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使用者 1級 2013-09-11 回答

明朝文臣，因其巨大的歷史功績而被後世譽為“宰相之傑” 。

明王朝經過兩百多年的風風雨雨，到了嘉靖年間已是百病叢生，危機四伏。紫禁城裡每日設壇修醮，青煙繚繞。幻想長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於《慶雲頌》的華面詞藻，閉著眼睛將朝政託付給奸相嚴嵩。嚴嵩父子趁機為非作歹，貪贓枉法。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內閣首輔（宰相）張居正被推上了歷史的前臺，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飭朝綱，鞏固國防，推行一條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獲得勃勃生機。張居正也應其巨大的歷史功績而被後世譽為“宰相之傑”。

“風毛叢勁節，直上盡頭竿”

張居正（1525一1584），字叔大，號太嶽。嘉靖四年（1525），當張居正在荊州江陵（今屬湖北）的一位秀才的家裡呱呱墜地的時候，其先祖的餘蔭對他早已不能關懷庇護，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個白龜夢。夢中的月亮落在水甕裡，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後一隻白龜從水中悠悠地浮起來。曾祖父認定白龜就是這小曾孫，於是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

白圭的確聰穎過人，很小就成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歲的白圭報考生員，其機敏靈俐深得荊州知府李士翱的憐愛，他囑咐小白圭要從小立大志，長大後盡忠報國，並替他改名為居正。這一年，居正補府學生。四年後，才高氣傲的張居正又順利透過鄉試，成為一名少年舉人。湖廣巡撫顧璘對他十分賞識，曾對別人說“此子將相才也”，並解下犀帶贈予居正說：“希望你樹立遠大的抱負，做伊尹，做顏淵，不要只做—個少年成名的舉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進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種見習官員，按例要在翰林院學習三年，期滿後可賜編修。張居正入選庶吉士，教習中有內閣重臣徐階。徐階重視經邦濟世的學問，在其引導下，張居正努力鑽研朝章國故，為他日後走上政治舞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明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廢丞相，設內閣，其職能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廳。首席內閣學士稱首輔，實際上也就是宰相。張居正入翰林院學習的時候，內閣中正在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當時的內閣大學士只有夏言、嚴嵩二人，二人爭奪首輔職位的結果是夏言被殺，嚴嵩為內閣首輔。

對於內閣鬥爭，作為新科進士的張居正自然沒發言權。但通過幾年的冷眼觀察，他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弛有了直觀的認識。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張居正以《論時政疏》（《張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陳“血氣壅閼”之一病，繼指“臃腫痿痺”之五病，系統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而這些自然沒有引起明世宗和嚴嵩的重視。此後，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沒再上過一次奏疏。

嘉靖三十三年，張居正藉口請假養病，離開京師來到故鄉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國事，親身接觸農民。家境本就貧寒的居正，在鄉間體會到了人民的辛勞、飢寒和痛苦。他在《荊州府題名記》（《張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說：“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併。”這一切不禁使他側然心動，責任感讓他重返政壇。

嘉靖三十六年，張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職。這時的他在苦悶思索中漸已成熟，在政治的風浪中，他模仿老師徐階“內抱不群，外慾渾跡”，相機而動。嘉靖四十三年，居正進宮右春坊右渝德，深謀遠慮的徐階荐居正為裕玉朱載垕的侍講侍讀。逾德只是個虛銜，但由於裕玉很可能繼承皇位，侍裕邸講讀就不是等閒之職了。在裕邸期間，“王甚貨之，邸中中宮亦無不善居正者”（《明史．張居正傳》）。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這一年，世宗歿，裕王即位，是為明穆宗。張居正的機會來了。隆慶元年（1567），他以裕王舊臣的身份，放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土。這年張居正四十三歲，此時的他大概不會忘記自己十三歲寫下的詩句“鳳毛叢勁節，直上盡頭竿”。三十年後，他終於在暗暗的較量中“直上盡頭手”了。

“攝夷蠻騷亂，鋤當路芝蘭”

入閣以後的張居正並沒有為個人的升遷而自鳴得意。這時的明王朝，內則土地兼併，流民四散，草譯禍起，國家帑藏空虛，用度匱乏；外則北方韃靼進兵中原，製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奪利，尤其岑猛叛亂，“兩江震駭”，東南倭寇騷擾沿海，民不聊生。面對這些，張居正無法輕鬆。

而更使張居正感到擔心的還是內閣內部日益白熱化的政治鬥爭。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嚴篙倒臺後，徐階繼任首輔。他和張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遺沼，糾正了世宗時期的修齋建醮、大興土木的弊端，為因冤案獲罪的勤勉朝臣恢復宮職，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歡迎。但不久，隆慶二年（1568），七月，徐階終因年邁多病，舉籌失措而被迫歸田。次年，徐階的老對手高拱重回內閣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內閣大權。高拱當政期間，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張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後發生嫌隙。高拱又和權宦馮保不和。隆慶六年，穆宗病歿，年僅十個歲的神宗繼位。張居正遂聯合馮保，攛掇后妃，以“專政擅權”之罪令高拱回原籍。這樣，張居正就成了首輔，從此獨掌國家大權達十年之久。

平心而論，徐階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幹的首輔，他們為鞏固明王朝的統治作了不少具體和區域性的努力，然而終因缺乏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幹與氣魄，到張居正繼任首輔時，明王朝仍然是危機重重。張居正清醒地認識到，小修小補已無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進行大刀闊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國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慶二年八月，他託《陳六事疏》（《張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從省議論、振紀綱、重沼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他批評空作王霸之辯的人“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而誤認為“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張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明確地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為自己的治國目標。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鞏固國防，整頓吏治。

還在隆慶年間，入閣不久的張居正在首輔徐階和內閣重臣高拱的支援下，主持了固鞏邊防的工作。

隆慶四年，韃靼首領俺答進攻大同，計劃稱帝。居正聞悉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攜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幾人情求內附，大同巡撫方逢時和宣大總督王崇古決策受降。鑑於此事非同小可，張居正寫信，要祟古立刻把詳情“密示”於他。原來，俺答的第三個兒子死時遺一小孩即把漢那吉，把漢那吉長大娶妻比吉，後愛上姑母之女三娘子並再娶。然而，身為外祖父的俺答也愛上了三娘子意據為己有。於是祖孫之間為一個小女子心中結怨，演出失戀青年離家投漢的一幕。

居正接到報告，再次寫信給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漢那吉，並派人通報俺答：“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張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鑑川策俺答之始》）然後，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時奏疏皇上納降。朝中很多人極力反對，認為敵情叵測．果然俺答的騎兵如黑雲壓城至北方邊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戰事準備並以其孫要挾，俺答終於被迫妥協。居正順水推舟應俺答之求，禮送把雙那吉回鄉，俺答則把趙全等叛臣綁送明室。

把漢那吉穿著皇上官賜的大紅絲袍回韃靼帳幕。俺答見到非常感動，說以後不再侵犯大同，並決定請求封貢、互市，和明友好相處。

隆慶五年，穆宗在後正等人的力勸下，詔封俺答為順義王，並在沿邊三鎮開設馬市，與韃靼進行貿易。北部邊防的鞏固使張居正可以把注意轉向國內問題。

以心奉塵剎，不求自身利

作為—個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張居正對明王朝所面臨的問題有深刻認識的。他認為當時國力匱乏和盜賊橫行都是由於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貪汙，地主兼併，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張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加之皇帝的窮奢極欲，百姓因此才飢寒交迫，落草為寇。由於張居正客觀地分析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正確地把握了問題的實質和關鍵，這才使他的改革能夠順應歷史的潮流，並受到廣泛的歡迎。

基於上述看法，張居正決定從整頓吏治開始他的改革。萬曆元年（1573）十一月，張居正上疏實行“考成法”，明確職責。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對於要辦的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考試，做到心中有數。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張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的拖拉現象。考成法的實行，提高了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而且明確責任，賞罰分明，從而使朝廷釋出的政令“雖萬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張居正傳》）。

張居正整飭吏治的目的主要還是“富國強兵”，這條紅線貫穿於他的改革之始終，實行考成法的最大收穫也正在於此。

張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時，將追收逋賦作為考成的標準。萬曆四年規定，地方官徵賦試行不足九成者，一律處罰。同年十二月，據戶科給事中奏報，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級處分的，山東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職處分的，山東二名，河南九名。這使懼於降罰的各級官員不敢懈怠，督責戶主們把當年稅糧完納。由於改變了拖欠稅糧的狀況，使國庫日益充裕。據萬曆五年戶部統計全國的錢糧數目，歲入達435萬餘兩，比隆慶時每歲所入（含折色、錢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在內）250餘萬兩之數，增長了74％（《明通鑑》卷六七）。財政收支相抵，尚結餘85萬餘兩，扭轉了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正如萬曆九年四月張居正自己所說的：“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如期之故。”（《張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見，實行考成法雖是一種政治改革，但它對整頓田賦、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遠遠不能滿足王公貴族的無限揮霍。張居正認為人“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騖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理財還是要以節用為主。他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幾乎都在圍繞這個中心進行。

比如他透過加強對官吏的考核，裁減冗員，節省朝廷的俸祿開支。據對“兩京大小九卿及各屬，有沉濫者裁之”，競“汰冗員二三”。同樣，張居正也透過各種途徑削減朝廷的軍費開支。一方面與韃靼人修好，通貢互市，保持邊境安定，減少戰爭費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減撫賞開支。到萬曆二年，北邊“三鎮二歲之中，所費不過萬餘，而所省已百餘萬”。還透過減客兵，清糧糗的辦法減少支出，“歲所省，兒得數十百萬”。

同時，張居正還要求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勒緊褲帶，和大家一道過緊日子。他不僅多次向神宗提出“節用愛民”，“以保國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費上，也是錙株必較，寸步不讓。萬曆七年，神宗向戶部索求十萬金，以備光祿寺御膳之用，居正據理力爭，上疏說，戶部收支已經入不敷用，“目前支援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他要求神宗節省“一切無益之費”。結果，不僅免除了這十萬兩銀子的開支，連宮中的上元節燈火、花燈費也被廢止。在張居正的力爭下，還停止重修慈慶、慈寧二宮及武英殿，停輸錢內庫供賞，節省服御費用，減蘇松應天織造等，使封建統治者的奢侈消費現象有所收斂。

對於自己的用度，張居正也是力戒奢華。纂修先皇實錄，例得賜宴一次。張居正參加篆修穆宗實錄，提出辭免賜宴。他說：“一宴之資，動之數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節財之道”他還請求將為明神宗日講的時間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燈火費用。

張居正在整頓吏治、厲行節約的過程中，不僅自己廉潔奉公，而且對家屬也嚴格要求。兒子回江陵應試，他吩咐兒子自己僱車；父親生日，他吩咐僕人帶著壽禮，騎驢回裡祝壽。萬曆八年，居正次弟張居敬病重，回鄉調治，保定巡撫張滷例外發給“勘合”（使用驛站的證明書），居正立即交還，並附信說要為朝廷執法，就不能以身作則。對於明王朝來說，張居正確實是難得的治國之才。他早在內閣混鬥、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寫過一偈：“願以深心奉塵剎，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確是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