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的葬禮“標題本身為全文奏響了人生的哀歌。悲劇的產生離不開悲劇的人物角色。從猝死的

梁亦清

到早逝的新月，從與昔日愛人容桂芳形同陌路的天星到拉著《

梁祝

》哀戀亡人的

楚雁潮

，從苦命的姑媽到一命嗚呼的帳房先生老侯，從純情的

奧立佛

到為愛執著的梁冰玉……每一個人無一例外地受制於悲劇命運的安排。

“故事中的角色由於某種弱點和無能而不能發揮正常的作用，他們不是自己所參與的情節的設計者，他們的出現或消失似乎並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

縱觀全文，故事中的每一個角色都匍匐在歷史與民族的悲土上。因而，無論是作者刻意塑造還是命運趨之使然，這份沉重的悲慟卻是痛徹心扉，勿庸置疑的了。

“悲劇之產生主要在於個人與社會力量抗爭中的無能為力。”

且不談悲劇背後人類致命的弱點以及悲劇帶給人類的某些消極因素，就悲劇本身而言，逆於喜劇的輕鬆、幽默、恢諧，卻也能發揮出與之媲美的審美效應。從審美觀來講，《

穆斯林的葬禮

》從頭到尾都是美的。作者引用《

聖經

》和《

古蘭經

》的教義，透過一大群穆斯林的日常生活闡述了回族人的宗教信仰的虔誠之美；從梁亦清獻身《鄭和航海圖》寶船到韓子奇奇珍齋的覽玉盛會，作者細描細繪，道出了歷代玉器的珍奇之美；

韓新月

與楚雁潮的忠誠之愛在陰陽之間徘徊不止，衝破世俗的師生之戀在生與死的面前顯示了它的崇高之美，一曲《梁祝》迴旋繚繞，奏出了愛的音符，奏出了生命的意義，奏出了人生的悽美。美有千萬神，而從悲劇中提煉出來的美，是沉默的，持久的，是人們心中不忍觸痛的美。從形而下的層面上看，其

家庭悲劇

和愛情悲劇是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中，生活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缺乏現實基礎而不能實現的

社會悲劇

和時代悲劇。從形而上的層面上看，作品的悲劇性既滲透在家庭悲劇和愛情悲劇中，又超越了這種社會悲劇和時代悲劇，是對整個人生的一種宿命論的感悟與感嘆。《古蘭經》曾預言：

“大難，大難是什麼？……在那日，眾人將似分散的飛蛾，……至於善功的分量較重者，將在滿意的生活中；至於善功的分量較輕者，他的歸宿是深坑。……有烈火。”

這些預言與宿命，都超越了個體有限生命，超越了具體時空，是對世界人生終極問題的回答，對世界不可把握、對人生不可琢磨的無可奈何的體悟，體現了一種“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的人類悲劇情懷。

《穆斯林的葬禮》揚揚灑灑五十餘萬字，它沒有擺脫一部小說三代人的俗套模式。然而，它以奇取材以奇佈局卻又讓它脫塵出俗。作者是以反思的態度描述了

宗教文化

中的落後因素。作者在塑造梁冰玉、韓新月愛情悲劇的時候，一個因素顯然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伊斯蘭教的習俗，穆斯林不能和異教徒結婚。梁冰玉對追求者

奧利弗

說：

“因為我不但是個中國人，還是個穆斯林，是個信奉真主的回回，我們之間有一條不可跨越的界限！”

這句話成了她拒絕愛情的最後防線，也為奧利弗的死埋下了伏筆。假設一下，如果沒有這樣的教規，或許奧利弗就娶到了梁冰玉，就沒有後來

韓子奇

的孽緣，更不可能有新月的悲劇。小說並不是從正面去直接探討愛情的悲劇及宗教成因，而是以一個善良、漂亮、多情的少女的悲哀、無助來折射民族的、宗教的抑或是時代的悲劇。第十五章《

玉別

》中，韓子奇臨終前道出自己是一個漢人，這一結局本身就是對宗教

婚姻觀

的一種無聲的諷刺。在他生命的彌留之際，他毛骨悚然、惴慄不安。因為《古蘭經》中說：

“真主確已棄絕不通道者，併為他們預備烈火。他們永居其中，……他們的麵皮在火中被翻轉……”

死亡對於韓子奇來說，並不是一種解脫，而是另外一種苦難的開始。作者以近乎絕望的吶喊，希望喚起穆斯林民族對宗教中某些教義的思考，從側面流露出對本民族文化中的糟粕進行移風易俗的渴望。

濃郁的悲劇情懷和對穆斯林風俗的反思造就了《穆斯林的葬禮》，不過，反思與批判的精神到底不是《穆斯林的葬禮》的主調，但作者以一個伊斯蘭教教徒的身份，能有如此直面矛盾的魄力和勇氣，直面知識分子關於時代的獨立思考，宣揚及推崇人道主義情懷，才使得《穆斯林的葬禮》擺脫了才子佳人的模式，擺脫了狹隘的民族自憐套路，而上升到為民請命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