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聯動會議中，媒體是資訊流溝通的重要渠道，因此，相對於常委中媒體淪為雞肋的情況自然要好得多。但是，媒體在聯動體系中是否扮演了在真實社會中的角色，這一點還是存疑的。本文將從媒體地位談談進一步擴大媒體作用的方式。

一、聯動中的媒體的基本存在形式

在聯動體系中，媒體設定一般圍繞會場及其議題展開，型別包括但不限於國家通訊社、主流報社、次要媒體從業者等。三種分類的根據主要是從其報道的官方性質、民眾接受程度等方面進行考慮。

國家通訊社是接受國家指導，並受政府注資以維持運作的通訊社，他們的新聞一般被解讀為國家的官方行為，在新聞中佔據主導地位。在存在輿論推演的聯動會議中，它對聯動體系的影響力最強。例如，新華社對某一行為進行譴責，外界可以解讀為中國政府對該行為的不滿。

主流報社是含有股權含有多種經濟成分，對社會影響較強的報社，他們的新聞影響力廣泛，但是相較於國家通訊社而言，新聞官方性質較低。在輿論推演中的地位稍遜於國家通訊社。例如，《衛報》的新聞評論更針對於其閱讀人群，並透過這些固定人群對社會造成影響。

次要媒體從業者是上述兩個之外的所有的媒體，這些媒體或是影響力不足，或是訊息來源不足採信，相對於國家通訊社和主流報社而言在聯動體系中處於較弱位置。例如，《太陽報》釋出的訊息很容易被人解讀為娛樂新聞。

值得注意的是，這三種分類雖然力求將所有的媒體容納，但是對電視媒體、網際網路媒體等有所疏漏，像是CNN、半島電視臺等等。在設定這些席位的會議中，可以按照會議真實情況，更加靈活的將這些媒體放到以上三種分類當中去，而非一成不變。

例如在馬島戰爭的聯動體系中，塔斯社和美聯社是不能忽略的一股輿論力量，但是不能成為擁有更高階許可權的媒體，只能被分類進入次要媒體從業者，從更加靈活的方面來影響會場。相反的，阿根廷的美洲通訊社在正常世界中的話語權不足以匹敵塔斯社和美聯社，但是在這個議題背景下，美洲通訊社就必須成為擁有最高許可權的媒體。

同時，我們也觀察到，在一些會議中，逐漸開始設定自由撰稿人這一席位，將其作為媒體新聞的重要補充。這些自由撰稿人或加入其他媒體以固有立場進行，或者採用自由立場用更廣闊的眼光撰寫新聞影響會場走向。

二、聯動體系中媒體與其他委員會的關係及其地位

由於聯動體系眾多，筆者受學識所限，將以下述幾種聯動體系為例進行闡述。

1、內閣-平行會場-媒體

這種聯動模式中，資訊中心處在諸委員會中核心位置，這是與其職能分不開的，它作為整個會議的核心，承擔著資訊流變的重擔。

在資訊中心的溝通下，平行會場、內閣和媒體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形成聯動機制。

其中，平行會場和內閣有以下三種關係：

（

1

）內閣地位高於平行會場，

即內閣在整個會議體系中處於“一級核心”位置，平行會場是因地制宜而設計的委員會，如談判委員會等。這些平行會場需要受到內閣的牽制，代表的許可權多是關於該事件的“全權代表”或者參贊。在這種情況下，由於某些不可控因素（代表預期等），內閣有極大情況會透過暗示等手段告知談判委代表採取“消極”態度應對，從而使談判能在內閣戰略行動過後達成本國最佳利益。由此，可能會產生平行會場陷入停滯，內閣過熱導致體系崩潰的情況。當然，因為有資訊中心的存在，內閣可能會影響體系的戰略行動往往會陷入僵局。

在該種情況中，媒體有兩種選擇，一是充當內閣的話筒，鼓吹“以戰促和”或類似言論，二是充當民意的先鋒，為和平大聲疾呼。第一種多現於國家通訊社和主流報社，第二種多現於次要媒體從業者。由此可以得知，媒體有的是處於依附於國家利益而存在，有的是依附於民意而存在，從而影響會議發展。

（

2

）內閣地位與平行會場相同，

即內閣與平行會場同屬於“一級核心”，平行會場內代表權限多是最高元首或外長。這種委員會實際上就是由若干內閣組成起來的聯動體系，只不過將一些極小內閣的代表固定在了某委員會中而已。在這種情況下，內閣可能會與會場某些國家關係過熱，而這些國家在會議中並不是核心利益國，但是與這些國家積極交流可以為內閣新增正面效果，最終有可能導致支線過多產生資訊中心資訊過載的情況。

在該種情況中，媒體更多的要作為一個“非國家利益體”發揮作用，將會議主體拉回到會議主線中來，而非內閣所想要的“支線”。

（

3

）內閣地位低於平行會場，

即平行會場屬於“一級核心”，而內閣與平行會場中的本國官員或是平級或是互不統屬。在這種情況下，極易出現內閣和會場脫節，導致體系崩潰。實際上，這種設計是希望內閣能夠為平行會場的進行打好基礎，同時也避免了內閣過熱導致體系崩潰。但是，仍然是由於不可控因素（如會議時空的本國國情、內閣不願受制諸因素）的存在，直接導致了內閣和會場自顧自的，兩方脫節。

在該種情況中，媒體更多的要發揮“瞭望者”的作用，讓內閣和會場之間的關係更加融洽，即內閣為會場的進行提供基礎和指導，同時會場也為內閣提供接下來的行動指南。

2、平行會場-媒體

在這種模式中，由於剝離了內閣，從而凸顯了平行會場，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是削弱了資訊中心的存在，畢竟缺乏了內閣大量行動指令的提供，資訊中心的資訊來源稍顯單薄。

因此，在該會議中，媒體的作用反而得到了凸顯，媒體對會場的報道成為資訊中心的資訊來源之一，在這種情況下，媒體報道的正負效應達到最大，從而充分影響會場。

3、內閣-媒體

這個聯動模式究其根本實際上是將第一種模式中由學術團隊強行組成的平行會場拆分開來，並將其中的人員並歸入原有內閣，從而讓內閣龐大，又透過更加靈活的會面形式使會議更好的開展下去。

在這種情況中，次要媒體從業者的生存環境會變得異常惡劣，他們失去了基本資訊的來源。這些記者或編輯只能從零碎的新聞釋出會或者主要媒體從業者中得到一些訊息，這就意味著他們需要開拓自己的資訊來源，如發展類似於“線人”一般的存在就尤為重要了。

相應的，由於平行會場的缺失，導致內閣間的資訊溝通中斷，只能透過受限制的出訪和情報行動獲取資訊，對資訊的相應需求變大，此時真正突顯出了媒體存在的重要性。

三、聯動中媒體的新變化

最近這段時期，據筆者知識層次內的分析，媒體委員會呈現出一種逐漸疲軟的態勢，主要表現為：主席專業素養下降、代表知識水平下降、代表數量嚴重不足等若干情況。部分媒體人靜極思動開始進行了一些頗具意義的嘗試，主要有以下幾種：

1.

自由撰稿人的出現——次要媒體從業者的崛起

相對於通訊社和報社的記者而言，自由撰稿人的寫作立場更為廣闊，不必拘泥於某一固定立場，寫出的文章自然更能恣意汪洋，相應的，能夠更好的推動會議程序的發展，無疑是不錯的。同時，由於自由撰稿人湧入會議輿論媒體之中，使會議的資訊量得到了極大的擴充，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這使次要媒體從業者的地位有所提升。

但相應的，從新人代表的角度來看，自由撰稿人是有利有弊，而利弊互變的方法則在媒體主席的手中。作為一名自由撰稿人，他在會議中所獲取的資訊更加龐雜，從資訊獲取開始到最終成稿這一過程中，自由撰稿人需要自行去尋找一個最好的切入點進行分析，從而使文章亮點大增。而如何尋求切入點無疑是在新聞報道寫作中對新人而言最困難的一部分。這一困難對通訊社和報社記者來說就稍小一些，因為新聞社的固定立場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決定了他們所撰寫的新聞切入點何在。

2.

媒體競爭機制的引入——供求關係對市場的調節

在一些聯動會議中，媒體垃圾資訊大量湧現或者出現代表對資訊不渴求的情況，因此一些先行者嘗試性地加入了媒體競爭機制。該機制核心是“優勝劣汰”，透過模擬貨幣和運營機制的引入使原本一堂和氣的媒體會場變成了硝煙密佈的熱帶叢林，叢林法則開始在媒體會場中呈現出來。

在聯動體系的整體設計中，將會場間原本自由流動的資訊切斷，使代表出現對新聞的渴求，再以模擬貨幣的形式讓新聞社置身於市場運作之中。如此一來，媒體便會主動要求出現更優秀的新聞稿件，記者也會更積極地追求寫作更優秀的新聞稿件。這種機制透過現實中的供求關係完成了對會議中資訊市場的調節，從而調動了媒體的積極性，也使原本較為枯燥的媒體委員會更具有趣味性。

值得思考的是，這種競爭機制之下是否會造成一些不可避免的混亂，如新手代表無所適從、媒體倒閉頻繁、記者從屬不清等一些情況。從一個方面來說，這種機制對新手代表無疑是不友好的，因為新手代表相較老手而言經驗不足，但是這也能極大的提高代表寫作水平，因為“市場”要求他透過提高自己的新聞水平來獲得生存。同時，會議體系的穩定性和時間跨度的限制性也不得不考慮設立“不可消除”的媒體（這些媒體應當多是國家通訊社）和警告機制（運營不善的主編將被強行撤換），從而在維護體系穩定的同時，也不傷害到競爭機制的趣味性。

3.輿論入推演漸成常態——媒體與民意關係的思考

在一些聯動會議中，輿論推演已經變成了常態，並且這種常態已經保持了一段時間。據筆者瞭解，這些輿論推演多是將媒體新聞報道作為一種社會資訊進行處理，從而模擬出民眾結合政府行為和輿論之後的反應，從而對聯動體系給予反饋。

輿論納入推演的範疇，這是將輿論媒體的力量放到了與內閣、平行會場內的代表一樣的權力地位之上，因為他們也擁有了“言出法隨”的能力。這從一定程度上迫使會場代表正視媒體的報道。

需要進一步深究的是，媒體記者的新聞是否真正能夠如資訊中心所推演對民眾產生巨大反響？如果過分強調了輿論媒體對民眾的作用，很有可能會導致一些記者熱衷於去搞一些所謂的“大新聞”，使他們尋章摘句，斷章取義無所不能地曲解會場代表的語言，這對維持代表（而這些人在真實世界中是國家領導人、高階官員、外交官）和媒體記者的關係是極為不利的。除此之外，用這種過於顯性的，只有“上帝”才能擁有的力量干預會議程序是否合適也需要思考。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無論先行者對媒體的創新是好是壞，都是值得媒體人去學習，畢竟他們做了勇敢的嘗試。踏踏實實地做永遠比誇誇其談地說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