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use亮亮亮 2014-09-21

地位貢獻

9。1 五味調和說與火候論

伊尹由廚入宰的經歷，從史料記述中可知，伊尹先是當過奴隸的，幼年的時候寄養於庖人之家，得以學習烹飪之術，長大以後成為精通烹飪的大師。並由烹飪而通治國之道，說湯以至味，成為商湯心目中的智者賢者，被任用為相，影響較大。以伊尹來比喻技藝高超的廚師的詞語也不少。“伊尹煎熬

伊尹側身像

”（枚乘《七發》），“伊公調和”（梁昭明太子《七契》），“伊尹負鼎”（《史記》），“伊尹善割烹”（《漢書》）等。《鶡冠子·世兵篇》還有“伊尹酒保”的記載，表明伊尹曾在餐館幹過。伊尹建樹卓著，烹飪理論與實踐較全面。記載伊尹烹飪實踐的倒不多，只有說他去見商湯時烹調了一份鵠鳥之羹（天鵝羹）很受青睞。但從《呂氏春秋·本味篇》伊尹說湯以至味那些話來看，他的烹飪理論水平絕對是一流的。雖然他是借烹飪之事而言治國之道，但若無對烹飪理論的研究和烹飪實踐的體會，是不可能說得那麼在行、那麼精闢的。中國著名烹飪理論學者熊四智先生在《當立伊尹為廚壇始祖》一文中說：伊尹說，烹調美味，首先要認識原料的自然性質：“夫三群之蟲，水居者腥，伊尹肉玃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 伊尹說，美味的烹調：“凡味之本，水最為始。” 伊尹說，烹飪的用火要適度，不得違背用火的道理：“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為之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 伊尹說，調味之事是很微妙的，要特別用心去掌握體會：“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 伊尹說，烹飪的全過程集中於鼎中的變化，而鼎中的變化更是精妙而細微，語言難以表達，心中有數也更應悉心去領悟：“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 伊尹說，經過精心烹飪而成

的美味之品，應該達到這樣的高水平：“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膩。” 與此同時，伊尹又為商湯講了當時可以製作美味的各種名特產品。在中國幾千年烹飪技術發展長河中，曾經出現了許多的技藝高超的名人，如帝堯時代傳說中的彭鏗、周朝的太公呂望，春秋時代的易牙等。這些人都各有專長，而且在烹飪技術的發展中都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伊尹在烹調技術及其烹飪理論等方面獨樹一幟。廚藝，只是伊尹眾多本領中的一種。伊尹是中國烹飪之聖。如今在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等地中國烹飪的同行也都奉伊尹為中國的“廚聖”、“烹調之聖”。

9。2 軍事貢獻

伊尹在軍事方面的活動，主要是參與了滅夏戰爭的策劃、準備與實施。關於湯滅夏之戰，史料欠缺，現今所知的有關記載亦多是語焉不詳，尤其是對戰役戰鬥的記載極少，難以全面詳實地敘述，但關於滅夏戰略的謀劃、準備和實施，古文獻中略有涉及。透過對這些文獻資料的歸納，我們可以看出伊尹在滅夏之戰中所起到了重要作用及其對軍事認識的深刻和駕馭軍事的傑出才能。他對中國軍事發展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將人心向背的政治因素用於指導戰爭。

人類社會自從有了階級和國家之後，政治與軍事便形成了一種密切的關係，政治的興衰與戰爭的勝敗密不可分，而人心的向背正是政治形勢的反映，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心向背的內容和表現形式又各有不同。在夏商之交，中國處於奴隸社會發展時期，當時社會生產力不高，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生產部門——農業的生產水平還很低，還具有對自然不可抗拒的依賴性。有神論的唯心世界觀在人們的頭腦中佔據統治地位，唯天是尊，唯天是教，人們認為上天是人世的最高主宰，一切自然現象和人類行為都受上天支配，這反映到政治上就是神權政治。最高統治者以上天之子自居，其權力和行為被視為上天意志的體現，因此，每有重大舉措必祈請上天，祭祀神祖，以求福佑。每次戰爭更是如此，戰前除向上天和神祖祈禱外，還要占卜請示，以決定行動和指導作戰。但就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伊尹透過對過去戰爭的總結，隱隱約約地發現政治與戰爭的關係，意識到人心向背對戰爭的影響，於是開始衝破天命思想的束縛，把注意力用於研究人心向背這一因素在戰爭中的作用，初步形成了“視民知治不”（《史記·殷本紀》）的思想，即把民眾是否擁護最高統治者，看作是衡量國家統治興亡的一個重要尺度，進而將這一思想用於指導滅夏戰爭。

為了弄清民眾對夏桀的態度，伊尹前往夏任官，藉機探察民情。當他看到桀“不恤其眾，眾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的情況後，即大膽判斷“夏命其卒”，認為夏已出現了滅亡的徵兆，因而與湯共同下定滅夏的決心。在戰爭準備期間，伊尹仍以此為指導，一方面極力宣傳夏之暴政，進一步促使人們對夏的厭恨；另一方面針對“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的現實，強調廣佈仁德，寬以治民，並採取一系列具體措施（參見前文湯滅夏之戰），對內擴大民眾的擁護，對外爭取其他方國的支援，頌聲四起。不少方國歸附，從而收到了抑彼揚己之功，使人心背夏而向商，九夷不起即為明證，為滅夏戰爭的具體實施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人心向背影響戰爭的觀點，在今天看來是眾所周知的公理，但在三千多年前的奴隸社會，卻是前無古人的創造。伊尹第一次認識到這一點並用於指導戰爭，不能不說是對中國軍事發展的重大貢獻。

第二，“上智為間”的謀略。

間諜情報戰，在現代戰爭中已不新鮮，但在中國古代早期戰爭或者說在伊尹之前則是未曾有過的。當然在人類早期戰爭中也注意到了偵察敵情的重要，但在神權統治時代，這種偵察只是純軍事的戰場偵察，而沒有深入到敵人內部從事情報蒐集和瓦解敵人關係的工作。只有當伊尹認識到民心向背對戰爭的作用之後，才以到夏任官的名義打入夏王朝內部開展情報工作。如果說伊尹第一次赴夏是為了偵察夏王朝的政情民情，以便制定滅夏計劃的話，那麼第二次赴夏則不僅僅是為了瞭解情況，而且還利用所掌握的情報，聯絡夏臣和當時已失寵於桀的妹嬉，擴大敵人內部的矛盾，以削弱其實力，為後來滅夏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基礎。據《竹書紀年》載：桀“命扁伐山民，山民送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後愛二人，……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未）嬉氏，以與伊尹交，遂以亡夏。”《呂氏春秋》亦有類似記載，充分肯定了伊尹用間的作用。後來孫武總結說：“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孫子·用間》）。“用間”的重要性隨著戰爭的發展越來越受重視，而伊尹作為中國軍事史上“用間”第一人，其功勞不言可知。

第三，根據敵我力量變化選擇有利戰機。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運動發展的，能否運用發展的觀點，根據形勢的變化決定行止進退，是謀事成事的關鍵。對於戰爭而言，能否正確認識判斷形勢並選擇有利戰機顯得尤為重要。

商湯經“十一徵”後，不僅剪滅了親夏的方國，而且擴大了統治區域，實力大增，滅夏的戰爭準備工作業已完成。當時夏王朝內部矛盾更加尖銳，呈現出分崩離析之勢，在此形勢下，向夏發起最後總攻的時機似乎已經成熟。但伊尹為確保戰爭的勝利，考慮到夏雖然已近末日，然而它為中原之主已歷時 400 餘年，其聲威餘緒，不可忽視；再者商為夏之方國，商伐夏有以下犯上之嫌，沒有十分的把握不可輕動，因此認為一定要等大多數方國都不支援夏桀時方可進攻。於是為試探各方國諸侯的人心向背，伊尹建議湯停止向夏進貢，以觀反應，桀怒而“起九夷之師”，準備大舉伐商。伊尹見九夷等方國仍心向夏桀並聽從桀的調遣，因此認為決戰時機沒有完全成熟，遂與湯復朝貢謝罪，假意忠誠以伺時機。第二年伊尹建議再次絕貢，桀又召諸侯在有仍（山東濟寧南）會盟，準備伐商，此次不僅九夷之師不奉夏命（《說苑·權謀》），而且有緡氏（山東金鄉南）首先叛反（《左傳·昭公四年》）。伊尹看到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夏桀已完全陷入孤立，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立即向夏發起總攻，結果大獲全勝，一舉滅夏。

在天命思想佔統治地位的時代，伊尹不是透過占卜、觀象來決定是否發動和何時發動戰爭，而是根據對客觀形勢的分析，充分認識人在戰爭中的主導地位，由人〈即他自己〉來把握和選擇戰機，實屬難能可貴。

伊尹在軍事上的成就除以上幾個方面以外，在前文所述的諸如孤立敵人、壯大自己、迂迴包抄和切斷敵人後路等都有其獨到之處，但其最突出的貢獻則在於不受時代的束縛，大膽衝擊天命觀禁錮，較清醒地認識到人在戰爭中的主體作用；其戰略和選擇有利戰機均得於人心向背影響戰爭勝敗的觀點，這對於中國軍事的發展尤其是戰略學說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不愧為中國軍事史上第一個軍事謀略家。

為你執著丶 2014-09-20

幫助商朝推翻了夏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