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讀歷史2019-09-03 20:20:55

一、東漢

東漢後期，宦官專權，政治十分黑暗。這不僅激起了人民的反抗，而且引起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不滿。首都洛陽的太學生們。利用太學這個陣地討論政治。抨擊宦官，聲勢極大。他們的活動得到官僚的支援。宦官們對此恨之入骨，誣衊太學生和官僚結成朋黨，要對朝廷不利，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打擊。於是，造成了前後兩次“黨錮之禍”。

第一次在公元166年，在宦官的蠱惑下，桓帝通告各郡，逮捕“黨人”，牽連了200多人。第二次開始於公元169年，有六七百黨人牽涉其中，他們或被殺死，或被流放，或被監禁。接著又有1000多太學生被關押起來。所有黨人和黨人的學生、父子兄弟，以及親戚，一律免除官職，禁錮終身，不許再做官。這次黨錮之禍持續的時間達10多年之久。

外戚，宦官交替專政，是東漢統治專制制度的必然結果。皇帝拿著專制制度的主要權力，皇帝成為一切權力的化身，最靠近權力的外戚和宦官就有了可乘之隙。外戚通常用皇帝小的時候掌握政權，宦官則利用消除外戚的機會掌權，東漢的統治就在這種腐敗的政治中漸漸的走向黑暗。

東漢後期宦官的害政禍民，不僅激化了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並且也嚴重堵塞了士人階層的仕進之路，因而引起了他們的抗爭。宦官的殘暴統治，加深了東漢社會的政治危機，東漢政權猶如坐在一觸即發的火山口上。在士人和宦官兩個敵對力量中，前一集團除了一般地主階級出身計程車人和太學生以外，還包括許多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吏，因為這些官吏原來也是士人，彼此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在東漢所崇尚的名節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忠和義。那時的忠義行為已不只是忠於皇帝，因為士人求得仕進，並非容易，所以士人對選用自己的官吏，常懷知遇之恩，因而有報恩和盡忠的道德上的義務。例如名士荀爽被司空袁逢舉為有道，他雖然並未應召，但袁逢死後，荀爽仍為他服喪三年。而州郡長官察舉孝廉，也多取年少能夠報恩的人。

至於僚屬與長官的關係，自然更是如此，這樣，便增添了士人與官僚在政治上結合的因素。太學生與朝中大官往來，既然是為了求仕，而大官亦願諸生為他效力，樂於和太學生交結，如外戚竇武把兩宮賞賜全部分賜給太學生。當時太學生標榜計程車人領袖，最高的是“三君即以大官僚竇武、陳蕃、劉淑當之，這說明有些官僚已經和士人結合起來了。在東漢尚名節和激濁揚清的風氣影響下，太學生、名士和有聲望的官吏的言論，常常能夠影響和指導各地士人的行動，使他們嚮往並參加這一結合，形成了廣闊計程車大夫集團，而與宦官相敵對，於是導致了所謂“黨錮之禍”。所謂“黨錮”，就是操縱政柄的宦官把對他們進行抗爭計程車大夫指為黨人而剝奪其政治權利。

被捕的黨人在監獄裡被宦官施以殘酷的折磨，他們的頭頸、手腳都戴上了沉重的刑具，然後一個挨一個地被矇住頭拷打。一年多後潁川人賈彪，到洛陽替黨人申冤。漢桓帝皇后竇氏的父親槐裡侯竇武為城門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東漢士人，於次年上書求情。同時，負責審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為黨人的言辭所感動，取消了對他們的酷刑。而李膺在獄中也採取以攻為守的辦法，他故意招出了好些結交士人的宦官子弟，說他們也是黨人。宦官們害怕受到牽連，沒有辦法，同時也覺得再進一步讓形勢惡化下去會無法控制，於是勸說漢桓帝，說到了大赦天下的時候了。於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把200多名黨人全部釋放了。但這些黨人都被遣歸故里，禁錮終身，不準入朝為官，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事件。李膺等人獲釋之後，聲望更高了。

漢靈帝建寧二年，士大夫張儉揭發宦官的爪牙為非作歹，宦官反倒打一耙，並趁機大興黨獄，李膺等100多人遭牽連被捕，死於獄中。八年之後的熹平五年閏五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鳴冤，要求解除禁錮，靈帝不但不聽，反而收捕並處死曹鸞。接著，靈帝又下詔書重申黨禁，命令抓捕一切與黨人有關之人，太學生被捕1000餘人，禁錮六七百人，黨人五服之內親屬以及門生故吏中凡有官職的人全部被免官禁錮。更為嚴重的後果是，自此以後，那些和別人有怨隙的，便相互陷害，有時為了點小事也誣陷對方為黨人，從而使得人人自危，整個社會陷入混亂狀態。這是更廣的第二次黨錮之禍。

兩次黨錮，把反對宦官集團的正直官吏和太學生幾乎摧殘殆盡東漢宦官勢力至此達到巔峰。漢桓、靈二帝之前，宦官、外戚雖然專權，但有名臣陳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強等心向朝廷，局勢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但兩次黨錮之禍後，清正的官員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錮，宦官更加為所欲為，殘害百姓，因而激起民變，釀成黃巾起義。兩次黨錮之禍在文中也有所介紹，這種現象的出現，使得惡性迴圈更加的嚴重，使得社會更加的惡化下去。

二、唐朝

“牛李黨爭”是唐朝後期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宗派鬥爭，也稱“朋黨之爭”。 “牛黨”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官僚集團；“李黨”是指以李德裕為首的官僚集團。牛黨大多是科舉出身，屬於庶族地主，門第卑微，靠寒窗苦讀考取進士，獲得官職。李黨大多出身於世家大族，門第顯赫，他們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進入官場，稱為“門蔭”出身。 從表面看，牛李黨爭似乎是庶族官僚與士族官僚之間的權力鬥爭，實際上兩黨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兩黨分歧的焦點主要有兩個：一是透過什麼途徑來選拔官僚。牛黨多科舉出身，主張透過科舉取士；李黨多門蔭出身，主張門蔭入仕。二是如何對待藩鎮。李黨主張對不聽朝廷命令的藩鎮用兵，以加強唐朝中央的地位；牛黨則主張姑息遷就。兩黨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還牽扯進個人的恩怨。兩黨在具體問題上各有是非，牛僧孺、李宗閔因評論時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曾遭到貶斥，而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兒子，因此雙方結怨甚深，一旦大權在握，就排擠打擊對方。唐穆宗長慶年間（公元821—824年）牛僧孺做宰相時，就把李德裕排擠出朝廷。李德裕任四川節度使時，接受吐蕃將領的投降，收復了重鎮維州。牛僧孺卻意氣用事，強令把降將和城池交還吐蕃。而唐武宗時（公元841—846年），李德裕做宰相，又把牛僧孺、李宗閔放逐到南方。唐武宗死後，宣宗即位，牛黨成員白敏中任宰相，牛黨又紛紛被重新啟用，李黨全遭罷斥。李德裕被趕到遙遠的崖州，不久憂鬱而死。 這場統治階級內部的宗派鬥爭，加深了唐朝後期的統治危機。 而明末的東林黨與三（浙齊楚）黨，以至發展到後來與閹（魏忠賢）黨的紛爭，也給明朝這個大駱駝壓上了最後一科看似救國的稻草。 東林黨是源於無錫的東林書院，其開創者為當時已罷官為民的顧憲成，另外二人為鄒元標以及趙南星，其次外加高攀龍等人。而三黨與閹黨的最終結合，以及對東林黨人的殘酷鎮壓，則為最終導致了明朝的滅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筆。這場幾十年間的戰鬥看似東林黨人的為國為民，大義凌然。其實與唐代的牛李黨並沒有實質性的區別。

三、明朝

明代的“黨爭”與現代政黨競爭顯然不可同日而語。以國事天下事為重計程車人聯合起來，以權勢私慾為念的官僚也組織起來，因此，這種“黨爭”沒有給王朝帶來清明政治、振衰起弊的希望，卻將明朝政壇拖入烏煙瘴氣的泥淖。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被削官回籍。在故鄉，他與弟弟顧允成倡議修復了無錫城東的東林書院。此後，他與一些罷官廢吏及在職官員，如高攀龍、錢一本、孫丕揚、鄒元標和趙南星等人，經常講學其間。迄今，在東林書院的舊址，還留有一副對聯——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在東林書院，顧憲成等人借講學為名，時常諷議朝政，臧否人物。而朝中一批憂國憂民計程車大夫，則與他們遙相呼應，互通聲氣，從而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反對派遂將他們稱作“東林黨”。東林黨人號稱“清流”，控制了天下的輿論，而與之對立的“浙黨”，則被朝野上下的不少人視作“邪黨”。

當時，明神宗倦於臨朝，整個國家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權力中心，這一形勢使得朝野上下的派別紛爭愈演愈烈。所謂浙黨，是指當朝的王錫爵、沈一貫和方從哲等人。他們先後執掌內閣，黨同伐異，排斥政敵。於是，一些與“浙黨”不和計程車大夫逐漸聚集在顧憲成的周圍，與當政的浙黨相抗爭。發展到後來，朝中的其他官僚也紛紛捲入門戶黨爭的漩渦之中。他們或投靠浙黨，或依附於東林黨。譬如，當時的“秦黨”（主要是些陝西籍的官僚），就與東林黨人的政見頗相吻合；而籍隸山東、湖廣和皖南宣城、徽州一帶的不少官僚，則大多依附於浙黨，史稱“齊黨”、“楚黨”和“宣黨”。其中，宣黨首領湯賓尹是宣城人，昆黨首領顧天峻是崑山人，其他各黨皆各以鄉里命名。東林黨人與浙、齊、楚、宣諸黨勢不兩立，相互傾軋，互不妥協，從而形成了萬曆中後期激烈的黨爭。及至天啟年間，面對宦官魏忠賢專權局勢的日趨形成，東林黨人奮起彈劾，不僅激化了閹黨與東林黨人的矛盾，而且還使得萬曆以來的黨爭形勢更趨複雜、混亂。魏忠賢糾集先前反對東林黨人的勢力，屢興大獄，不遺餘力地打擊東林黨人。著名的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等，皆因彈劾魏忠賢而被逮捕，並與黃尊素、周順昌等人一起被殘酷殺害。魏忠賢還嗾使黨羽編寫《三朝要典》及《東林點將錄》等檔案，力圖將東林黨人一網打盡。天啟七年（1627年），思宗（崇禎皇帝）即位之初，就逮治魏忠賢，將大批閹黨定為逆案而分別治罪，並重新召用了一些有聲望的東林黨人。然而，崇禎二年（1629年）以後，魏忠賢餘黨溫體仁的入閣，使得閹黨勢力死灰復燃，他們與東林黨之間的門戶之爭再度激化，對立的雙方交章彈劾，政爭不已，此種局面一直持續到了明朝滅亡。

從總體上看，東林黨人堅持正統的儒家倫理思想，主張嚴格遵守真正的道德規範。特別是在早期，他們往往以標榜個人品質的正直廉潔而聞名天下。東林黨的代表人物顧憲成就曾主張，作為一個正人君子，在朝為官必須一心一意為君父著想；在地方做官，就必須關心百姓的日用民生；而閒居水邊林下，則應當志在世道。這些話成為當時的“士林標準”，為許多人所躬行實踐。於是，東林黨人往往不畏強權，為民請命，大膽彈劾朝中權貴，抨擊肆虐無忌的宦官，甚至冒犯天顏，公然對皇帝的權威提出挑戰。特別是在野計程車大夫，常常透過“清議”的方式，直言不諱地批評朝政弊端。明神宗朱翊鈞雖然倦於臨朝，但卻極為貪婪。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起，他先後向全國派出了大批宦官充當礦監稅使，對各地商民肆意搜刮。這些大大小小的宦官，或專管稅務；或監督開礦；或強徵店稅，或兼採珍寶。他們召募當地的流氓無賴充當打手，打著朝廷的幌子，狐假虎威，囂張跋扈，極大地加重了民間的苦難。對此，東林黨人仗義執言，挺身而出加以抗爭。例如，鳳陽巡撫李三才，就曾上疏指責礦監稅使的四出聚斂，甚至直言不諱地指斥明神宗：

陛下寶愛珠玉，百姓也想溫飽；陛下愛護子孫，百姓亦愛戀妻兒。何以陛下要拼命地聚斂財寶，卻不讓百姓滿足升斗之需呢？為什麼陛下要延福萬年，卻不讓百姓享受朝夕之歡呢？

他堅決要求神宗罷除天下的礦稅。東林黨人還經常提倡體恤商賈鋪行，反對官府的橫徵強買。在反對礦監稅使的活動中，儘管有不少東林黨人因此被削職罷官，逮捕問罪，甚至被迫自殺，但他們仍然是前赴後繼，在所不辭。

除了反對加派礦稅和對工商業的摧殘之外，東林黨人還致力於反對后妃干政和宦官專權。萬曆末年及泰昌、天啟初年，接連發生了“梃擊”、“紅丸”和“移宮”三案。“梃擊案”發生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刻——一名叫張差的男子手執棗木梃闖入皇太子居住的慈慶宮門，擊傷守門內侍李鑑，一直打到前殿簷下，才被內侍韓本用等人擒獲。據查，該男子與鄭貴妃宮中太監有所牽連，故而一般認為那是企圖謀害當時還是皇太子的朱常洛。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為“光宗”，改元“泰昌”。光宗沉湎於女色，不到一個月就一病不起。由於鄭貴妃曾向光宗進獻美女，並據說指使了中官崔文升進食洩藥，故而被認為有謀害光宗的嫌疑。光宗病危後，鴻臚寺丞李可灼又進紅色藥丸二粒，光宗吃了之後，第二天便一命嗚呼，當時稱為“紅丸案”。光宗死後，為了反對先朝妃嬪挾持幼帝，楊漣、左光斗等人迫使先前與光宗同居乾清宮的李選侍移居噦鸞宮，史稱“移宮案”。東林黨人以維護皇權的面目出現，堅決反對鄭貴妃、李選侍干政，公開抨擊危害皇太子、皇帝的行為，主張嚴厲追查三案的當事人及其幕後操縱者。天啟以後，魏忠賢閹黨專政，楊漣、左光斗等人上疏彈劾魏忠賢，表現出不畏強暴、剛直不阿的英雄氣概，遭到魏忠賢的陷害和鎮壓。隨著閹黨勢力的惡性膨脹，東林黨人遭受到了自萬曆中葉以來最為沉重的打擊，他們或被酷殺；或不得不自殺；或慘遭禁錮；或放逐罷免。

鑑於晚明時期吏治的嚴重腐敗，東林黨人還在京察、大計中力圖澄清吏治。不過，由於黨爭利益的需要，東林黨人的政治主張往往與他們攻擊異己的動機糾纏在一起。

明代對官吏的考核制度有“京察”和“外察”兩種。“京察”考察京官，6年一次，以地支逢巳、亥的年份舉行；“外察”考核地方官吏，3年一次，每逢辰、戌、醜、未之年，趁外官赴京師朝覲之機加以考察。在京察中，根據官員的政績、品行，分別給予升任或罷官降調等獎懲。凡是在京察中被罷官的，終身不復起用。由於考核的結果決定官員的升遷，故而深受朝野上下的矚目。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顧憲成不滿於浙黨閣臣的倒行逆施，借京察的機會，操縱吏部罷黜與閣臣過從甚密的一些官僚，引起了王錫爵等人的強烈不滿。平心而論，此次京察的主持者——吏部尚書孫銑、考功郎中趙南星和左都御史李世達等人，都是比較正直的官吏。在這次京察中，他們基本上還是做到了秉公澄汰、無所徇私。例如，文選員外郎呂胤昌是孫銑的外甥，都給事中王三餘是趙南星的親戚，兩人均因考評不佳被斥黜。由於主持京察者得罪了內閣權臣和被黜官吏的親朋師友，萬曆二十一年的京察，也就成了門戶黨爭的重要一幕。特別是在此後門戶黨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在京察中提拔賢能、降邪黜惡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而結黨營私、打擊異己、扶植同黨的色彩卻日趨加重。萬曆後期，東林黨與浙黨雙方的爭鬥愈演愈烈，口頭論爭已不能發洩怨恨，故而雙方均殫精竭慮地排斥異己。不遺餘力地借京察逐罷對方在朝的官員，也就成了黨爭的重要內容。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東林黨人都御史溫純和吏部侍郎楊時喬主持京察，浙黨官員錢夢皋、鍾兆鬥等人均受貶謫。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東林黨人再次借考察京官之機，聯合吏部尚書孫丕揚逐斥浙黨諸人。與此同時，南京的京察卻為齊、楚、浙黨主持，因此，在那裡的東林黨人便大受斥逐。不久，浙黨方從哲入閣成為輔臣，浙黨乘機反撲，將號稱“清流”的東林黨人驅逐殆盡。到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時，方從哲又當上了首輔，浙黨勢力愈益膨脹，對東林黨人更是極盡打擊迫害之能事。光宗去世後，楊漣、左光斗與劉一燝和周嘉謨等人擁立光宗的長子朱由校即位，此即“熹宗”，翌年（1621年）改元“天啟”。當時，浙黨首領方從哲因“紅丸”諸案被迫辭歸，東林黨人暫居上風。天啟初年，東林黨人葉向高復出，擔任首輔，鄒元標、趙南星和高攀龍等人也紛紛躋身於大僚之列，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等人又控制了言路。於是，內閣、都察院、吏部、禮部等要職均為東林黨人所把持。一時間，東林黨人的勢力空前發展。這時的東林黨人，早已為朋黨門戶的傾軋衝昏了頭腦，他們一旦大權在握，政治上並沒有多少建樹，卻不遺餘力地對政敵加以排斥和大肆報復，甚至凡是與東林黨人意見相左的，均被他們視作“邪黨”而遭逐斥。天啟三年（1623年），東林黨人趙南星出掌吏部，更是培植私人，大事報復，任意黜免與他們政見不合的朝官，這就使得非東林黨官僚不得不另找靠山，糾集力量重新與東林黨人較量。當時，權閹魏忠賢為司禮監秉筆太監，並提督東廠，麾下爪牙有“五彪”、“十狗”、“十孩兒”和“四十孫”等。自內閣、六部、四方總督、巡撫，到處都有他的死黨。特別是浙、齊、楚、宣、昆黨中的一部分人與之結成聯盟，更壯大了他的力量，從而形成了與東林黨人相抗衡的閹黨。譬如，《東林點將錄》的作者王紹徽本是齊黨的首領，《三朝要典》的總裁系昆黨的骨幹顧秉謙，而閹黨的內閣首輔馮銓與東林黨有世仇，“五彪”之崔呈秀、魏廣微等人，亦均為遭東林黨排斥和結怨的仇人。魏忠賢有了這批人做心腹和智囊，如虎添翼。可以說，天啟年間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勢力之膨脹，固然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但東林黨人在政治上的失策，無疑也難辭其咎。

黨爭不已使得明代後期缺乏起碼的政治是非標準，許多朝廷紛爭只是出於朋黨的私利。在不少問題上，黨爭雙方都是將朋黨的利益置於國家、社會和民族的大義之上。浙黨黨魁王錫爵就曾對東林黨領袖顧憲成說：“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廟堂”是指朝廷。他的意思是說——當今最奇怪的一點是，凡是朝廷贊成的，東林黨人控制的輿論就必定要反對。對此，顧憲成則反唇相譏：“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確實，凡是東林黨人贊成或反對的，把持朝政的浙黨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關於這一點，東林黨人及其政敵聚訟紛紜的“衛國本”，便是極為明顯的一例。萬曆十四年（1586年）。朝廷群臣為了冊立皇太子之事發生了激烈的論爭。明神宗的皇后沒有生兒子，而妃嬪之中，王恭妃生有一子（朱常洛），鄭貴妃生有一子（朱常洵）。朱常洛年紀為長，按照封建傳統慣例理應成為太子。但明神宗因對鄭貴妃情有獨鍾，一直想立朱常洵為太子。這種念頭一經流露，就遭到了朝臣們的激烈反對。明神宗無奈之餘，乾脆一拖再拖，就是不立太子。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明神宗又耍了個花招，下詔要並封朱常洛、朱常洵為王，藉口是要等皇后嫡子出生以後再定儲位。此事在朝臣中掀起了軒然大波，大家紛紛反對。神宗迫於眾議，不情願地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分封朱常洵為福王。但福王仍然遲遲不赴封地就藩，以至於朝臣疑慮紛紛，這就是持續時間長達二十多年的“國本”之爭。這一事件本身原本並不足道，但它卻成為晚明黨爭的開始。稽之史籍，浙黨與東林黨人在這一問題上其實並沒有什麼分歧，他們都一致要求神宗早日冊封皇太子。但雙方卻借題發揮，相互攻訐不已，聚訟紛紛。又如，萬曆年間礦監稅使的肆虐，不僅引起了東林黨人的極大憤慨，浙黨及其他與東林黨人不和的官僚，也不乏反對的意見。首輔沈一貫、左都御史溫純、戶部尚書趙世卿和司禮監王義等人，都進行過罷除礦監稅使的活動。但東林黨人卻故意視而不見，因此在他們譴責礦監稅使橫行的呼聲中，就常常挾帶著攻擊執政異己的黨爭利益，從而因朋黨門戶的私利，削弱了“為民請命”的社會正義感。

晚明的朋黨紛爭加速了政治上的腐敗，也使得原本已十分複雜的政治形勢更趨嚴峻。隨著黨派紛爭愈演愈烈，到崇禎年間，對於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東林黨人越來越顯得束手無策，他們整日袖手空談，交章攻訐，汲汲於毫無原則的門戶黨爭。當時，全國各地的農民造反呈星火燎原之勢，東北的女真族勢力也咄咄逼人。東林黨人對於政局雖然喋喋不休，但往往持論甚高，籌邊制寇卻並無實招。激烈的黨爭，使得原已衰敗不堪的國家機器難以正常運轉。天啟年間，明廷任命著名將領熊廷弼為遼東經略，並以剛愎自用的王化貞為巡撫。熊廷弼創立“三方佈置法”，主張採取穩固防禦的策略，在廣寧駐紮步、騎軍，在天津及登萊一帶駐紮水軍，並在遼河沿線實施防禦。這一策略，在當時的形勢下無疑是正確的。然而，只知紙上談兵的王化貞卻不以為然，他不顧遼東的實際情況，一意鼓吹進攻，並處處阻撓熊廷弼的防禦計劃。當時正值天啟初年東林黨人得勢時期，內閣首輔是葉向高，而王化貞則是他的得意門生。東林黨人出於朋黨利益，對之事事加以袒護。而熊廷弼則因早年隸屬於東林黨的政敵之一——楚黨，並在御史任內曾經排斥過東林黨人，故而深受後者的忌恨。因此，不僅他的穩固防禦計劃多所掣肘，而且，就連在兵力配置方面也得不到多少支援。天啟二年（1622年），努爾哈赤率軍圍攻西平，在廣寧擁兵14萬的王化貞派遣軍隊前去救援，結果是一觸即潰。廣寧隨即失陷，王化貞匆匆出逃。熊廷弼只好下令堅壁清野，保護潰兵潰民退入山海關。廣寧失守後，遼東的形勢更趨吃緊。此後，熊廷弼和王化貞兩人都被逮捕並追究責任。東林黨人偏袒王化貞，不顧熊、王二人責任的輕重，力主一併處死。特別是鄒元標、魏大中等人，對於熊廷弼更是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熊廷弼無奈之餘，只得乞救於與東林黨對立的閹黨。他先是讓人說自己願意賄賂內廷4萬金祈緩，繼而因無銀可賄，又得罪了閹黨。而東林黨人看到熊廷弼為閹黨所忌恨，馬上又紛紛改變初衷，上疏申救其冤。這又讓閹黨以為熊廷弼與東林黨人早有瓜葛，於是更加緊了對他的迫害。閹黨誣陷熊廷弼賄賂東林黨人，犯了失守封疆的大罪。天啟五年（1625年），熊廷弼終於被殺，他的頭顱被傳送到九邊示眾。對此，後人吟詠道：“長城自壞不知惜，九邊傳首血凝碧。”其實，因黨爭而受禍的邊防將領，又何止熊廷弼一人！稍後於熊廷弼的大學士孫承宗，是功高權重的資深朝臣，他素來與首輔葉向高等人關係密切。儘管閹黨頭目魏忠賢多次拉攏，但他始終不為所動。天啟三年（1623年），孫承宗出鎮山海關，他繼承熊廷弼“以守為攻”的戰略方針，取得了相當的成效。但由於魏忠賢對其擁兵關外深懷憂忌。遂想方設法陷害他，不久，孫承宗也就成了黨爭的犧牲品。天啟五年（1625年）十月，閹黨借柳河明軍小敗，極力參劾孫承宗，孫承宗被迫去職歸裡。再如，袁崇煥的冤死。也與明廷內部的樹朋結黨有關。

從萬曆中後期起到崇禎年間為止，朋黨混爭愈演愈烈。從朋黨雙方的構成來看，一般說來，東林黨人多是一些比較有抱負、關心國計民生、頭腦比較清醒、政治態度比較開明、個人品質也較為正直廉潔計程車大夫。他們不尚空談，主張躬行實踐，過問政治，以求經世致用。他們認為“自古未有關門閉戶自做成的聖賢，自古聖賢未有絕類離群孤立無與的學問”，要求士大夫走出書齋，進行救世的活動。特別是早期的東林黨人，更具有一定的社會正義感和政治改革的主張，其中不乏真正的憂國憂民之士。他們曾積極支援市民的反稅監鬥爭，不僅經常上疏彈劾稅監，為商民請命，而且還直接參與民間反對礦監稅使的鬥爭。例如，蘇州織工領袖葛成為反稅監而死，東林黨人文震孟為之題寫碑文，朱國楨為他撰寫墓誌銘。天啟年間，一些東林黨人更是不畏強暴，與閹黨勢力展開了殊死的鬥爭。天啟六年（1626年），魏忠賢派緹騎到江南等地逮捕東林黨人周順昌，曾激起民眾的強烈反抗。當時，蘇州居民聚眾達數萬人，群趨毆打緹騎，當場擊斃緹騎一人。巡撫報告“吳人盡反”，並逮捕了為首的顏佩韋、周文元、楊念如、沈揚和馬傑等5人。這一事件說明，東林黨人反對宦官閹黨的正義行動，得到了當時城市居民的普遍支援和同情。對於日益隳弊的官僚機構，東林黨人也力圖嚴肅吏治，這也符合下層民眾對清明政治的願望。不過，由於門戶之見，激烈的政爭牽住了東林黨人大部分的心力，不少人變得傲慢、偏狹和難以容人，逐漸喪失了過去力圖整飭朝政的壯志，他們與其他黨派在政見上的差別日見其微，澄清吏治的願望不僅沒有收到實際效果，而且還使得晚明的政治形勢更為腐敗。東林黨人當政後，一是起用了一大批被貶的黨人，讓他們控制軍政、監察和人事大權；二是排斥異己，打擊宿敵齊、楚、浙、宣、昆黨，利用“京察”的機會，不遺餘力地將自己的政敵逐出朝廷。在這種情況下，吏治就成了謀取私利、排斥異己的手段，不僅使得他們在政治上無所建樹，而且也給晚明的社會、經濟和軍事等諸方面帶來了嚴重的後果。以軍事方面為例，由於朝中各朋黨借“遼事”（遼東的戰事）互相攻訐，朝廷之中，整天是吵嚷混爭的一片喧鬧，君臣上下，對於遼東戰局束手無策。從明末的軍事形勢來看，自遼、沈、廣寧失守到熊廷弼、袁崇煥諸人被殺，可以說完全是當時政治腐敗的結果，著名的將領熊廷弼等人成了東林黨人和閹黨相互攻擊的犧牲品。風雨飄搖中的大明王朝，自毀長城，使得遼東的邊防日益窳壞。否則，至少可以暫時阻遏女真族的迅速擴張，從而延緩明朝滅亡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