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時代zi2012-10-10

趙簡子，即趙鞅，春秋末年晉國正卿。其先祖與秦同姓。趙簡子又名志父，亦稱趙孟。卒於晉出公十七年（前458年），生年不祥。《史記》雲，晉頃公九年（前517年），“趙簡子在位……簡將合諸俟戍於周。”假如他20多歲執晉國政的話，其生年應在晉平公二十一年（前537年）左右，壽70多歲。

趙鞅

的青少年時代處於晉平昭年間，當時，晉國內政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些原來地位顯赫的舊貴族正在退出歷史舞臺，逐漸被趙、韓、魏、智、範、中行六家所取代，形成異姓大夫專權的局面。六卿相互之間圍繞晉國統治大權和土地也展開了激烈地明爭暗鬥，矛盾十分尖銳。在這場角逐中，趙氏家族曾一度凌駕於眾卿之上，但自“下宮之難”後一蹶不振，直到趙鞅父景叔繼位，其勢力仍不及範氏、中行氏。這種局面延續到趙鞅繼位初期。年僅20多歲的趙鞅執政以後，在復興趙宗室的責任感的驅使下，勵精圖治，終於使趙氏東山再起。

趙鞅在政治上表現得極為成熟。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趙鞅、荀寅佔領汝濱，令晉國民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以鑄刑鼎，上刻範宣子所用“夷鬼立法”。其核心是倡導“法治”，以法作為社會的行為規範，具有明顯地反對宗法分封制的非正統色彩，因而曾遭到孔子的貶責。

頒佈成文法，具有歷史的進步性。它使罪與非罪的標準明確並昭示於眾，實際上是對奴隸主“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黑暗恐怖政治的否定，體現了社會進化的要求。李悝在總結趙鞅“刑鼎”，子產“刑書”，鄧析“竹刑”的基礎上，寫成了《法經》，使法家文化日臻完善，成為新興地主階級奪取政權，確立封建制度的根本理論依據。

趙鞅執政不久，六卿在逐步瓜分晉國土地和人口的同時，都在各自的封地內進行全面地改革，為最終奪取晉國的統治大權作準備。其中韓、趙、魏三家採取了比較進步的政策，而尤以趙鞅的改革措施最為徹底，改革所帶來的成效也最為顯著，為趙宗室的興盛、強大和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經濟上，趙鞅革新畝制，調整賦稅。春秋末年，適當擴大畝制有利於農業和地主經濟的發展。為此，六卿都突破了“百步為畝”的舊經界，但範氏、中行氏和智氏的畝制不及韓趙魏的畝制大，韓魏的畝制又不及趙的畝制大。趙氏畝制“以百廿步為寬，以二百四十步為長”。而趙氏賦稅卻最輕，範氏、中行氏、韓魏“伍稅之”，趙氏“公無稅焉”。孫武分析了六家改革後，認為趙氏改革是比較成功的，因此“晉國歸焉”。

政治上，趙鞅禮賢下士，選賢任能。他重用董安於、尹鐸、傅便、郵無正、史黯、竇隼等人，同衛莊公、扁鵲、姑布子卿等名土的關係也極為融洽。趙鞅虛心納諫，表彰敢於指出他錯誤的臣下。趙鞅派尹鐸治理晉陽，事先告訴他一定要拆除荀寅等人所築的壁壘。尹鐸到任卻加固增修原有的壁壘。趙鞅到晉陽，看到壁壘，一定要殺掉尹鐸才入城。經人進諫，指出增修壁壘的必要，趙鞅反而“以免難之賞賞尹鐸”。趙鞅家臣週會“好直諫”，周舍死後，簡子每每聽朝，常面露不悅，大夫請罪，趙鞅說：“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

軍事上，趙鞅獎勵軍功，以功釋奴。晉定公十九年（前493年），趙鞅率軍迎戰增援範氏、中行氏的鄭國軍隊，誓師時宣佈，“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這個命令的頒佈，大大鼓舞了晉軍計程車氣，對取得戰爭的勝利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改革使趙氏的經濟勢力得到增強，政治威望得到提高，徹底改變了過去趙氏處於劣勢的不利狀況。此後，鞅秋聯合韓魏，把矛頭指向六卿中最主要的對手範氏、中行氏兩家，揭開了討伐戰爭的序幕。

趙氏與範中行氏之間爆發的這場衝突，導火線是暫住邯鄲的衛貢五百戶人口的歸宿問題。實際上，這是新興的異姓強族覬覦和爭奪晉國大權的鬥爭的必然反映。

定公十三年（前497年），趙鞅想把衛國進貢的五百戶人口從邯鄲遷往晉陽，遭到同宗大夫趙午父兄的拒絕，趙鞅一怒之下，

殺了趙午，於是，趙午子稷、臣涉賓“以邯鄲叛”，午是中行氏（荀寅）之甥，而荀寅又是範氏（士吉射）的姻親，因而得到範氏、中行氏的支援。秋七月，範氏、中行氏以晉君名義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這場歷時八年的戰爭以範、中行氏的失敗而告終。

趙鞅之所以能取得這場戰爭的勝利，首先是因為他十分注意建立可靠的根據地。趙鞅先後派董安於、尹鐸治理晉陽，尹鐸到晉陽後，立刻“損其戶數”，調整賦稅，爭取民心，修建壘堡，加固城防，使晉陽成了趙氏穩固的後方。其次，趙鞅善於利用六卿之間的矛盾，結成反對範、中行氏的統一戰線。戰爭爆發時，整個晉國兩大敵對陣營各派的組合，力量對比的變化瞬息萬變，錯綜複雜。趙、韓、魏、智氏之間，四家權卿與晉君之間，特別是趙氏與智氏之間矛盾重重。然而，在未取得對範氏、中行氏的最後勝利之前，趙鞅儘量避免與他們發生衝突，注意爭取韓魏智氏，特別是晉君的支援。對智氏的脅迫，他委曲求全，默許有功之臣董安於自殺。當範、中行氏以晉君名義伐晉陽時，趙鞅沒有公開反叛晉。侯，並設法儘快恢復同晉公室的關係，從而得到國人的擁護，扭轉了戰爭的不利局勢。再次，趙鞅還非常注意改善同別國的關係。哀公四年（前491年），趙氏與範、中行氏戰事正酣，楚乘晉內亂，“乃謀北方”。趙鞅被迫妥協，對土蔑說：“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遂“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滿足了楚國要晉引渡戎狄的要求，避免了晉楚之間的直接衝突。最後，作為晉軍統帥，趙鞅身先士卒，具有勇於犧牲的精神。哀公二年（前493年），晉鄭兩軍戰於鐵，趙鞅中箭負傷，面部血流不止，卻“鼓音不衰”。趙鞅攻衛，他虛心聽取燭過的勸告，“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指揮作戰，故能“一鼓而士畢乘之”。

這場戰爭的結果，是中行文子、範昭子奔齊，“趙氏竟有邯鄲、柏人”，形成“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的局面。

從哀公六年（前489年）至哀公十七年（前478年），趙鞅為避免同智氏之間矛盾的進—步激化，轉移國內視線，鞏固既得利益，又發動了一系列討伐衛、齊、魯、鮮虞的戰爭。哀公六年，趙鞅帥師伐鮮虞。哀公十年春，趙鞅帥師伐齊。哀公十四年春，伐衛。然而，這一程序因趙鞅染疾而中斷，“使太子無恤將而圍鄭”，從此，趙鞅退出晉國的政治舞臺，結束了他叱吒風雲的政治生涯。晉出公十七年（前458年），“簡子卒，太子無恤代立，是為襄子。”四卿中年資最長的智襄子（智瑤），乘機獨佔了大部分範氏、中行氏故地，把持了朝政，取趙氏而代之，成為四卿中最強的勢力。導致後來與趙氏的戰爭，使晉國曆史程序出現反覆和挫折。

綜觀趙鞅生平事蹟，可以說他對春秋戰國的歷史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作為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趙鞅在軍事上討伐晉腐朽勢力的同時，在經濟、政治、思想各個領域也向舊的宗法制度發起猛烈衝擊，嚴重動搖和瓦解了奴隸制的基礎，加速了晉國封建化的程序，其影響甚至波擊到中國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中。

這是因為趙鞅改革為趙氏立國奠定了基礎。趙鞅繼位之初，趙氏家族已處於存亡絕續的關頭。由於趙鞅採取了卓有成效的革新措施，使趙宗室的勢力迅速增強。趙襄子正是在繼承其父改革的基礎上，爭取民心，任用賢臣，虛心納諫，終於同韓魏一起滅了“貪愎好利”的智氏，才有晉靜公二年“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的結果，韓、趙、魏“三家分晉”實際上奠定了戰國時期七雄並立的爭霸格局。

趙鞅的經濟、政治、軍事改革措施最為徹底，很少保留奴隸制殘餘的痕跡，加速了春秋戰國時期，甚至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的程序。

趙鞅澆鑄了戰國時代近200年燦爛的趙文化基業。晉自西周初年立國，即奉行“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基本國策，具有融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傳統。趙鞅、趙襄子兩代改革後，進一步發揚光大了晉“觀事而製法，因事而制禮”的優秀傳統，使趙文化含有“中原古文化的農耕文明和北方古文化的草原文明二位一體”的典型特徵。在經濟、軍事、文化、商業、建築等方面以其鮮明的風格豐富和發展了中華民族的古代文化，為中華民族的進步作出了應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