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以作為清代處罰犯人的刑場而出名。所謂「推出午門斬首」，也即是指將犯人押解到菜市口砍頭。歷史上，像戊戌六君子這樣的人，便是在菜市口被斬首示眾。

但在今天，一般人是無法再在公眾場合目睹這樣的場景，對罪犯的處決，以一種隱秘而顯得不那麼「野蠻」的方式執行。普通公眾不僅看不見死刑的執行現場，甚至連酷刑也無處觀看。

這樣一種現象，非中國獨有。稍顯「人道主義」的國家，尤其是在西方社會，幾乎都以監禁代替毀滅肉身的死刑，取而代之的是對罪犯的監視與規訓。

對於這樣的「文明化」程序，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在1975年法文版的《監視與懲罰：監獄的誕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一書中，專門分析了西方社會中監獄的形成與功能，以一種微觀的視角，揭示整個西方社會的權力結構。

「約書呀」特邀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當代法國哲學和德國哲學史專家高宣揚教授，為我們解讀這本對思想史產生重要影響的著作。

01.

作為理性產物的監獄

高宣揚老師所依據的文字是1975年的法文版，書名直譯為《監視與懲罰》，這與國內通行的《規訓與懲罰》有所區別。

實際上，1977年，當福柯的著作翻譯為英文出版時，是他本人親自將英文版書名改為「Discipline and Punish」（規訓與懲罰），我們在國內所能見到的中譯本，是依據英文版轉譯而來。

▲《監視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作者：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出版社：伽利瑪（Gallimard）出版時間：1975

在福柯看來，「規訓」是這書的核心概念，應當作為書名出現。高宣揚老師指出，整本書想要探討的，正是西方社會如何透過科學技術去規訓違反理性的人：

「歸根結底，監獄的建構就是為了要對犯罪違法的人，或者用更加文明的話來說，叫作違反理性的人，將其關起來。然後在關起來的過程中，對他進行身體上的規訓，並告訴他：過去你錯了，你犯罪了。現在透過監獄的規訓，你應該怎麼樣恢復你的理性。」

福柯以法國大革命為分界線，將西方社會分為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在《監視與懲罰》的開篇，福柯便利用歷史文獻的記錄，描述了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前的1757年的「達米安案件」。

達米安因謀刺當時的國王，受到酷刑，最後四馬分屍。監視官事無鉅細地記錄下這一切，諸如四匹馬是先撕裂達米安的左腿還是右腿，焚燒他屍體時用了幾個小時。

▲達米安受刑現場

高宣揚老師解讀這一場景時，指出古代社會的統治者只是在肉體上摧殘違反其意志之人：

「當時的統治者只是懂得怎樣以種殘酷的方式來摧毀、折磨和殺害被統治者的身體，但是他們還不懂得怎樣儘可能的用文明的、合理性的手段使身體就範。」

就在法國大革命後不到半個世紀，像上述公開處罰達米安那樣的情形消失了，取而代是的監獄系統。

現代監獄從16世紀開始建立起來，直到18、19世紀，才建構成為一個完整的、符合現代社會理性需求的監獄系統。

在這方面，英國18世紀功利主義代表人物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所設計的全方位監獄系統（panopticon）可謂是現代社會監獄的典範。

▲環形監獄示意圖，中間為監視塔

全方位監獄系統中文也稱「全景敞式監獄」或「環形監獄」，本質上，它是一種監視系統。在一座環形建築中，犯人們居住在一個個囚室之內，環形建築的中央是一座監視塔。如此，監視囚犯的人，只要高坐在監視塔中，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監控每一個囚犯。可謂是低成本、高效率。

高宣揚老師總結現代社會的監獄系統時，認為：

為了加強統治的力量，如同中世紀國家需要強化國王的國家機器一樣，現在國家也需要加強它的監獄系統。

而這樣的設計，在今天已經以更加先進的監控系統的形式，全方位實現了，監獄、學校、醫院等，也無所不在的對人進行監視和規訓。

02.

知識是為了控制

監獄作為理性的產物，其背後需要一整套科學技術設計，以便達到控制人的目的。

現代科學技術取得顯赫的成就之後，使社會對罪犯身體的毀滅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犯人關押在一個僅僅讓他的生活得到最低限度滿足的空間裡，有專門的裝置監視。

相比於酷刑和死刑，監禁的確沒有傷害人的身體，但透過一種比毀滅身體更殘酷的規訓方式，把「非理性的人」與「理性的人」隔離開來，把人馴服，使其服從現代社會的法治目的。

現代社會並不像古代社會那樣，基於人的肉體和生理執行其權力，但卻在人們的心理層面實施無處不在的權威。這是怎麼做到的呢？

高宣揚老師對此解釋說：

「這是因為，現代社會發明瞭最新的科學技術，特別是生命科學，和以生命科學相關聯的一整套代科學技術，包括生理學、解剖學等等。現代監獄的建立，就是把一些科學成果加以具體化，將其變為一個建築物的模式，以合理化地方式建立起來。」

而福柯早在研究精神病治療時，就發現科學知識是一種控制人的工具：

「西方的科學知識是用來控制人的，不但要去控制整個社會，要控制每個人，而且也要控制學知識的人。為了控制人，所以西方發明了各種科學，其中一種叫作人文科學。」

不過，這種控制，並非是限制人身自由。恰恰相反，因為現代社會給予人自由，使人變為「主體」。但成為主體的人，讓現代社會不得不面臨一種失控的風險，如何管理社會，將理性和非理性的人區隔開來，成了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困境。

面對著人口增加，失業者、流浪者、犯罪人數的上升，權力機構必須執行一種高效率的管理制度。體現在處理罪犯方面，權力機構建立了一套基於科學和最新技術的監獄系統；體現在管理人口爆炸的社會方面，權力機構需要在學校、醫院這些人人都不可缺席的場所建立一套監視系統。

本質上來說學校、醫院等服務於「理性人」的機構是另一種形態的監獄，它們同樣對身體或精神采用了規訓的過程和技巧，這是為了培養順從溫馴的人。因此，現代社會的人逃脫不了社會的各種規訓和監視。

人們從出生到死亡，每個生命歷程被納入生命權力（bio-power）的控制之下。現代社會不僅能控制整個宏觀層面的人口，又能伸開觸角，控制每一個活著的個人。人們所做的一切理性行為，都是一種規訓的結果，這種規訓則是人文主義和科學技術的產物。

在福柯眼裡，倘若要揭露西方的知識理性如何控制人，就必須要集中研究西方的人文科學，他在《懲罰與監視》之前，所寫作的《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1966）、《知識考古學》（L‘Archéologie du Savoir，1969），都在探討知識與權力的關係。

這種思考是福柯解讀自己疑問的線索與工具。但如果認為福柯的核心問題是權力，那就錯了。

03.

對絕對自由的追求

高宣揚老師特別指出，福柯在去世前幾年，一再重申，他一生研究的核心問題既不是人們所認為的權力，也不是性，而是關於自身如何變為主體的。

概括地說，也即是「關於我們自身的歷史存在論」。

「福柯是一個絕對尋求絕對自由的人，因此不會有固定的發展道路，他是隨時隨地改變自己的，他的思想也在一直變化，也就沒有一個固定的主題。他認為，一個自由的人不應該提出「我是誰」的問題，因為自由是沒法界定的，只有警察才會提問這個問題。」

這是福柯與笛卡爾主義者不一樣的地方，他不關心「我是誰」，而關心「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米歇爾·福柯（1929-1984）法國哲學家、思想家

福柯的思考也許緣於他的成長經歷：他從小就有很強的叛逆精神，討厭家人要求的各種規矩，進入大學後，他也完全不按常規去思考，而是隻思考自己提的問題：我在這個社會里生活，為什麼到處不自由？

由此生髮的一系列問題，讓福柯開始探討社會的理性控制問題。他的博士論文《古典時代的瘋癲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age classique - Folie et déraison，1961）就是探討的成果。

他研究病人在古典時代如何被納入到被控制的治療系統中，成為被統治的物件，進而成為整個社會統治的物件。

說到底，福柯研究的最根本的核心問題是西方人怎樣把自身變成為不自由的主體。就此而言，福柯的《監視與懲罰》《性史》《自身的技術》，可謂一脈相承。

我們閱讀福柯，閱讀《監視與懲罰》的意義便在於重新思考我們想當然的「常識」。

正如福柯本人曾說的那樣：

如果對知識的熱情僅僅導致某種程度的學識的增加， 那麼這種熱情有什麼價值呢？ ……今天的哲學如果不是思想的自我批判工作，那又是什麼呢？ 如果它不是致力於認識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用不同的方式來思維， 而是證明已經知道的東西， 那它又有什麼意義呢？

作家梁文道在接受採訪，談起他受影響最深的哲學書時，也提到了福柯。他坦言，自己在讀研究生時，花了四年時間讀福柯，他對福柯重新思考的問題「到底我們還可以思考什麼問題」十分著迷。福柯打開了他思考的世界、哲學的世界。

也許我們閱讀福柯，更現實的意義在於，他對現代化的反思、對常識的顛覆、對絕對自由的追求，能夠幫助我們打破權力加諸我們身上的惡毒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