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山下閒2018-10-07 21:05:35

跟曹公學文化 宋朝的自由和相容性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這是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一個觀念，陳先生甚至稱趙宋或者北宋為“天水一代，並說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為自由”。筆者已經對宋朝自由做了論述，今天我們來看宋朝之所以達到華夏文化之最，還有多元並存的相容精神！

第一、 相容性形成的政治基礎。

宋代自太祖、太宗起，崇文抑武就立為祖 宗家法。“優待文士”、“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 人”等具體而微的政策導向與家法規定，也不讓筆者驚歎的是宋朝最讓人驚歎的就是，不以言論治罪。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徹底，文人出任國防部長是近代西方採用一種軍事管理制度，但在宋朝，文人管理樞密院是常識。軍無常帥，帥無常軍，這也是現代國家統帥軍隊的基本制度。據史載，太祖立國之後，曾在太廟裡刻下祖訓，此訓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廟時，由一個不識字的太監引導到太祖誓碑前背誦。開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廟時方知上面的內容（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應不朽的名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難能可貴的是，宋代歷朝皇帝都還算聽話。讓太祖的這幾條中國歷史上迄今最為開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實的執行，達三百年之久，可以說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憲章，也是同時代世界各國中最開明的大憲章，它從根本的制度上導致政治氛圍相對寬鬆，文化管理較為開放，有利於形成 多元並存的相容精神。

第二、 相容精神成為宋代知識分子的一般價值取向。

這在宋學的開放性與自由度上表現最為充分。 表現之一，宋學各派能夠“學統四起”，寬容並存。 神宗以後的二程洛學、王安石新學與蘇氏蜀學，南 宋中期的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與浙東事功學派， 雖然主張不一，甚至針鋒相對，但都落在同一政治 文化的框架之內。不同學派之間也能夠實事求是 肯定對方學術的可取之處。程朱學派儘管對王安 石學術持激烈的批判態度，但朱熹仍認為“王氏 新經盡有好處”。表現之二，理學本身能夠兼收 並蓄，為我所用。宋代重要的思想家無論是程朱 派，還是心學派，幾乎都有“出入釋老”的經歷，援 佛人儒或援道人儒，吸收改造佛、道關於宇宙論和 認識論的成果，來重建自己的理論體系。

第三、宋代儒、佛、道三教合體是相容一個樣本。

宋朝君主公然承認“三教之設，其旨一也”，明確號召“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兩宋時期以儒學為主體，以佛、道為輔翼的 文化格局最終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不僅新儒學各家出入佛老，佛門也在學理上 融合儒道，名僧智圓被陳寅恪推許為“於宋代新 儒家為先覺”，他就宣稱“三教之大，其不可遺”。 道教則從佛教哲學中汲取養分，將其融人自身的 養生思想，進一步向儒家士大夫滲透；同時吸納佛 教因果輪迴思想與儒家綱常倫理學說，向普通百姓滲透。在士庶日常生活中，儒、佛、道更是並行不悖，不但儒家學者與名僧、高道有密切的往還， 普通百姓讀儒書、拜佛祖、做齋醮更是習以為常。

第四雅俗共賞讓相容具有廣泛性。

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與市民文化的興起，宋代精神文化的一大特點就是世俗化的傾向。士大 夫不僅以寬容的態度接納了世俗流行的下層文化，也有意讓土大夫文化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 雅的發展道路。在文學領域，雅文學與俗文學之 間，呈現出突破文體畛域進而融會貫通的趨勢；以 詩文言志傳道，以詞曲言情遊戲，在宋代土大夫的 文學活動裡能夠各得其所；及至蘇軾以後，又在詞 這一俗文學體裁中，加入言志傳道的傳統內涵。 在藝術領域，不僅院體畫、文入畫與民間畫齊頭並 進，各臻繁榮，張擇端、李嵩等畫院畫家更以《清 明上河圖》與《貨郎圖》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 聞名於世。在宗教領域，影響宋代的最大佛教門 振是雅化的禪宗與俗化的淨土宗，前者主要流行 於士大夫階層，後者主要普及於普通民眾。但禪 宗從唐代慧能以來的不立文字，向宋代文字禪的 蛻變，本身就是以俗兼雅的趨勢；而宋代悅禪的學 者兼弘淨土的不在少數，則反映了雅俗相容的取向，讓文化更廣泛進入社會各個階層。大足石窟與晉祠宋塑所凸現出來的世俗化傾向，也折射出宗教藝術中雅俗相容的文化特徵。正是在這種相容幷蓄的過程中，宋代計程車農 工商不斷吸收、消化、借鑑、融合其他異質文化，創 造出燦爛輝煌的宋代文化。

第五、藝術形式具有包容態度。

在宋文化中體現內斂、色調淡雅的文化型別。“自古多情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闡釋出宋文化的細膩豐滿，“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賞、遠離塵囂、遺世獨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說：如果“唐型文化”存在於沙場之上、朝堂之上，那麼，細膩、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於市井之間、閨房之內、青樓之上。所謂“唐型文化”，是一種相對開放、外傾、色調熱烈的文化型別，無論是“詩仙”李白的詩歌、張旭的狂草、吳道子的畫，無不噴湧著奔騰著昂揚著的生命活力；無論是昭陵古雕中雄壯建偉的、神采飛揚的“昭陵八駿”，還是氣勢磅礴的古長安城，無不透露出大氣盤旋的民族自信。與之相比的，“宋型文化”則是一種相對封閉、內斂、色調淡雅的文化型別。“自古多情傷離別， 更那堪，冷落清秋節”闡釋出宋文化的細膩豐滿，“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賞、遠離塵囂、遺世獨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說：如果“唐型文化”存在於沙場之上、朝堂之上，那麼，細膩、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於市井之間、閨房之內、青樓之上。

第六、對待商人、商業和相關產業的態度上採用很大程度的包容。

陳耆卿在《嘉定赤城志》中將工匠與士看作是平等的，肯定了工匠對於國家的作用：“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士勤於學業，則可以取俸祿，農勤于田畝，則可以聚稼穡。工勤於技巧，則可以易衣食。商勤於貿易，則可以積財貨。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由於對待商業、手工業者不再那麼歧視，士農工商的界限逐漸被打破，工匠、商人也可以登堂入室，甚至當上宰相。《劍橋中國史》這樣評價這一狀況：到了晚宋，已產生一個富裕、自覺並對自己鮮明特徵和特殊文化有強烈意識的城市中產階級。同時，以前富商和士大夫之間不可逾越的社會障礙開始崩潰。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條件到晚宋時期已經成熟。

宋代是真正計程車大夫時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稱道而身行之的時代。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試問哪朝哪代，文人有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橫飛，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絹試臉，而老包卻只當不見，仍然在慷慨陳詞；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筆生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一段說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有宋一代，是中國知識分子活得滋潤的時期。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創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會。宋代也有政治鬥爭，但政治鬥爭往往只是政見的不同，雖然有黨同伐異，但沒有從肉體上消滅。

宋經歷北、南兩朝，雖然與少數民族鬥爭中軍事上呈現成武弱詬病，但是宋代歷代皇帝遵循祖訓，對儒家、對讀書人的態度決定了宋朝對文化的基本政策。從此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個學術自由的時期，才會形成華夏文化極致！

（2018年10月7日於宜昌市夷陵吾同齋，加進去一個網友觀念，感謝臥枕梅聞花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