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插游擊隊2021-10-27 19:44:40

說一說中國古代的服裝禁忌。

眾所周知，

自先秦時代開始，服飾便有等級制度

。可以穿什麼樣的衣服，與穿衣者的身份等級直接掛鉤。

像戰國時代的齊威王，就見不得民眾穿得漂亮。他頒佈了錦繡禁令，凡身著錦繡之衣者與誹謗國君同罪。漢代的政策也是“非其人不得服其服”，律法明文規定不許穿與身份等級不合的服裝。唐代則將黃色霸佔為皇權專用色，將紫色霸佔為三品以上官員的專用色。普通人不能穿有顏色的綾羅綢緞，也不能穿雜有紫色與黃色的衣服衣帶，違者視情節輕重，或坐牢或掉腦袋。

宋代的服飾禁令也很細緻。宋太宗曾下詔規定，“縣鎮場務諸色公人並庶人、商賈、伎術、不繫官伶人”，只許穿黑、白兩色衣服，只准使用鐵質或角質的帶子。幞頭與頭巾的高度不準超過2。5寸。婦女不許戴假髮髻，不許將髮髻梳高。惟有獲得朝廷認證的“命婦”，有資格使用銷金、泥金、真珠等飾品。宋代的法律還規定，製造銷金服飾（一種在衣服上貼上極薄黃金的裝飾）的人、販賣銷金服飾、穿著銷金服飾者，被逮住後皆要坐牢兩年。為了打擊百姓對銷金服飾的喜好，朝廷還“並許人告”，用物質獎賞來鼓勵百姓們互相舉報。宋真宗時，皇后的侄女杜氏穿了帶有銷金的衣服，結果便被勒令出家為尼。

明太祖朱元璋也非常“關心”百姓穿什麼。洪武三年（1370年），他下詔規定：普通百姓做衣服不許用金繡、錦綺、經絲與絞羅，只許用綢、絹與素紗；做飾品不許用金、玉與珠翠，只許用銀。此外，做靴子絕不允許“裁製花樣金銀紋飾”。違規者會被抓起來杖責或者殺頭。有一段時間，明朝百姓甚至被剝奪了穿靴子的權利。洪武時代做過監察御史的王英，某次穿著靴子微服進城，便被守門人抓住捆綁起來送官。王英慌忙解釋自己是官員，且命人取來存放在船中的官服袍帶，好說歹說才洗刷掉“違法穿靴”的嫌疑逃過一劫。

其餘像朱棣以穿錯衣服為由逼迫開國功臣耿炳文自殺，雍正以穿錯衣服為由株連年羹堯的兒子之類的事件，都是皇權時代服飾等級制度下的常規操作。

♦

元代銷金半袖（現藏內蒙古博物館）

等級制度之外，還有一種容易被忽略的服裝禁忌，就是

“禁穿他國風格服裝”

。

北魏時期，官員賀狄幹出使後秦，被扣押在長安多年。後來賀狄幹歸國，北魏太祖拓跋珪“

見其言語衣服，有類羌俗

，以為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

（魏書·賀狄幹）

，覺得賀狄幹說話與穿衣服總帶有後秦之風，怎麼都看不順眼，於是就將他弄死了。有趣的是，這裡的“羌俗”二字，在《北史》裡寫作“中國”。實際上賀狄幹軟禁長安期間接受的是一種“漢化”。史載他“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舉止風流，有似儒者”。拓跋珪喜歡讀《韓非子》，賀狄乾的思想、舉止與穿著卻在向儒者靠近，於是便引來了殺身之禍。

“禁穿他國風格服裝”最盛的時代是兩宋。

北宋與遼國雖由澶淵之盟結為兄弟之國，但北宋朝廷在意識深處仍將遼國視為敵國。所以，宋仁宗在慶曆八年（1048年），曾下詔禁止“士庶仿效胡人衣裝，裹番樣頭巾，著青綠，及乘騎番鞍轡，婦人多以銅綠、兔褐之類為衣”

（見《宋會要輯稿》，這裡的“胡人”，《宋史·輿服志》裡寫作“契丹”）

。也就是不許北宋民眾在穿著打扮上帶有契丹風格，具體包括：

不許穿契丹風格的衣服，不許戴契丹風格的頭巾，不許騎乘裝備有契丹風格鞍轡的馬，服飾上也不許有契丹風格的顏色

（青綠、銅綠、兔褐，都是當時契丹人服飾上常用的顏色）

。

♦ 五代契丹畫家胡瓌所作《卓歇圖卷》（亦有學者認為該畫可能出自金代畫家之手）

史書沒有記載宋仁宗時代抓到穿契丹風格服飾的百姓，將會如何懲罰。但宋徽宗時代的相應懲罰是清楚的。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下詔說：

“敢為契丹服若氈笠、釣墪

（注：一種女性穿著的襪褲）

之類者，

以違御筆論

。”

“御筆”是宋徽宗時代極著名的暴政。南宋君臣總結北宋之亡，經常會提到此事，甚至認為“其甚者無如御筆之一事”。所謂御筆，字面意思指的皇帝親筆寫下的文字。但在宋徽宗時代，御筆有另外一重涵義。它指的是由皇帝直接下達給各級部門、未經宰執機構審議的命令。為了推動這些程式上並不合法的命令被嚴格執行，宋徽宗在崇寧五年（1106年）下詔，制定了“違御筆”之罪：

“出令製法，輕重予奪在上。比降特旨處分，而三省引用敕令，以為妨礙，阻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威福。夫擅殺生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何格令之有？臣強之漸，不可不戒。自今應有特旨處分，間有利害，明具論奏，虛心以聽；如或以常法阻格不行，以大不恭論。”

（《宋史·刑法志二》）

大意是：下命令也好，制定法規也好，是輕是重皆應由皇帝決定。以往皇帝下旨處理事務，三省這些部門常引用敕令提出異議，讓皇帝的命令無法貫徹。這是在損害君王的威福，是臣子壓過了君王，是不對的。自今以後，對皇帝的命令，允許上奏陳說利害，不允許再用規章制度（常法）來阻撓實施，否則

處以“大不恭”之罪

。

“大不恭”屬於要殺頭的十惡之罪。次年，宋徽宗又下詔規定：“凡御筆斷罪，不許詣尚書省陳訴。如違，並以違御筆論”——凡是宋徽宗御筆決斷了的案子，一概不許再前往尚書省申訴，否則便犯了“違御筆”之罪，要被殺頭。

此外，即便沒有反對執行御筆，只是在落實過程中不夠積極，也會受到懲罰。宋徽宗的規定是：“凡應承受御筆官府，稽滯一時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論”——對應的官府衙門接到御筆後，拖延一個時辰不處理，杖責一百；拖延一天不處理，勞役徒刑兩年；拖延兩天罪加一等，流放三千里之外；拖延三日不處理，按“大不恭”論罪殺頭。

♦ 宋徽宗趙佶聽琴圖軸（部分）

由此可見，宋徽宗時抓到穿契丹風格服飾的百姓便“以違御筆論”，實在是一種極為殘酷的懲罰。

輕則杖責，重則掉腦袋，且缺乏明確的尺度，輕重取決於官府的一念之間。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宋仁宗時代雖然也禁止百姓穿契丹風格的服裝，但執行力度可能不大，最後流於形式。宋徽宗時代則不然。除了前文提到的政和七年將穿契丹風格服裝等同於“違御筆罪”之外，見於史料的相似禁令至少還有三次。一次是大觀四年（1110），宋徽宗下詔給開封府，說“京城內近日有衣裝雜以外裔形制之人，以帶氈笠子、著戰袍、系番束帶之類，開封府宜嚴行禁止”。一次是政和初年（約1111年），宋徽宗下旨勒令“一應士庶，於京城內不得輒戴氈笠子”。另一次是宣和元年（1119），宋徽宗再次下詔：“敢胡服若氈笠、釣墪之類者，以違御筆論。”

這種頻繁下詔，既說明了宋徽宗干預民眾日常生活的慾望相當強烈，也說明了這種干預違揹人性，很難落實到每一個北宋百姓身上。所以，在長達十餘年的時間裡，除了頻繁下詔之外，宋徽宗還“不得不”將懲罰提升至“違御筆”的程度。

南宋同樣制定有嚴厲的律法，禁止百姓穿著女真風格的服飾。其中明確規定：

（1）“諸服飾不得效四夷，其蕃商住中國者准此。若暫往來者聽身從本俗。”

（2）“諸服飾輒效四夷者杖一百。”

（3）“告獲服飾輒效四夷者……賞錢五十貫”

（《慶元條法事類》卷三）

大意是：（1）南宋百姓一律不許穿四夷國家（主要是金）的服飾，長期住在南宋的外國商人也須遵守該規定，。只有那些臨時來往的外國商人可以例外。（2）違背禁令穿戴四夷國家服裝者，杖責一百。（3）鼓勵民間百姓互相告發，舉報成功一名穿戴四夷國家服裝者，可以獲得五十貫的賞錢。不過，官府不出賞錢，須從被舉報者的財產中扣除，如果被舉報者的財產湊不夠五十貫，須由周圍的知情不報者湊齊這筆賞錢。

♦ 南宋畫家李嵩繪《貨郎圖卷》

與“北宋-遼國”時代的情況不同，南宋朝廷禁止百姓穿著四夷服飾的動力，除了干預民眾日常生活的慣性之外，也與金國曾以強制性手段讓中原地區百姓改換服裝有關

（遼國沒有強制百姓剃髮易服）

。

相同的是，兩宋君臣的強制干預，皆未得到他們想要的結果。南宋孝宗時代的官員袁說友曾無奈上奏說：“臣竊見今來

都下一切衣冠服制習外國俗

，官民士庶浸相效習，恬不知恥……”——

臨安城裡計程車大夫與百姓所穿，皆是外國服裝

。與之大略同時代的朱熹也感慨：“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鞋之類，先王冠服掃地盡矣”——

理學家看重的北宋傳統服裝，普通南宋百姓並不在乎

。

♦ 元代畫家趙雍繪《挾彈遊騎圖軸》（部分）

雖然收效有限，但“禁穿他國風格服裝”在兩宋之後始終是常見的政策。如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詔禁止明朝百姓穿“兩截胡衣”，也不許明朝百姓“辮髮椎髻”，試圖全面消除元朝的文化存留。當然，這並不妨礙朱元璋自己戴著“直簷大帽”出出進進，儘管這種帽子也曾被元代皇帝經常使用。再如皇太極建立後金政權，也曾頒佈命令，“有效他國衣冠、束髮、裹足者，重治其罪”，不許百姓效仿明朝的穿衣風格。直到晚清，是否可以穿“西服”仍是一個充滿了爭議的問題。

（來源：騰訊新聞）

謝深甫《慶元條法事類》（中國書店，1990年）、周峰編著《中國古代服裝參考資料 （隋唐五代部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華梅《中國曆代<輿服志>研究》（商務印書館 ，2015年）、諸葛鎧等《文明的輪迴：中國服飾文化的歷程》（中國紡織出版社，2007年）、展忠宇《明代初期平民服飾制度探微》（《史志研究》2013年第5期）、謝婧《唐宋“禁令”研究》（四川師範大學2010年）、周松《上行而不下得效——論明朝對元朝服飾的矛盾態度》，（《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