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韋斯·安德森的《犬之島》在中國上映，結果票房撲街了，但口碑良好。

不過，在我看來，這遠不是韋斯安德森最好的作品，甚至可以說這是他的撲街之作。

影片延續了韋氏一貫的影像風格，將形式做到極致，但內容上卻遠不如幾部前作，生硬的政治隱喻，與本體故事之間缺乏融合，乃至於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故事來隱喻那一段歷史，更有種小學時候做閱讀理解的感覺，被硬逼著從一些無關緊要的細節上解讀出所謂的中心思想。一個好的動物寓言應該是像《動物莊園》那樣，故事的發展本身就能揭露隱喻的含義——豬上位後的轉變，和馬愚忠地累死，既是表面故事的發展本身，也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隱喻。而《犬》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

即使拋開故事背後的隱喻，這個單純的汪星人故事也遠不能讓人滿意。故事的主線之一是流浪狗cheif在與小林的相處中如何逐漸放下心防，慢慢接受對方。但整個故事之中，對cheif的轉變刻畫顯然不夠有力，乃至最後當cheif接受了哥哥的委託，答應當小林新一任的守護犬這個關鍵的一幕，都因為沒有足夠的情感鋪墊，而缺乏打動人的力量，甚至有點突兀。

當然，我在這邊吹毛求疵地批評《犬之島》，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電影本身有多爛（天地良心，我看得挺歡樂的），而是導演前作珠玉在前，才讓我感到失望。

關於時代和政治的隱喻，韋斯·安德森顯然能夠做得更好，比如他的那部《布達佩斯大飯店》。

《犬之島》的故事發生在虛構的犬之島上，而《布達佩斯大飯店》的故事發生在虛構的布達佩斯大飯店裡，只不過，前者在日本，後者則是在歐洲大陸上一個虛構出來的牛茅共和國裡。

牛茅共和國的國寶作家，留下了一本叫《布達佩斯大飯店》的書，講述了自己年輕時聽聞的一段歐洲往事。

1968年，年輕的作家下榻布達佩斯大飯店療養身體。此時，曾經名傾一時的大飯店已經在走下坡路，失去了往日的優雅華麗，顯得蕭索荒敗，只有幾個孤僻的旅行者願意入住。

就是在這裡，作家認識了飯店的主人，一個身材矮小、穿著得體、眼神精明又形容哀傷的老人，Zero·穆斯塔法。

主人邀請作家共進晚餐，並向他講述了自己年輕時在酒店當門童時的一段往事。

於是時間倒回到1932年，大飯店還風光無限的時候，影片的真正的主角古斯塔夫先生才正式出場。

古斯塔夫先生是飯店的經理，負責管理飯店，接待遠來的客人。其中有大批客人就是專門為他而來的，而這些人的共同特徵就是：她們是一群家財萬貫、年紀老大、沒有安全感、虛榮膚淺而且異常飢渴的老女人。古斯塔夫先生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靠自己的性魅力和效能力取悅她們。

當Z表示不能理解他為什麼和一個84歲的老女人上床時，他解釋道：年輕人只喜歡吃牛排，但年紀大了點之後，你就要學會接受那些比較便宜的部位，而且那些部位的口味還可能比較豐富。（雖然我聽不懂，但好像很有道理的樣子）

他一方面吃著軟飯，跟這些老女人互相調情，互道我愛你，但轉眼把人送走了之後，就把對方留給他用來替自己在教堂點根蠟燭的錢剋扣掉一大半。

他永遠衣著得體，舉止優雅到甚至有點娘娘腔，就算髮脾氣揮手，都是用蘭花指；他身上永遠灑滿香水，不論走到何地，總帶著濃厚的香水味；他還喜歡唸詩，哪怕沒有人想聽，他還是一有機會就充滿感情地朗誦；他對生活的品味有著近乎強迫症般的追求，看到老婦人的指甲油不好看，就表示自己“生理上厭惡”，上火車前總要自備好酒， 因為不想喝火車上的“貓尿”；他熱衷於表明自己的品味，看著名畫發表見解和感慨，並表示要讓這幅畫永遠陪伴自己，但下一秒就計算著怎麼把它賣掉……

就像Zero說的，他和他的那些追求者一樣，虛榮膚淺，慾求不滿。

而就是這個虛榮膚淺的男人，憑藉著自己的風流手段，贏得了一眾老婦人的歡心，其中一個甚至在死後，將一副世界名畫《蘋果與男孩》無償贈予了他。但也是這幅畫，為他帶來了一連串的麻煩……

這部《布達佩斯大飯店》上映於2014年，集合了裘德諾、拉爾夫·費因斯、艾德里安·布羅迪、愛德華·諾頓等大牌明星兼實力演員，可在片尾的字幕上，韋斯·安德森第一個報出的名字，卻是一個不曾在影片中出現的真實人物：茨威格。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二戰爆發後，遠遁他方，來到巴西，寫下了回憶錄《昨日的世界》，緬懷那個舊有的歐洲世界，然後和妻子雙雙自殺。

陳寅恪緬懷王國維，說，當一種文化衰敗之際，凡受此文化滋養之人，必感到極大之痛苦。

生長於舊日歐洲的茨威格，面對納粹的鐵蹄踏遍了歐洲大陸，舊有的歐洲文明因此分崩離析，心中的痛苦大概也不會亞於王國維。

這部受茨威格作品啟發的電影，和茨威格那部回憶錄一樣，同樣是在緬懷那個舊有的世界。所以有影評人說：這部電影是“一張寄往舊時歐洲的明信片”。

影片中的古斯塔夫先生，虛榮、淺薄、吃軟飯、娘娘腔、愛貪小便宜，可以說相當猥瑣與庸劣。可就是這個庸劣的人，卻同時集合了那個時代最美好的品質。

確實，他吃軟飯，還貪那些婦人的小便宜，但同時他又是真誠地在取悅她們、尊重她們。

在我們的傳統裡，那些浪漫多情、懂得如何取悅女性的男人都是西門慶式的流氓，而在歐洲文化中，浪漫與多情是值得讚美的品質，至少在這裡，古斯塔夫用他的浪漫與熱情真切地給予那些老婦人以快樂，即使在人已經死了的情況下，他也願意趴在死者的棺材前，熱情地讚美她，並給她一個吻。

他是愛慕虛榮的，未必真正懂自己口中唸叨的那些詩歌，也應該不會欣賞那幅名畫（否則就不會問門童畫中人和自己是不是很像這種蠢問題了），他喜歡假裝自己懂得美與藝術，和現在的女孩子挎個愛馬仕或者男人戴個勞力士一樣，只是一種顯擺；

但就算是不懂得欣賞美，他也是真誠地熱愛美，相信美的意義，當Zero在他的影響下，也開始用唸詩的方式來形容對戀人的思念時，他是真切地為之感到高興。

他為人淺薄，之所以熱衷文明、隨時隨地都保持著彬彬有禮的姿態，可能和熱衷在身上撒上“羽之味”香水一樣，只是一種喜歡那種文明在身的感覺，讓自己有一種優越感，所以當門童在他越獄後，忘了給他帶來香水的時候，他毫不客氣地指責對方來自蠻荒落後之地，不應該來到文明的歐洲城市，因為這不合適他；

可一聽到對方原來是難民，因為戰亂而不得已離開故國的時候，他又真切地為自己的“野蠻”感到羞愧，熱淚盈眶地向對方道歉，覺得自己辜負了“布達佩斯大飯店”對自己的培養。

他還是個娘娘腔，一身的騷紫色，加上軟綿綿的眼神與女性化的口吻語氣，以及那個隨時隨地都會出現的蘭花指，讓他看起來缺乏男性氣概，甚至被指責說是同性戀（順便說一句，這是對同性戀的歧視，據我所知，很多同性戀都很man）；

但他永遠都會在需要的時候勇敢地站出來：在火車上遇到盤查，當軍隊警察因為移民問題，想將Zero帶走時，他面對著荷槍實彈、勢力龐大的軍隊，毫不退縮地站出來為之抗爭：“你不能因為他是移民就逮捕他，他沒做錯任何事！”在遭到毆打時也毫不服軟，大聲咒罵對方的野蠻。

古斯塔夫當然不是一箇舊歐洲文明的典型代表，他甚至可能從來都不能深刻地理解自己所熱衷的那些文明行為背後的含義，從本性上來說，他與這些文明格格不入，可他卻真真切切地把這些文明踐行到底：待人守禮有節，一諾千金，尊重並追求美與真相，懂得取悅女性，面對不公與暴力，即使明知不敵也要勇敢抗爭的騎士精神。

學者周濂有一篇文章叫《裝裝文明人》，裡面談到，自己在英國時，經常聽到英國人給人道謝：——

辦校園卡有帶相片，就會得到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填表格，請填這裡這裡還有那裡，“thank you very much”；請坐，哦不坐，接著又是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

然後他漸漸明白了，這種東西不能當真，雖然真誠的人很多，但也“有一些英國人假模假式，溫良恭儉讓的背後隱藏著根深蒂固的優越感”。

古斯塔夫先生大概就是這樣，在他的所有文明行為背後，其實是他作為一個歐洲人深深的優越感，所以才會有他指責Zero野蠻的那一幕。

但周濂老師繼續指出，文明本就是化性起偽——“裝是文明開始的第一步，裝啊裝啊就信以為真了，就深入人心了，就大道通行了。”

人是環境動物，走在牛津的路上，不知何時就會飄來一句“早上好”“對不起”或者“謝謝”，逼迫我隨時處於禮貌用語的待命狀態，久而久之就很難總是擺出一張“煩著呢別理我”的臭臉，漸漸地學會走在路上目視陌生人，微笑，並道：“have a nice day！”

出於虛榮也罷，出於優越感也罷，古斯塔夫先生就是靠著自己的“裝”，最後讓自己成為了一個歐洲文明的傳承人和踐行者。

漢密爾頓在《希臘精神》中說：

文明給我們帶來的影響是我們無法準確衡量的，它是對心智的熱衷，是對美的喜愛，是榮譽，是溫文爾雅，是禮貌周到，是微妙的感情。如果那些我們無法準確衡量其影響的事物變成了頭等重要的東西，那便是文明的最高境界。

古斯塔夫這樣一個猥瑣的人物，卻能夠把“對美的喜愛”、“榮譽”、“溫文爾雅”、“禮貌周到”、“微妙的情感”變成了“頭等重要”的東西，這本就是“文明的最高境界”。

所以當這個文明在戰爭的濃煙中崩塌、陷落，不復存在，茨威格才會為之感到痛心，甚至不惜以死獻身。

而在電影裡，當戰爭爆發後，曾經優雅華麗的布達佩斯大飯店也漸漸變得蕭索淒涼，甚至瀕臨破產。

作家問Zero·穆斯塔法，留下飯店，是否是為了保留自己與那個消失的世界的聯絡？

而穆斯塔法則說：早在古斯塔夫進入那世界之前，他的世界就已經消失了。他只是極為優雅地維持了那個幻像。

也許，這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一個文明昌盛、人人知禮守節的古歐洲，古斯塔夫相信那些文明，就像堂吉訶德相信曾經有過一些行俠仗義、勇鬥惡龍的騎士一樣虛妄，但就是這種相信，讓他們散發出一種獨有的人格魅力，讓那個勇敢衝向風車的身影被永遠銘記，讓Zero在談起古斯塔夫時充滿了敬意與愛戴。

文明或許只是一種信仰或一個幻像，但失去這種信仰與幻像，我們終將淪為一個低等的生存動物，在弱肉強食的遊戲規則中重新長出獠牙，形容醜惡，心態野蠻。

而維持文明，是需要激勵的，一個人願意先試著“裝”文明人，是因為文明能讓他們得到某種認同，可以是虛榮，可以是優越感，也可以是一種更深刻的人性體驗：

《辛德勒的名單》裡，一個斷了手的老人，堅持要面見辛德勒先生，因為他要感謝辛德勒先生給了他一份工作，讓他不用被送往集中營。他不停地對旁邊的史登說：“他是個好人，他是一個大善人，他救了我的命。”

他不知道，真正把他列入招聘名單的，並不是辛德勒，而是帶他來感謝辛德勒的會計史登。

這時候，辛德勒坐在椅子上，聽著這個老人發自內心的感謝，他臉上是無限的尷尬，不停地別過頭掩飾自己的愧疚。

老人走後，辛德勒對史登大發脾氣，告誡他不許再這麼做了。

幾天後，當一個女孩前來求救，要辛德勒將自己的父母安排進工廠的時候，他答應了。

即使是在那個最灰暗的時代，文明的光芒也無法掩埋，對善意的一點反饋，就能震撼一個冷酷的靈魂，讓他願意將文明、將善視為“頭等重要”的東西。

而一個文明無法存續的年代是怎樣的呢？

是我們再也感受不到文明能給我們帶來尊嚴的時代。

今年年初，媒體人王利芬在微博上慶祝自己的公眾號上面的第一篇十萬加，而內容是報道八零後茅侃侃的去世。

在這個十萬加為王的新媒體時代，面對生命的消逝，許多媒體人的第一反應，是這是一個潛在的爆款，是一個能收割流量的契機，而十萬加，有流量，才是這個功利時代能帶給我們尊嚴的東西，因為它們能置換成現金：而成為富人是這個時代最大的主旋律，窮才是這個時代最大的罪過。

我們曾經相信媒體人是無冕之王，曾經天真地營造出他們為民喉舌的形象，即使在現實中這種信仰太過天真，這種形象不過是種幻像。但人們依然勉力維持著這樣的信仰與幻像，如同古斯塔夫優雅地維持著那個古老歐洲的幻像。

而在今天，人們甚至連這個基本的幻像與信仰都拋棄，將所有煩人的道德負擔全部卸下，因為在這個成功學當道的功利時代，錢是唯一的信仰，賺錢是一個人能夠得到尊重的唯一途徑，而以前那些高貴的價值觀，則變成了變現的負擔，只有拉得下臉來，不再勉力維持一個寫作者應有的道德，而投入到全國性的造富運動中，並且取得勝利，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世界給自己的反饋與尊重。

而這種心態，不僅僅是存在於新媒體行業，而是廣泛地存在於整個社會當中。

我今年過年回家的時候，一堆朋友在一起，談論起以後的出路，一個做網路貸款的朋友，興奮地談起自己的收入，談到他的某些客戶，是一群大學的小女生，為了滿足虛榮心而借貸買手機或包，從而背上高額的利息債務，順便給他帶來了收入。

他一點也沒有意識到自己行為的失當，可能給一些懵懂的女學生帶來的傷害，而是沉迷在一種獵物上鉤的興奮感中。

另一個朋友談起，想要合夥，倒賣手機卡，而物件是那些“做手機詐騙”的。當我指出這種事不道德時，他的反應是：“我們就是賣卡而已，人家拿去做什麼不關我們的事！”

另一個朋友說得更直白了點：“能賺錢就行了！”

我想到電影的最後，作家問Zero，古斯塔夫後來怎麼了。

Zero說：“最後，他們槍殺了他。”

本文最初發表於公眾號“夜梟筆記”（ID：yxbj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