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竹先生L2018-12-07 11:41:14

自魏晉南北朝佛教傳入中國以來，經過長期的歷史演變和發展，創造了豐富多彩的佛教文化，是燦爛中華文明總寶庫中光彩奪目的瑰寶，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佛教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其千古獨步的思想體系對中華哲學思想體系的影響方面。凡要影響社會、在思想界引起關注，外來文化必須在本地文化中尋找到一個共振頻，以此作為契入點，例如支婁迦讖所譯傳的《道行般若經》之所以會在中國社會引起比安世高所譯傳的數息禪法更為強烈的影響，並在以後一個時期由支謙、竺叔蘭、竺法護等對《般若經》一譯再譯，且形成頗具影響的“七家七宗”，其根本原因是他們弘傳的“性空”說與魏晉玄學中的“本無”和“貴無”之說相近，形成了互補關係。宋明理學雖標榜不好釋氏之學，但在朱熹、王陽明等人的學說中，處處可見佛學的影子。王陽明所倡導的“心外無物”之說，幾乎是佛教“一切唯心所造”說的抄襲版。佛教傳入中國後，不僅對道教、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產生了重要的滲透作用，而且在隋唐時朝，各宗並暢，構建了富有中國獨特色彩的禪宗、天台宗、華嚴宗，力主“心性本淨”和“心性本覺”，一轉印度佛教“心性本寂”的強烈出世傾向，將出世與入世的關係放在了不即不離的恰當位置，為中國士大夫階級提供了平衡儒家“修齊治平”與道家“遁跡出世”的思想依據。同時，也為近代人生佛教，特別是“以出世心態行入世之道”準備了理論基礎。近代具有民主主義傾向的思想家，無論是章太炎、譚嗣同，還是康有為、梁啟超，都不約而同地在佛教思想寶庫中覓到構建學說的養料。這一切無不說明佛教思想體系對中華哲學思想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如今只要是有志於研究考察中國哲學思想者，就必須研究中國佛教思想，否則必定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甚至是無法把握和探究的。

佛教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又表現在其對民眾心理構成的規範方面。佛教初傳中國，其傳播的範圍主要是在王室及主要權臣（如漢明帝之弟楚王劉英），以及有文化的知識階層，包括士大夫及其出身於士大夫家庭的僧人。其中，士大夫階級起了中堅骨幹作用。而王室及權臣則起到了扶持、宣傳佛教，擴大佛教在社會上的影響之作用。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表現為政府行為的王室佛教和表現為社會行為計程車大夫佛教，與外來的佛教形成互動關係，推動了佛教得以紮根於中國社會文化的同化過程，並同時共同推動了民間社會對信仰的理解，導致了具有極強生命力的民眾佛教的興起與發展。只要深入考察佛教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重新認識佛教在中國的歷史演變，不難發現，民眾佛教是維持佛教在中國社會延續和弘傳的真正基礎。因為，民眾佛教以滲入國人民俗之中的佛教（近來學術界有稱此為“民俗佛教”的），以及佛教的儀式、禁忌、節日等本身轉化為民俗，規範了民眾的心理構成，國人雖未形成全民信教的局面，但民俗影響所致，在封閉、滯粘的農業社會中，卻具有全民性。因此，儘管“三武一宗”的滅法來勢兇猛，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對佛教的態度也不同，有對佛教採取鉗制和限止政策的，而其打擊的結果，受到重創的是王室佛教和士大夫佛教。至於民眾佛教，由於受民俗的保護，則表現為極強的韌性。這也是唐代武宗會昌年間滅佛之後，士大夫佛教一蹶不振，日益式微，而民眾佛教卻仍然發展如故的真正原因。趙宋以後，尤其是明清兩代，民眾佛教成為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諸多民俗的重要依據。“家家彌陀、戶戶觀音”是當時佛教在民間流行的生動寫照，各宗各派的道場殊途同歸，儒釋道三家合流，以及寺院經懺興旺、頻繁啟建水陸，這一切無疑折射出民眾的信仰需要。近二十年來，隨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實，社會環境的日益寬鬆，佛教寺院恢復迅速，香客盈門，不少家庭供奉佛像，特別是香港設立佛教公眾假期等等，均反映出佛教即使在現代高科技時代，仍然在民眾中擁有廣泛的信仰基礎。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佛教對於民眾生活（包括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的影響是廣泛的、深入的。

佛教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同時表現在外來文化對本地文化的滲透和影響方面。隨著佛教傳入中國，伴隨而至的是西域和印度的文明成果。中國雕塑、繪畫藝術的傑作，如敦煌石窟、雲崗石窟、龍門石窗中的作品，在創作思路、手法上均受到了印度藝術，從而也間接地受到了希臘藝術的影響。譯經事業的高度發達，隨著大量佛教典籍翻譯為漢文，也給漢文帶來了眾多的新鮮語彙，豐富了漢語的表達能力，如“三昧”一詞，現在已成了漢語中表示精髓、奧秘、要旨的詞彙。又如，隨著誦經的開展和普及，印度的“四聲”已成了漢語的基本發言標準。現在中國孩子一進小學，就要學習“平上去入”四聲。諸多事例不勝列舉。總而言之，隨著佛教的傳入，中印兩大文明體系真正得到了一次互相交流、互相補充的機會，其交流現幾乎遍及當時已有的各個學科，如文學、農藝、手工業、藝術、邏輯、醫學、音韻等。

中國的社會在發展，佛教也在我們這片土地上發展。佛教過去對中國社會各民族產生過積極的影響，今後仍將繼續對各民族產生影響。因此，認清佛教曾經、並且現在仍然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對於我們思索將什麼樣的佛教帶入二十一世紀，如何使佛教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揮其所應有的作用，是有現實和歷史的意義的。

由此可見，佛教文化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我們應正確對待佛教文化，適當對它進行改造，使它與時代的發展和進步相適應，更好地造福於人類。

道教是在中國形成並傳播的一種多神宗教，在中國古代影響僅次於佛教。道教被認為是和儒教和佛教一起組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道教以道作為其追求目標，道教因此而得名。道教是在中國古代道家思想理論的基礎上吸收神仙方術、民間鬼神崇拜觀念和巫術活動而形成。它主張清靜無為，長生不老，得道成仙。

道教雖奉老子為祖師，但其主張與老子、莊子的思想並不完全一致，而更多得益於漢初盛行的以老子之名言修道養壽的黃老道。道教的另一淵源是始於戰國、盛於秦漢的方仙道。此外，亦可遙追殷商的鬼神崇拜。

道教在其逐漸形成的過程中，與當時正進入中國的佛教的互動（佛教對道教的影響以及道家對佛教中國化的影響），也很值得注意。

發展歷程

道教的發展一般分為漢魏兩晉的起源時期、唐宋的興盛、元明期間全真教的出現和清以後衰落四個時期。

道教的形成是一個緩慢的發展過程。作為道教最終形成的兩個標誌性事件，一是《太平經》的流傳，一是張道陵的五斗米道。東漢順帝時（126年-144年），于吉、宮崇所傳的《太平清領書》（即後來所謂《太平經》）出世，得到廣泛傳播。到東漢靈帝時，張角奉《太平清領書》傳教，號為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信徒遍佈天下九州，已是頗有影響。後來黃巾起義失敗，太平道日趨衰微。同樣是在東漢順帝時，張陵學道於蜀郡鵠鳴山，招徒傳教，通道者出米五斗，故稱五斗米道。其孫張魯保據漢中多年，後又與最高統治當局合作，使得五斗米道的影響從西南一隅播於海內，遂為道教正宗。

兩晉南北朝時期，隨著煉丹術的盛行和相關理論的深化，道教獲得了很大發展。同時道教也吸取了當時風行的玄學，豐富了自己的理論。東晉建武元年，葛洪對戰國以來的神仙家理論進行了系統地論述，著作了《抱朴子》，是道教理論的第一次系統化，豐富了道教的思想內容。南北朝時，寇謙之在北魏太武帝支援下建立了“北天師道”，陸修靜建立了“南天師道”。

到了唐宋，唐高祖李淵認老子李耳為祖先，宋真宗、宋徽宗也極其崇通道教，道教因而備受尊崇，成為國教。此時出現了茅山、閣皂等派別，天師道也重新興起。在理論方面，陳摶、張伯端等人闡述的內丹學說極為盛行。

金朝時，在北方出現了王重陽創導的全真道。後來，王重陽的弟子丘處機為蒙古成吉思汗講道，頗受信賴，並被元朝統治者授予主管天下道教的權力。而同時，為應對全真道的迅速崛起，原龍虎山天師道、茅山上清派、閣皂山靈寶派合併為正一道，尊張天師為正一教主，從而正式形成了道教北有全真、南有正一兩大派別的格局。

明代時，永樂帝朱棣自詡為真武大帝的化身，而對祭祀真武的張三丰及其武當派大力扶持。此時，道教依然在中國的各種宗教中佔據著主導的地位。

清代開始，滿族統治者信奉藏傳佛教，並壓制主要為漢族人信仰的道教。道教從此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