遠遠落後於西方？這個在錯綜複雜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所產生的現象，不可能只由一因一果的簡單邏輯關係就可以推斷的。

中國長期封閉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重農抑商、閉關鎖國的保守政策，僵化的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輕視知識、打擊知識分子的愚民政策，重人倫輕自然、重實證輕邏輯的思維方式，缺乏科學、民主精神的文化傳統等等因素，構成了一張無形而又無所不在的複雜的因果網，科學、技術、社會生產力都成了網中之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