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是劉鶴負責的一項重要課題研究報告之總結。文章從歷史大視角考察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以粗線條勾畫了兩次危機大背景與表症的異同，做出了一些頗有見地、值得重視的觀察與評論。

本次危機爆發之後，我們一直在思考這次危機可能延續的時間、可能產生的深遠國際影響和我們的對策。

從2010年起，我們開始啟動對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比較研究，本文是此項研究的總報告。

總的看，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徵之一。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世界危機頻繁發生，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是其中蔓延最廣、破壞力最大的兩次，它們都是資本主義內生矛盾積累到無法自我調節程度後的集中爆發。

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基本邏輯

1. 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試圖通過歷史比較來理解過去，推測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

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我們的工作任務之一是應對本輪金融危機，我們希望通過歷史比較使自己的工作獲得主動性。

當我們開始進行這項工作後，立刻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對結論的好奇使我們對這項研究工作的興趣全面上升。

2. 在一些自然科學領域，理解和判斷往往在實驗室進行，而社會科學沒有研究實驗室

①，當統計資料不充分、研究物件又十分泛化時，替代的研究方式可能是進行歷史比較。

正如在自然界存在著氣候變化長週期一樣，在經濟社會發展領域，

只要時間的跨度足夠大，也會發現歷史的重複現象或者相似之處

②。

令人欣慰的是，這兩次危機之間實際間隔約80多年，如果加上上次大蕭條之前的歷史背景時間，可用於比較研究的時間超過百年。

這一百多年的時間內，發生了兩次重大的技術革命，人類也經歷了兩次最大的繁榮與蕭條的更迭，這使得這個寶貴的時間成為進行比較研究最難得的實驗場所。（①自然科學中，一些學科也無法透過實驗室驗證，比如宇宙天體學、氣候學、生命科學等。②康德拉季耶夫1925年提出，資本主義世界存在以固定資產投資為驅動的大約45～50年的經濟週期。熊彼特1939年提出，以技術創新為驅動存在大約48～60年的經濟長週期。範杜因在1979年的《經濟生活中的長波》中提出，技術創新具有壽命週期，並將長技術週期分為四個階段。弗里曼在1982年的《失業與技術創新——關於長波和經濟發展的研究》中，著重從技術創新擴散與就業關係的角度對長技術週期進行了分析。）

3. 本項研究的基本邏輯是歷史的週期率。

我們認為，週期性是歷史變化和自然界的本質特徵，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重要特點。

歷史在時間跨度足夠長時會不斷重複自己，經濟社會發展的週期率首先表現為繁榮與蕭條的交替，但這種交替只是分析問題的起點①。

本項研究的主要任務，是試圖發現在兩次繁榮蕭條之中那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和相似程度，更準確地說，這項研究是試圖理解兩次危機發生前技術和經濟背景的類似性，刻畫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行為和大眾心理的特徵，描述兩次危機的宏觀發展軌跡，從而為應對危機的決策提供依據。（①參見《資本論》關於經濟週期的描述。）

4. 歷史重複自己有線性方式，也有非線性方式，有符合邏輯的精準變化規律，也有邏輯不清的意外變化，甚至還有很多無法解釋的歷史困惑，這一切既是進行這項研究的迷人之處，也是它的難點所在。

在下面的報告中，我們將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

歸納兩次危機的不同點，試圖總結出兩者的共性特點，並得出初步的政策結論。

由於歷史事件和比較的物件極為宏觀，可以用於翻閱資料和進行資料比較的研究時間十分有限，我們的描述選擇了較為粗略的方式，描述的重點是“是什麼”而不是“為什麼”。即便是對“是什麼”的描述也十分困難，因此這項研究大綱僅是更深入研究的起點。

兩次危機的區別點

在提煉兩次危機的共同點之前，十分有必要看到兩次危機存在的巨大區別。

非常明顯，兩次危機對人類社會造成災難的程度不同。

從危機爆發初期的情況看，1929年大蕭條造成的經濟總量損失和商業破壞要大大超過本次金融危機。

但本次金融危機的後續發展演變日趨複雜，美國復甦過程曲折反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影響不斷深化，經濟社會政治產生共振，負向反饋，不確定性和風險持續提高。

總的來看，這次危機儘管短期殺傷程度要輕，但調整可能需要更長時間，深度影響難以估計。

歸納起來，兩次大危機有幾點主要的區別：

1. 人口結構不同。

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對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也會產生重要的作用。

大蕭條期間的人口年齡較輕，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受教育程度也不高。

而本次危機發生的時候，人口的年齡已大大提升，特別是發達國家普遍進入老齡化社會①，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提高，福利化制度和人口年齡因素造成勞動力的市場適應性減弱，人們更樂於維持現狀而不是變革。（①以美國為例，1929年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5。3%，2007年則佔12。6%（資料來源：美國國家統計局）。）

2. 技術條件不同。

大蕭條發生在第二次技術革命之後，而本次危機發生在第三次技術革命之後，在兩次技術革命之後，人類技術進步的程度大大提高。

特別是在軍事領域，核武器的發展使得主要國傢俱有相互制衡的能力，鮮有國家寄希望於透過世界戰爭解決國家利益爭端。

相反，核力量造成的“恐怖平衡”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

同時，本次金融危機是在資訊化技術高度發達條件下產生的，這會加重風險的擴散和共振，使這次危機的傳播速度更快、範圍更廣且市場同步波動更明顯。

3. 發達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發生了進化。

大蕭條後，資本主義國家吸收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保障制度在發達國家普遍建立，宏觀經濟管理制度從無到有且日趨完善，經濟和社會發展建立了穩定器和剎車系統。

另外，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

基於對上次大蕭條的認識，主要發達國家政府都對經濟進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預，在較短時間內改變了經濟自由落體的狀態。

因此，本次危機對經濟和社會的短期損害還沒有達到上次大蕭條的程度。

4. 全球化的程度不同。

在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框架下，各個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①。

目前全球的貨幣制度以紙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替代了傳統的金本位制度。

資本市場開放的程度大大提高，跨境投資現象比較普遍②，跨國公司的全球佈局使得單個國家的利益和其他國家的利益更加交融。

雖然會有保護主義的思潮和損人不利己的種種行為出現，但是這些做法將損害本國政府、企業和居民利益，因此將是短命的。

（①1928年全球貿易佔世界GDP的16。7%，2007 年則佔51。6% （資料來源：商務部網站）。②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迅猛，1980年總額為5 190億美元，2007年達到18 330億美元，年均增長5％，高於同期全球GDP 3。4％的增長率（資料來源：IMF網站，Wind資料庫）。）

5. 新興國家崛起和全球經濟格局不同。

上次危機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欠發達國家受到嚴重的外部震盪，但只有消極接受的無奈，沒有力量拉動全球經濟回升。

而本次危機截然不同，全球力量出現了結構性變化①，

在發達國家內需下滑的時候，世界出現新的經濟增長髮動機。

這些國家的巨大需求對經濟下滑的拉昇作用加大，全球經濟危機可能從中心擴散到外圍，但是從外圍折射到中心的力量巨大。（①1929年美、歐、日以外的亞非拉國家GDP合計佔世界GDP的23。3%，2010年則佔到42。6%，危機期間的2009年金磚四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達90％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千年史》， 人民網等）。）

兩次危機的共同特點

透過比較研究，關於兩次危機的共同之處，我們側重於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行歸納。初步得到十點結論，簡要描述如下：

1. 兩次危機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後。

長週期理論認為，技術創新引起繁榮，繁榮又是蕭條的原因，

重大的技術革命引起大繁榮，毫無疑問也會引起大蕭條，這是歷史週期率的重要表現。

1929年爆發的大蕭條是在第二次技術革命後發生的，而這次危機則發生在“第三次浪潮”之後①。

重大的技術革命總是使生產力得到極大程度的解放，這不但改變著生產函式和產生“毀滅”的創新效應，而且每次技術革命都對社會結構、地緣政治、國家力量對比產生深遠而根本性的影響。

如果生產關係調整滯後於技術創新後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築調整滯後於經濟基礎變化，潛在的危機風險必然加大。

對這個問題，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做出過十分到位的描述，康德拉季耶夫也做過大量研究。

所不同的是，從技術革命發生到產生危機的時間大為縮短，

1870年以後發生的電力技術革命到發生1929年的危機間隔了60餘年，而1980年以後發生的資訊科技革命與本次金融危機之間只隔了30餘年。

其警世意義在於，今後當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後，

不僅需要認識它的進步作用，抓住它帶來的機遇，同時也要充分意識到重大變革會隨之出現，充分估計震動性影響和挑戰。

（①以電力技術的廣泛應用為驅動力的第二次技術革命開始於1870年，到“二戰”結束。以電子計算機、原子能技術、航天科技為驅動力的“第三次浪潮”開始於1945年，1978年IBM推出個人計算機，開啟了以資訊科技的廣泛應用為驅動力的資訊和新經濟革命。）

2. 在危機爆發之前，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危機發源地的政府都採取了極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

1929年大蕭條之前，柯立芝總統實行了以放任自流著稱的經濟政策，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執行基本保持緘默，金融利益集團也對放鬆監管、推動金融自由化發揮了巨大影響。

在此期間，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首先集中在電力行業和汽車行業，自由競爭使主要行業的產業集中度和壟斷程度大幅度提高，勞資對立由於經濟繁榮得到一定緩解，而弱勢的農業相對衰退，

埋下了產業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和經濟投機性增強等種種隱患。

但不管怎樣，經濟的放任自流政策創造了著名的“柯立芝繁榮”。

在本次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在強大的產業和金融利益集團作用下，從克林頓到小布什政府也都採取了經濟自由化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其實際的經濟放任程度和對監管的放鬆接近甚至超過里根政府的做法。

在此期間，新技術的推廣應用使資訊通訊產業和網際網路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房地產業的繁榮已經出現，美國經濟確實出現了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長久的繁榮，

人們樂觀地認為，由於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傳統的商業週期已經不復存在。

在兩次繁榮期間，經濟的自由放任和企業家創新精神的發揚互為補充，推動著經濟的高增長，但也與後來危機的發生存在某種邏輯關係。

十分明顯的是，發達國家已經出現了製造業的衰落，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已經無法適應產業結構的快速變化，過度負債的經濟模式已經充滿風險（見表1、圖1）。

3. 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危機的前兆。兩次危機發生前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較少數的人佔有較多的社會財富。（見圖2）

大蕭條期間所表現出的，

是私人佔有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表現形式是實體經濟產能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

這一次危機則與全球化、網際網路和知識經濟的發展、經濟虛擬化程度提升、不同國家人口結構的變化有更多關係。

但最突出的表現是，

生產資料名義所有權和實質支配權分離，權力集中到虛擬經濟領域極少數知識精英手中。

分配差距也不僅表現在一個國家內部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而且表現在傳統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

在全球化和網際網路全面發展的過程中，世界經濟形成了相互依賴的三角形迴圈，新興市場國家成為全球製造中心，資源富足國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發達國家透過負債消費，拉動新興市場國家產能利用。雖然形式上的變化很多，但是產能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4. 在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政府所採取的民粹主義政策通常是危機的推手。

技術變革和分配差距擴大造成的心理壓力，往往會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在執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

政府傾向於更多地採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安撫民心。

上次危機美國總統作出“每家的後院有兩輛汽車、每家的鍋裡燉著一隻雞”的承諾；而這次危機發生前，兩任總統都承諾提高住房自有率①。

歐盟國家從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稅收佔GDP的比重持續下降，但社會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持續上升，

社會福利安排出現過度化傾向，但絕大部分政治家難有決心和膽量壓縮福利。

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也放鬆了自己的奮鬥決心，是效果極其負面的腐蝕劑。

致命問題是，一旦大眾的福利預期得不到滿足，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並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

與此同時，超出收入能力的過度財政負債和福利主義相應成為一種習慣，這種習慣在政府和民間相互影響，其破壞力在目前的歐債危機中得到充分體現。

對這個問題，橋水投資基金的戴利歐先生在“和諧的去槓桿化”一文中，對政府和民間的去槓桿化過程做了精彩描述。

文章認為，

每隔70年左右的一次高負債都伴隨著一次經濟危機（見圖3），在這期間工資增長都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負債增長都大大超過稅收能力。

（①在1995年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釋出的《國家住房戰略》中，克林頓提出：“要實現住房自有率在本世紀末達到歷史最高水平”。2004年10月小布什在華盛頓競選連任的演講時提出：“任何一個家庭搬進自己擁有的房子都會感到美國比其他國家強”。）

5. 大眾的心理都處於極端的投機狀態，不斷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兩次危機前的產業神話和收入分配出現的巨大差距，往往導致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心理狀態出現變異。

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眾都開始追求一夜暴富，人們寧願相信各種投機奇蹟，人類本性中的貪婪和健忘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沒有多少人可以經受泡沫產業的誘惑，社會心態浮躁具有普遍性。

在寬鬆貨幣環境和以提高槓杆率為實質的金融創新助推下，大量舉債進行高風險投機，產生了巨大的資產泡沫，大蕭條前主要是股市泡沫，這次危機前是房地產泡沫。

正如加爾佈雷思所描述的，當經濟處於過度繁榮狀態的時候，沒有人不相信泡沫會繼續膨脹，人們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險的正確性。

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和制度條件下，人類這種自我膨脹的說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導致危機的重要原因。

由此我們也可以提出一個相關的質疑：經濟學關於理性人的假設是否具有永恆性？

6. 兩次危機都與貨幣政策相關聯。

在兩次危機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採取更為寬鬆的貨幣信貸政策。

大蕭條前，氾濫的信貸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機的狂熱；在這次危機前，美聯儲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金融放鬆監管和次級貸款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經濟泡沫惡性膨脹。

在經濟泡沫導致消費價格上漲的壓力下，貨幣當局不得不採取緊縮貨幣政策，從而捅破了泡沫，改變了投機者的心理預期，使得遲早發生的事終於發生（見圖4）。

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1929年大蕭條還沒有明確的宏觀經濟理論指導，而本次金融危機則是宏觀經濟政策長期服從於政治選舉目標。

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貨幣當局對宏觀經濟形勢都缺乏準確的理解，大蕭條時期美聯儲的決策者基本沒有總需求管理的意識，而這次美聯儲則對已經全球化的世界經濟與美國作為儲備貨幣國所應該執行的貨幣政策認識很不到位。

7. 危機爆發後，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

在面對嚴重危機的時候，主要國家在應對政策上總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應當採取行動的時候總會錯過時機，應當採取宏觀擴張政策的時候則採取緊縮政策，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採取保護主義政策，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步履艱難甚至反覆和倒退①。

這些明顯的錯誤在事後看起來顯得可笑，但對當事人來說，實施正確的政策卻困難重重。

這是因為，大危機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僅會遇到一次，決策者缺乏經驗，又總是面臨民粹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遍的行為模式，這一點在最近的希臘危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同時，在市場大幅波動中獲益是大金融資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國家軟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國際金融市場力量往往起到“樹欲靜而風不止”的作用，這種力量又與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結合，使得當政者處境岌岌可危。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兩次危機中的市場力量從來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

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認識問題而忽視其政治屬性，就會犯重大的判斷性錯誤。（①2012年歐債危機持續發展，法國、希臘、西班牙等國的民意普遍左轉，民族主義和極左、極右勢力明顯抬頭，大選之年政府不得不迎合民意，許多有利於債務問題解決的政策難以實施，歐債風險迅速上升。）

8. 危機的發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邏輯之前，不可輕言經濟復甦。

在經濟危機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多意外事件，它們似乎是一些小機率事件，由運氣決定。但事實並非如此。經濟一旦從正常狀態轉入危機狀態，它就開始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迴圈。

危機往往從經濟大幅跳水開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業率攀升，由經濟困境加重轉向社會矛盾激化，由經濟社會領域轉向政治領域乃至軍事領域。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面對超高的負債率，先是在財政上採取緊縮政策，去槓桿化程序開始；

隨後經濟泡沫破裂所帶來的經濟壓力往往透過貨幣貶值和債務重組得以緩解；

而後，在經濟未實現好轉之前，通脹上升和股市繁榮往往帶來一次虛假復甦，但很快會遇到經濟的二次探底；

在1929年的大蕭條中是這樣，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已經出現了這種跡象：美國金融危機一度出現緩解，但歐債危機卻出乎意料地全面惡化，系統風險迅速上升，全球經濟可能由此進入第二輪危險期。

同樣，當國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後，就會向外部轉移和推卸責任。

危機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過程才能達到新的平衡點，大危機一旦發生就註定是一個較長的過程。

上次大蕭條最極端的情況是希特勒透過民選方式上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當前特別需要重視的是，在危機自我邏輯實現的過程中總會出現意外事件，一連串的失控和誤判也屢屢發生。

目前，歐債危機正在深化，中東形勢很不確定，經濟、政治、社會、歷史、文化等方面的衝突相互交織，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本次危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見圖5）。

9. 危機只有發展到最困難的階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一解決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論創新。

大蕭條後，世界在絕望中發生了凱恩斯革命。在這次危機中，雖然凱恩斯理論再一次獲得生命力，但人口老齡化、全球產能過剩、資源約束強化所導致的潛在生產能力下降，加上勞動力市場更加“粘性”，

使單純擴張總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

同時，全球通縮壓力、歐洲主權債務惡化等導致的負面效應顯現，全球經濟又一次進入十分困難和複雜的境地。

前一段興起的心理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相結合的不少研究引人注目，目前興起的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呼聲提高，這說明全球都在等待著理論創新。

這次理論創新可能圍繞全球經濟最實質和困難的問題展開

：世界出現的總需求萎縮和資本、技術與勞動力在全球宏觀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陷入絕境，既帶來本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也快速向全球傳染，

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尚無明確思路。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單個國家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明顯不足，而大國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難，急需提出一個可行方案，解決這個全球性的複雜問題。

我們看到，全球經濟的惡化又一次產生巨大的倒逼力量，這在曾經的歐盟峰會上已經體現出來。同時還要看到，儘管理論創新十分重要，

但全球經濟能否走出危機，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部運氣因素，這在1929年大蕭條的末期表現得十分充分。

10. 危機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它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驗證。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會出現一個新的全球大國。

這個判斷可能被兩次危機所證實。大蕭條後世界經濟重心由歐洲轉向美洲，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美元佔據支配地位，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誕生，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

這次危機發生後，全球發展的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二十國集團（G20）平臺產生，世界實力對比正在急劇變動，國際經濟秩序正在發生變化。

從這個意義上看，危機不僅具有對生產力發展的破壞作用，也有積極的創新作用，更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

總之，大危機所分配的不只是一個國家國內的財富，而且是國家之間實力的對比。

危機的再分配效應是無法抗拒的，世界經濟秩序將繼續發生穩步但不可逆轉的重大變革（見圖6）。

三點政策思考

兩次危機的比較研究，使我們得到不少思想收穫，也受到很多啟示。考慮到我國加快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背景，在諸多可以選擇的政策建議中，這裡主要想提出三點思考。

1. 樹立底線思維方法，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

比較研究的結論和目前歐債危機的惡化形勢告訴我們，必須樹立底線思維的思想方法，對危機態勢做最壞的準備，同時努力爭取較好的結果，既要應對突發性外部衝擊和震動，又要做好應對危機結構性變化的長期準備。

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立於不敗之地。目前有兩個場景必須預防：

一是危機升溫而產生的巨大外部震盪；二是危機迫使一些國家轉嫁災難而走向變換形態的戰爭。

2. 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比較研究的結論也可以告訴我們，我國所處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已經發生重大變化。

從經濟意義來說，在本次危機前，我國的戰略機遇主要表現為海外市場擴張和國際資本流入，我國抓住機遇一舉成為全球製造中心。

本次危機發生後，全球進入了總需求不足和去槓桿化的漫長過程，

我國的戰略機遇則主要表現為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甦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併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

我們應牢牢把握這些實質性變化，認真分析我國與大國經濟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出現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確提出解決全球增長困境問題的方案，在外部條件明朗化後穩步加以實施。

3. 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

比較研究的結論還告訴我們，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是我們應對外部巨大沖擊、實現我國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

我們要借鑑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驗，警惕捲入不必要的國際事件，切實集中力量、重點突出，紮紮實實地辦好自己的事。

我國正處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建議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出發，對一些需要集中力量辦好的事進一步務實研究，尤其需要增強全球視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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