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修五剛學完的課文，就當是寫作業了。

首先，我們要知道別里科夫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或許大部分人都會說——膽小怕事，思想古板，固執，總之是反面的評價。

他老是歌頌過去，歌頌那些從沒存在的東西；事實上他所教的古代語言對他來說，也就是雨鞋和雨傘，使他藉此躲避現實生活。別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極力藏在一個套子裡。只有政府的告示和報紙上的文章，其中規定著禁上什麼，他才覺得一清二楚。看到有個告示禁止中學學生在晚上九點鐘以後到街上去，他就覺得又清楚又明白：這種事是禁止的，好，這就行了

凡是違背法令、脫離常規、不合規矩的事，雖然看來跟他毫不相干，卻惹得他悶悶不樂。要是他的一個同事到教堂參加祈禱式去遲了，或者要是他聽到流言，說是中學的學生鬧出了亂子，他總是心慌得很，一個勁兒地說：千萬別鬧出什麼亂子。在教務會議上，他那種慎重，那種多疑，那種純粹套子式的論調，簡直壓得我們透不出氣。

也許上面的評價是從他的表現中得出的。

於是，我們發現了一個關鍵的問題：

人們會為此對他感到恐懼甚至讓他轄制整座城市嗎？

答案很明顯，不會。

人們對他恐懼的原因僅僅是因為他充當了一個“衛道士”的角色。他說的幾乎每一句話，都離不開“當局”，“規定“這種詞語。他在人們眼中是什麼？不是一個膽小怕事，思想古板，固執的中學教師，而是代表著當時的權威。

於是，我們就得出了結論——他是個十惡不赦，幫助統治階級禁錮人們思想的壞人。

才怪。

我們分析人物的時候，常常只關注人們的行為，以此來推斷出他的性格/心理。但是這僅僅是簡單的對映關係（行為——>性格）。卻忘記了問這樣一個問題：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人們不會無緣無故去做一些看起來毫無意義的事情，但是，在我們目前的分析中，他做的每一件事，好像都是沒有意義的——作為並不處於統治階級的中學教員，他這麼做並不會為他帶來任何利益。

第二個關鍵的問題：

他為什麼這麼做？

對於這個問題，文中有幾個關鍵的切入點：

他有一個古怪的習慣──到同事家串門。他到一個教員家裡，坐下後一言不發，像是在監視什麼。就這樣不聲不響坐上個把鐘頭就走了。他把這叫做‘和同事保持良好關係’。顯然，他上同事家悶坐並不輕鬆，可他照樣挨家挨戶串門，只因為他認為這是盡到同事應盡的義務。我們這些教員都怕他。連校長也怕他三分。

他似乎自己也不喜歡自己的行為？

齋期吃素不利健康，可是又不能吃葷，因為怕人說別利科夫不守齋戒。於是他就吃牛油煎鱸魚──這當然不是素食，可也不是齋期禁止的食品。

從這裡，似乎他又不是那麼的古板了，他出人意料的觸碰了自己的“底線”。

為什麼會這樣呢？

從時代背景的角度來考慮，他所處的時代正式新舊思潮碰撞的時代，人們生活在夾縫之間，對舊事物已經產生了懷疑，可是對新生事物卻沒有勇氣去完全接受，每個人都在猶豫和糾結之中，而別里科夫的性格導致他成為了在夾縫中最悽慘的那一個。他為自己裹上厚實的外套，穿上雨靴，並且用古板的論調當作盾牌，只是為了保護自己而已。

這種人，其實是最令人可憐的。

文中最後有這樣一個情節：

“我們從墓地回來，感到心情愉快。可是，不到一個星期，生活又回到了原來的樣子，依舊那樣嚴酷，令人厭倦，毫無理性。這是一種雖沒有明令禁止、但也沒有充分開戒的生活。情況不見好轉。的確，我們埋葬了別利科夫，可是還有多少這類套中人留在世上，而且將來還會有多少套中人啊！”

按常理，從這裡可以推斷出，每個人都是套中人，每個人都會落入套中……之類的。

但我不這麼認為。

在套子裡的別里科夫多少表現出了愚昧，極端。其他人完全不能和他相提並論。別里科夫在看到新思想時，他選擇一味的躲避，並且去影響其他人。而文中的其他人則是看到鮮豔的西紅柿，垂涎欲滴卻不敢嘗試，他們心中仍有著自由的火種，但是因為曾經長時間在專制之下逆來順受，已經習慣了被人掌控，所以才會被別里科夫這種人轄制。

他們既然不在套子裡，為什麼不選擇抗爭，就像柯瓦連科一樣？

因為還沒到生死攸關的時候。

亨德里克·房龍所著《寬容》的序言就是一個類似的故事。

也許別里科夫不完全符合守舊老人，也許柯瓦連科不完全符合探索者，但是小鎮上的其他人的的確確就是無知山谷裡的淺薄的村民。

以上僅為個人觀點，有錯誤歡迎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