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蕭清《中國古代貨幣史》、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有感

一、從中國古代的貨幣現象說起

蒙代爾說過，當一個區域內所有國家的各種資源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的情況下，不同國家使用同一種貨幣便成為可能。那麼反過來說，當一個國家的各種資源要素不能自由流動的情況下，一個國家中使用不同種貨幣便成為可能，例如西方社會的主輔幣制度，秦漢時期黃金為上幣、銅錢為下幣制度和明清時期大數用銀、小數用錢的雙重貨幣制度。但是在歷史上，同一國家使用不同貨幣（通貨）的情況時有發生，比如西漢末年的王莽貨幣改制和唐末的銅鑄幣流通中的短陌，但兩者出現的結果卻是不一樣的，前者造成了市場物價上漲錢幣急劇貶值，後者在貨幣短缺戰亂頻繁的時期起到了穩定經濟的作用。是什麼因素引發了這一差異？

王莽貨幣改制是中國貨幣史上的第一大笑話，在世界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王莽於建國二年實行的貨幣改制，實行“寶貨”制，其各門各類的貨幣共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所實行的二十八種貨幣共有金、銀、銅、龜、貝五種幣材，金貨、銀貨、龜貨、貝貨、泉貨、布貨六種名目，每種名目下面有不同的貨幣，不同的貨幣有不同的計量單位，貨幣內容五光十色，紛繁複雜，是世界貨幣史上的奇景。這種貨幣制度頒佈執行後，《漢書·食貨志下》記載“百姓潰亂，其貨不行”。民間一直用五銖錢進行交易，即使嚴峻的刑罰也不能制止。這一套貨幣制度把人民搞的愁苦不堪，很多地方回到了物物交換的時期，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這套貨幣制度的施行違反了眾多貨幣流通的原理，其結果必然是失敗的。

首先，實行五種不同的幣材充當貨幣。五種幣材充當貨幣就會有五種不同的價值尺度，這種價值尺度的多重性是與貨幣的價值尺度職能相矛盾的。貨幣在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時，只是想象或觀念上的貨幣，因此商品對於金、銀、銅、龜、貝五種幣材充當價值尺度具有五種不同的數量表現形式，也就是說在王莽的貨幣改制下，每一個商品都可以用五種不同的幣材來進行標價或衡量。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有明確的闡釋，價值尺度的二重化是銅價值尺度的職能相矛盾的。其實如果這五種幣材的相對比價關係是恆定不變的，這五種幣材標明的價格便可以安然並存，但事實上這五種幣材的相對比價關係是任意浮動的，同一種商品用不同幣材支付的價值是不一樣的，這就造成了貨幣流通的混亂，人們愁苦不堪之後只好從簡回到物物交換的時期，嚴重阻礙的社會經濟的發展。

其次，不僅是不同幣材之間，同一幣材之間的關係也是混亂的。比如以銅為幣材的有“小泉，徑六分，重一銖，每枚值1”，“大泉，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每枚值50”。大泉的重量僅僅是小泉的十二倍，價值卻是小泉的五十倍。在這裡貨幣的交換價值與貨幣的價值相分離，大泉的價值僅是小泉的十二倍，交換價值卻是小泉的五十倍。在這種刺激下，人們會傾向於使用大泉而保留小泉作為儲藏，如果裝置允許還可以把小泉私鑄成大泉從而獲得不法利益。這種“虛價大錢”的出現導致市場上物價上漲，錢幣急劇貶值。馬克思貨幣流通理論說流通中貨幣的價值總是等於用於交換的商品的價值，因此在國家不對貨幣流通進行干預的條件下，金屬鑄幣的流透過程中是不會出現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這是因為貨幣貯藏具有蓄水池的功能，當市場上用於交換的商品的價值下降，流通中的貨幣量較多時，多餘的貨幣就會退出流通成為貯藏貨幣；當市場上用於交換的商品的價值上升，流通中的貨幣量不足時，會吸引一部分貯藏貨幣進入流通。但王莽“虛價大錢”的發行，迫使貨幣以高於自身價值的比率與其他商品進行交換，交換價值與自身的價值相分離，其流通必然是要以政府信用為擔保，依靠國家權力強制流通。當時社會中用於交換的商品的價值並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其後果必然是等價值的銅鑄幣所能交換到的商品的使用價值相對於從前減少，導致市場物價上漲、貨幣急劇貶值、產生通貨膨脹。

貴金屬貨幣時期，金屬鑄幣有兩重職能，在執行貨幣職能時是貨幣，在不執行貨幣職能時是商品。金屬鑄幣的這兩重職能在本身就存在內在矛盾，王莽的幣制改革在商品交換髮展有限、貨幣需求不充分的情況下，刻意打破金屬貨幣“貯水池”的穩定機制，激化內在矛盾，必然會導致時代的後退，回到物物交換的階段。

王莽貨幣改制中出現貨幣的交換價值與價值相分離的情況，最終造成市場物價上漲，錢幣急劇貶值，人民生活愁苦。而同樣是貨幣的交換價值與價值相分離的“短陌”卻沒有出現這種情況。短陌是相對於足陌的概念，也就是相對於足值。短陌的來源是因為古代中陌代表100文，但在唐末的時候官府收支銅錢，收入八十為陌，支出七十七為陌，也就是說官府支出的時候七十七文就代表一百文，官府收稅的時候八十文就代表一百文，這種現象就是短陌。唐中期，兩稅法的實施，以錢定稅，不再收取實物賦稅，因此它顯著擴大了商品和貨幣流通的範疇，布帛、稻穀等生產物也大量進入了商品流通之中。這樣市場上用於交換的商品的價值上升，流通中的貨幣量不足，依據馬克思的貨幣流通理論，就會吸收一部分貨幣貯藏進入流通領域。但當時銅價騰貴，大量被人們貯藏的銅幣被銷鑄為器，因此當市場上流通中的貨幣不足時，並沒有大量的貯藏貨幣可以增加市場上的貨幣。這導致了唐後期錢荒的出現，短陌正是在這個時期出現，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當時經濟社會的發展 。

為什麼短陌的出現沒有引發物價的上漲，反而穩定了經濟？短陌的出現可以說是銅錢的購買力上升，另外只有交易達到了一定的量才會出現短陌的行為，比如唐末的短陌主要說的是一貫錢，一貫錢等於一千文，但這一貫錢只用放770個銅板就可以。因此可見短陌的發生主要是集中於大額商品交換的經濟活動中。依據馬克思的貨幣職能理論，如果有兩種不同的商品同時充當價值尺度，一切商品就會有兩種不同的價格表現，這兩種貨幣的相對比價關係保持不變時，是可以安然並存的。而唐末“短陌”的行為正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短陌的比例一直在760-780之間，比例關係相對穩定；並且銅板和一貫錢的標價是有規律的，價值高的商品是不會用銅板標價都是用貫錢來計價，價值低的商品都是用銅板計價，不存在短陌，也就是價值10文的商品用八個銅板是無法進行交換的。

二、瑪利亞特利薩銀幣的思考

“王莽改制”和“唐末短陌”的例子的窺視，我主要是利用馬克思的貨幣理論進行的解釋，其中可以看到兩個關鍵點：第一，價值尺度的二重化是與貨幣的價值尺度的職能相矛盾的；第二，價值低的商品都是用銅板計價，不存在短陌。聯想關於蒙代爾關於貨幣一體化的推論，當一個國家的各種資源要素不能自由流動的情況下，一個國家中使用不同種貨幣便成為可能。一個國家資源要素不能自由流動意味著出現了分層，不同貨幣在不同層次只執行價值尺度功能，而跨階層無法執行價值尺度功能，這是多種貨幣能在同一國家並存的原因。這一典型的例子是瑪利亞特利薩銀幣。

瑪利亞特利薩銀幣是世界貨幣史上最著名的例子，瑪利亞特利薩銀幣是18世紀奧利地的貨幣。但是既不是奧地利的殖民地也不是其勢力範圍，甚至是在英國或者法國等殖民地勢力範圍之內的地區，為什麼也流通著奧利地的錢幣？並且，其他奧地利的通貨不在這些地區流通，只有專門刻有1780年——瑪利亞特利薩女皇最後在位年份——的貨幣才被接受。儘管在奧地利境內該貨幣早就停止流通了，但是瑪利亞特利薩銀幣在20世紀依然在非洲、西亞的特定區域持續流通。

是什麼原因呢？第一種解釋，是銀幣的純度，但是盧比銀幣的純度更高，其估價要明顯低於瑪利亞特利薩銀幣，這個解釋顯然不成立；第二種解釋，是個人選擇的偏好，瑪利亞特利薩銀幣更加漂亮，這個在初始選擇貨幣時可能存在，但是無法解釋為什麼這種貨幣持續流通了150年，並且在貿易使用中嚴格排斥其他貨幣；第三種解釋，是發行主體的權威和信念，英國和義大利都是比奧地利強大的國家，試圖用自身的貨幣替代瑪利亞特利薩銀幣，都以失敗告終，最終只能自己印製瑪利亞特利薩銀幣，這個解釋也不成立。目前最為合理的解釋是瑪利亞特利薩銀幣作為一個流通線路的貨幣而存在。

在連線區域之間的貿易線路中，瑪利亞特利薩銀幣持續地流通著，在亞丁上岸的瑪利亞特利薩銀幣透過阿拉伯商人或者印度商人之手，轉送到出口產品的生產地區。作為購進咖啡的支付貨幣向西流進埃塞爾比亞西部，一部分是在戈雷等地以租稅的形式集中起來，進入亞的斯亞貝巴作為向軍隊、官員發放的薪金和給養散佈開來，而其中某種程度上一部分是作為從吉布提進口道亞的斯亞貝巴的棉織品等的貨款，或者追逐銀幣市場的價差向亞丁迴流。這一線路是不容易與其他貨幣的流通路線相連線的。假如要替代瑪利亞特利薩銀幣，就必須覆蓋這一超越國境的全部線路的貨幣。

瑪利亞特利薩銀幣在東非及紅海沿岸阿拉伯半島流通，它流通地區經由的那些國家內部，同時流通著本地通貨，從而形成了不同層次的貨幣。瑪利亞特利薩銀幣作為跨越大的地區的結算通貨而發揮作用，是作為從出產地運出物資的貨款而使用的通貨。當它在收購地不足的時候，沒有引起物價的下降，而是因為通貨不足導致商品短缺，進而推升了物價。它與出產地市場內部交易的通貨的供求時相互獨立的。這個多層的貨幣流通結構就是，在亞丁那種超上層的市場用英鎊或盧比，連線上層市場相互之間關係的是瑪利亞特利薩銀幣，在下層市場，銅錢等各種各樣的小面額通貨或者商品貨幣自律地流通。上中下三個層次貨幣的供求，相互獨立。

哈耶克和克萊因曾經考察過這種各種通貨相互競爭又並存的狀態，發現不同貨幣的同時存在是因為其背後有流通的需求，也就是不同貨幣對不同商品和貨物起到結算和定價的功能。這種並存貨幣的比價關係並不是不變的，英國試圖固定英鎊和瑪利亞特利薩銀幣的比價關係以失敗告終，因為這種並存貨幣的比價關係是取決於各自的流通需求而不停的發生變動。古代不同貨幣的比價關係類似於今天的匯率，從中國古代的貨幣流通和世界的貨幣並存流通的現象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引申的參考結論。

三、對現今人民幣國際化的思考

第一，貨幣背後的流通需求是貨幣存在的關鍵。近些年來人民幣國際化戰略被社會所廣泛關注，國家也在努力從各個方面推動人民幣國際化，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被認為是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關鍵一步。但是從古代貨幣的探求中可以發現，貨幣要國際化就要積累貨幣流通的需求，在現今社會意味著貿易需求、金融交易需求，儲備貨幣需求也是基於貿易和金融交易。目前，國際大宗商品的定價權由美元壟斷，人民幣的貿易融資成本在大部分地區高於美元和歐元，中國的資本賬戶對非居民開放程度很低，國際上來看金融交易中對人民幣的需求幾乎沒有，所以現階段人民幣的國際擴張缺乏必要的流通需求。

第二，人民幣要想成為國際貨幣，必須完善貨幣的迴流機制。瑪利亞特利薩銀幣的流通是基於一個完整的貨幣流通線路，如果一個貨幣想替代瑪利亞特利薩銀幣就必須要替代這整個流通線路。在調研中，中國企業的人民幣使用成本要低於美元，但是在貿易中還是使用美元的原因是對手方不收。為什麼不收，因為收來的人民幣無法直接使用，只能換成其他幣種使用，所以這個換匯成本就只能中國企業承擔。沒有人民幣的迴流機制，境外的人民幣無法使用，只能換成其他貨幣，一方面，賣空人民幣加大了境內貨幣政策壓力，另一方面，沒有迴流機制不可能對其他貨幣進行替代。

第三，貨幣使用的更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現今學術中常常使用貨幣慣性或者網路外部性來解釋，一個人、一個企業、一個經濟體，都會更傾向於使用一種貨幣如果其他人都使用這種貨幣，不僅體現在貨物購買和國際貿易中，也體現在金融交易和儲備資產。Greenspan（2001）也強調了由於網路外部性的存在，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使用規模和頻率不斷提升，吸引更多的人來持有和使用美元，國際貨幣使用由於正反饋機制而不斷向一種貨幣集中。瑪利亞特利薩銀幣的流通最終被美元替代的過程長達近200年，也顯示出貨幣慣性的強大。

第四，人民幣必須要朝著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改進。王莽的幣制改革利用官方信用標定不同貨幣之間的比較關係，違背市場化原則，必然無法持久。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例子也告訴我們固定匯率制度在投機性套利資本的衝擊下會激發金融風險。哈耶克和克萊因也說到並存貨幣的比價關係是取決於各自的流通需求而不停的發生變動，如果沒有體現流通的需求，其背後的計價商品就會出現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如果人民幣依然單一盯住美元，匯率市場的壓力最終會轉移到中國的國內市場，形成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