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夢華錄2019-06-03 18:15:14

黃巢既敗，東走攻蔡州。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後來黃巢被李克用追，而宗權轉橫，其殘虐較黃巢為更甚。河南、山東被其剽掠擊之處，幾於無復人煙。朝廷之上，宦官依然專橫。關內一道，亦均為軍人所盤踞。其中華州的韓建，邠州的王行瑜（鎮國軍，治華州，今陝西華縣。邠寧軍，治邠州，今陝西邠縣），鳳翔的李茂貞尤為跋扈，動輒違抗命令，脅迫朝廷，遂更授沙陀以干涉的機會。

在此情勢之下，漢民族有一個英雄，能夠和沙陀抵抗的，那便是朱全忠。全忠本名溫，是黃巢的將，巢敗後降唐，為宣武節度使（治汴州，今河南開封縣）。初年兵力甚弱，而全忠智勇足備，先撲滅了秦宗權，漸並今河南，山東之地，又南取徐州。北服河北三鎮。西並河中，取義武（義武軍，治定州，今河北定縣），又取澤、潞（澤州，今山西晉城市。潞州，今山西長子縣）及邢、洺、磁諸州（邢州，今河北邢臺縣。洺州，今河北永年縣。磁州，今河北磁縣）。河東的形勢，就處於其包圍之中了。僖宗死於888年，弟昭宗立，頗為英武。然其時的事勢，業已不能有為。此時朝廷為關內諸鎮所逼，大都靠河東解圍。然李克用是個無謀略的人，想不到挾天子以令諸侯。雖然擊殺了一個王行瑜，關內的問題，還是不能解決。朱全忠其初是不問中央的事務，一味擴充自己的實力的。到10世紀初年，全忠的勢力已經遠超出乎李克用之上了。

唐朝的宰相崔胤，乃結合了他，以謀宦官。宦官見事急，挾昭宗走鳳翔。全忠圍鳳翔經年，李茂貞不能抗，只得把皇帝送出，同朱全忠講和。昭宗回到京城，就把宦官悉行誅滅。唐朝中葉後的痼疾，不是藩鎮，實在是宦官。因為唐朝的藩鎮，並沒有敢公然背叛，或者互相攻擊，不過據土自專，更代之際，不聽命令而已。而且始終如此的，還不過河北三鎮。倘使朝廷能夠振作，實在未嘗不可削平。而唐朝中葉後的君主，如順宗、文宗、武宗、宣宗、昭宗等，又都未嘗不可與有為。其始終不能有為，則全是因被宦官把持之故。事勢至此，已非用兵力剷除，不能有別的路走了。一個階級，當其惡貫滿盈，走向滅亡之路時，在它自己，亦是無法拔出泥淖的。

宦官既亡，唐朝亦與之同盡。903年，朱全忠遷帝於洛陽，殺之而立其子昭宣帝。至907年，遂廢之而自立，是為梁太祖。此時海內割據的：淮南有楊行密，是為吳。兩浙有錢鏐，是為吳越。湖南有馬殷，是為楚。福建有王審知，是為閩。嶺南有劉巖，是為南漢。劍南有王建，是為前蜀。遂入於五代十國之世。

凡內爭，是無有不引起外患的，沙陀的侵入，就是一個例。但沙陀是整個部族侵入中國的，正和五胡一樣。過了幾代之後，和我們同化了，它的命運也就完了。若在中國境外，立有一國，以國家的資格侵入，侵入之後，其本國依然存在的，則其情形自又不同。自40年頃回紇崩潰後，漠南北遂無強部，約歷七十年而契丹興。契丹，大約是宇文氏的遺落。其居中國塞外，實已甚久。但當6世紀初，曾遭到北齊的一次襲擊，休養生息，到隋時元氣才漸復。7世紀末，又因李盡忠的反叛而大遭破壞。其後又和安祿山相鬥爭，雖然契丹也曾打過一兩次勝仗，然其不得安息，總是實在的。唐朝管理東北方最重要的機關，是營州都督府，中葉後業已不能維持其威力，但契丹仍時時受到幽州的干涉，所以它要到唐末才能夠興起。契丹之眾，是分為八部的。每部有一個大人。八個大人之中，公推一人司旗鼓。到年久了，或者國有疾疫而畜牧衰，則另推一個大人替代。它亦有一個共主，始而是大賀氏，後來是遙輦氏，似乎僅有一個虛名。它各部落間的連結，大概是很薄弱的，要遇到戰鬥的事情，才能互相結合，這或者也是它興起較晚的一個原因。內亂是招引外族侵入中國的，又是驅逐本國人流移到外國去的。這種事情，在歷史上已經不知有過若干次。大抵（一）外國的文明程度低而人數少，而我們移植的人數相當多時，可以把它們完全同化（二）在人數上我們比較很少，而文明程度相去懸絕時，移殖的人民，就可在它們的部落中做蠻夷大長。（三）若它們亦有相當的程度，智識技術上，雖然要請教於我，政治和社會的組織，卻決不容以客族侵入而握有權柄的，則我們移殖的人民，只能供它們之用，甚至造成了它們的強盛，而我們傳授給它的智識技術，適成為其反噬之用。時間是進步的良友。一樣的正史四裔傳中的部族，名稱未變，或者名稱雖異而統系可尋，在後一代，總要比前一代進步些。所以在前代，中國人的移殖屬於前兩型的居多，到近世，就多屬於後一種了，這是不可以不凜然的，而契丹就是一個適例。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機，據《五代史》說，亦是八部大人之一。當公元十世紀之初，幽州劉守光暴虐，中國人逃出塞的很多。契丹太祖都把他招致了去，好好地撫慰他們，因而跟他們學得了許多知識，經濟上和政治組織上，都有進步了。就以計誘殺八部大人，不再受代。916年，並廢遙輦氏而自立。這時候，漠南北絕無強部，他遂得縱橫如意。東北滅渤海，服室韋，西南服党項、吐谷渾，直至河西回鶻。《遼史》中所列，他的屬國，有四五十部之多。

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點的，所以從前的史家，對他的批評，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會的情形複雜了，論人的標準，自亦隨之而複雜，政治和道德、倫理，豈能併為一談？就篡殺，也是歷代英雄的公罪，豈能偏責一人？老實說：當大局阽危之際，只要能保護國家、抗禦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當一個政治家要盡他為國為民的責任，而前代的皇室成為其障礙物時，豈能守小信而忘大義？在唐、五代之際，梁太祖確是能定亂和恤民的，而歷來論者，多視為罪大惡極，甚有反偏袒後唐的，那就未免不知民族的大義了。惜乎天不假年，梁太祖篡位後僅六年而遇殺。

——摘自呂思勉《中國通史》

千百年來朱溫一直被視作是篡唐弒帝，開啟五代十國亂世的罪魁禍首，但《中國通史》中卻將其視作抗擊外族入侵的民族英雄，認為後梁與後唐之爭，實際上是民族之戰，這實際上是從保全民族的角度來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