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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陳亞亞

責編

：崔樂

當下的同性戀研究有一個特點，即不少研究透過

新媒體

（網際網路）來進行，或者研究主題與新媒體直接相關，這些研究基本上覆蓋了從網際網路發展以來同性戀虛擬空間的所有形式，包括同志網頁、同性戀電子雜誌、同性戀聊天室、同性戀論壇（含BBS）、同性戀網站、同志部落格（微博）、同性戀社交媒體……等。這也不奇怪，因為同性戀的生活狀態確實在網際網路出現後有了巨大改變，不少研究者甚至認為，網際網路徹底改變了同性戀者的身份認同、社群活動和社會運動方式，並深刻地影響到當下社會的文化認同。

隨著時間推移，這一趨勢可能會更明顯，因為許多調查研究均證實，網際網路對於同性戀者的影響具有代際性，即它在年輕人中使用頻率更高。早在2006年，範樂娟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中就已經顯示，近一半被訪者都是透過網際網路進入“同志”社群的，尤以年輕人居多，其後若干調查大都得出類似結論，整體來看同性戀者使用網際網路的比例呈逐日上升之勢。對研究者來說，這當然是個好事。以往對同性戀研究不多的原因之一就是難以接觸到他們，而今藉助網際網路的力量，同性戀不再遙不可及，某種意義上是近在咫尺了。任何對這一議題有興趣的研究者都可以立即開展工作，這看起來令人振奮。

目前，同性戀的量化研究主要是網路問卷調查。我看到國內較早的一篇文章是張敏傑在1998年發表的，當時他下載了“全世界中國人同志網頁”上中國大陸網民的資訊，共收集到714個案例，然後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問卷。透過網際網路來發布和推廣問卷這種方式一來可以大大節約調研成本，二來也是迫於環境的無奈之舉。因為同性戀者在現實生活中往往隱藏身份，且國內罕見同性戀者的大型線下活動，只有在網上才能在較短時間內找到這麼多人來參與調查。

儘管網路問卷調查的成功率較高，但這種方式有時也會遭到排斥，尤其在網際網路發展早期，同性戀者對隱私特別敏感的時候，貿然進入同性戀網路社群去釋出問卷，就可能引起反感。例如在臺灣某網站進行的一次網路問卷調查就失敗了，那裡的網民要求撤走問卷，因為此前有學者在論文中引用了該論壇的內容，讓他們感覺受到侵犯。不過，隨著網際網路中同性戀內容的增多，同性戀者對外來人的進入也日漸脫敏，這種激烈反對調查的現象已經不大看到了。

在質性研究中，網際網路也是一個很好的工具。同性戀研究中較常見的質性研究方法不少都與網際網路有一定的關聯，比如文字分析，不少研究是對同性戀網路文學進行分析（同性戀文學國內正式出版的不多，主要是在網上流傳）；又比如訪談，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是在現實生活中透過滾雪球的方式來找到受訪者，這樣訪到的人可能都是某個小群體的成員，而如果在網上公開招募，就有希望接觸到更廣泛、更多元的受訪者。最後，在網路虛擬空間進行田野調查也是近年來常見的研究方法，也稱為虛擬民族誌。

在網路田野調查中，研究者大多透過觀察來收集資料。我的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我的個人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網際網路展開，而工作與生活是分不開的，於是很自然地選擇了這種方式；另一方面，我更適應這種收集資料的方式，它給予我更多的自由度，能有效處理我對與陌生人見面和交談的焦慮。在選用什麼方式進行研究時，研究者的個性是重要的考慮因素之一，遺憾的是這一點較少被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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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目前對同性戀虛擬空間的研究存在不少問題，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

研究者是否需要公開身份

？有人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公開研究身份，否則就涉嫌欺騙；但也有人認為田野調查與平常生活沒有區別，調查者所揹負的道德義務應該跟日常生活一樣，只要研究目的和實際行為並沒有損害到對方的利益，就不是非得將研究意圖告知對方。而在同性戀研究中，情況往往更為複雜，因為涉及到的身份不僅是研究身份，還有個人的性／別身份。

也許有人覺得，這樣的問題在國內討論還太過奢侈，由於社會環境的限制，研究同性戀的學者、學人本來就不多。其中學者大多是採用較傳統的研究方法，嘗試用虛擬民族誌來進行研究的主要是碩士研究生，他們沒有太多的發表論文的壓力，論文選題和研究方法也就相對自由一些。由於這些研究者相對年輕，沒有經過嚴格的學術訓練（國內學術界的通病，我自己在這方面也非常欠缺），難免有這方面的不足，但這顯然不能用來說明研究倫理完全被忽略的現狀就是合理的。

通常在公開場合進行觀察，研究者不必表明身份，因為既然該行為在公眾場合出現，就很難說對其進行觀察是對個人隱私的侵害。例如美國社會學協會在其研究指南里就提到，下列情況不一定必須保密，如公共場所的觀察、公共場所的行為…… 那麼，網路空間屬於公共場所嗎？對於全開放（任何人都可以進入）的網路空間，將其定義為公共場所，一般不會引起爭議，但如果是不完全開放的空間（如郵件組、qq群、微信群、加密聊天室、內部論壇等），似乎就是另一回事。我們不得不追問，研究者在這樣的網路空間進行觀察，是否還可以隱匿研究身份？這樣觀察所獲得的資料，是否可以直接使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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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這樣的問題並不容易，有時不具體到某一個案例，就很難做出有共識的結論。實際上在同性戀研究中，即使是全開放的網路空間，這樣的追問往往也有其積極意義。多數情況下，在公開的網路空間研究者不必主動交代自己的研究身份，但如果有人對你的身份產生了疑惑，對你進行質疑，你就應該有所說明了。除非你當時處於某種危險的境地，表明身份對你的安全不利，或者你確信這樣做是為了滿足更高階的正義。

有人認為所有不公開身份的研究都違背倫理，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可能忽略了一個常識，即成為研究者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研究者與研究物件間的關係有時曖昧不明。理想的狀態，是一個確定身份的研究者提出比較明確的研究計劃，經過某個學術倫理機構的審查，再嚴格按照計劃來執行，但現實中確定的研究者和研究計劃一開始可能並不存在。比如我之所以會成為性學研究者，就有一定的偶然性。簡而言之，我是先進入同性戀網路社群，再逐漸轉變為研究者的。

自己到底是在哪一刻才真正成為研究者的呢？對於某些人來說，這是很難講清楚的問題。我是在看到某個會議徵文資訊後，忽然萌生了想要寫文參會的念頭，而我選取的材料就是自己管理過的某個同性戀論壇中公開討論的資訊，正是這一行為把我之前漫無目的的網路聊天轉變成了類似於參與式觀察的研究行為。在一些文章中，我看到過類似的情況，即研究者在正式開始研究之前，就已經在不自覺地觀察這方面的資料，這些資料在後面的成文中也可能被採用。

在公開的網路空間中進行觀察，研究身份如何呈現固然值得討論，但如何處理在這些空間中獲取的資訊似乎更為緊要。我參與過的這個同性戀論壇就是全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進入其中並參與討論，但在使用資料時，我還是對賬號進行了模糊處理。這是我第一次寫有關同性戀的論文，當時對社會學知之甚少，為什麼我在對研究方法、研究倫理都不甚瞭解的情況下，就已經做了這樣的處理？它似乎並不是出於我對學術倫理的遵循，而更多是在網路社會交往中的某種敏感。

這個論壇是某高校BBS的公開版面，當年並沒有實名制，網友都是匿名，但大家仍然非常謹慎，甚至有網友每次發言後，都過一段時間就自行刪除，因為害怕賬號顯示的ip資訊（可定位到某個樓）會暴露自己的身份。可能有人會認為，這只是網際網路發展早期的特有現象，確實隨著社會的開放，同性戀者在網上出櫃的人也越來越多，但是具體到某個網路空間或者某個人，這種趨勢就不一定是必然的。例如我曾參與過的那個論壇，在搬遷到其他BBS後最終變成了一個內部版面，不再對公眾開放。

我們應該看到，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網路論壇，虛擬賬號雖然不如真實姓名一樣屬於嚴格的個人隱私，但它比聊天室中選擇的隨機賬號更具有可識別性（例如當事人可能在其他論壇也使用類似賬號，或者賬號中的個人資訊有一部分是真實的，容易被順藤摸瓜），過多的暴露確實可能給當事人帶來風險，因為當事人願意在這個論壇中討論個人的性向問題，並不意味著他願意在更大範圍內公開自己的身份。在不少網路霸凌事件中，都有不少好事之徒透過各種方式去挖當事人的隱私，而性向就是可能被揭發的個人隱私之一。

同時，我們也需要看到，不少同性戀者並不願意自己成為別人的研究樣本，即使他們在公開的網路空間發言，也清楚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這些言論，但他們並不見得希望這些言論被媒體報道，或者被研究者分析，這在某些人看來是獵奇的行為，是利用他們的不利處境來為自己獲利。例如我當年將版面討論整理成文的行為，在某些人眼裡就是一種冒犯，乃至一次微不足道的會議邀請也被視為我獲得的不當利益，這些都提醒我在以後的研究中必須更謹慎。

當然，這裡我談的謹慎並不是說我們要放棄研究，讓所有被研究者都滿意的研究是不存在的。我指出這個問題，是想強調要充分考慮到弱勢/邊緣群體在現實中很少有話語權這一事實，所以我們在研究方法的設計和實施中要更加謹慎，對研究資料進行解讀的時候要更為嚴謹。如果研究中的引述或者轉述（即使是無意的）加強了公眾對同性戀者的刻板印象，或者引起了公眾對他們的誤解，或者因此打擾到他們的虛擬交流空間，那就是不妥當的，應該儘量避免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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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研究身份而言，研究者的性／別身份是更復雜的議題。在開放的網路空間，非參與式觀察可以迴避這點，參與式觀察則不得不面對這一挑戰。我曾看到過一篇碩士論文，研究者註冊了一個男同性戀社交APP，以男同性戀的身份進入圈內，獲得信任後在裡面進行觀察。這裡研究者沒有交代自己的性傾向，但從一些敘述來看他應該是異性戀。在論文中不對個人性向說明是合理的（如果要求說明，會使得同性戀研究者處於尷尬的處境），但在文中坦誠透過“適當隱瞞自己的身份”（即異性戀身份）來與同性戀者接觸並獲得資訊，顯然不太合適。

儘管不少學人在這麼做的時候是出於善意，他們在論文中大多表明，自己研究同性戀的目的是要幫助同性戀者，消除社會環境中對同性戀的歧視。但刻意隱瞞身份來獲取資訊仍然是有問題的，它對涉及到的被研究者而言並不公平。不過在分析這種行為的時候，我們也要看到事物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比如一些研究者雖然現階段認同為異性戀，但他們對自己的性向有困惑，有時候在研究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模糊身份，未必是一種刻意的扮演，也可能是在對自己的性／別身份試圖進行更多的探索。

我本人就是一個非典型的案例。一個（當時自認為的）異性戀者進入同性戀論壇成為管理者，在某些人看來是一種欺騙，而從我的角度來看則是誤解。我認為這個版是討論女同性戀議題的，如討論其他社會問題一樣，並非同性戀者的專屬區，正好看到版面在招版主（對身份沒有提出要求），而我對此又有興趣，就很自然地申請了，又因為沒人競爭（當年大家發言都很謹慎，肯出頭的人更少），很快就順利上任。之後我才發現多數版友是同志，而由於我版主的特殊身份，大家預設我為同道之人，這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壓力，也是我就任幾個月後即辭職的原因之一。

那麼，這一經歷跟我的個人性／別身份真的無關嗎？多年之後再回頭看，我認為並非如此。我之所以對同性戀議題有興趣，很大程度上正源於被傳統異性戀社群的排斥與不接納，這迫使我需要找到另外一個身份。從同性戀論壇卸任後，我也確實做了一些嘗試，包括同性徵友，這些嘗試的結果大致說明我不是同性戀，但也不是純粹的異性戀，我的接受度比異性戀更廣一些，不管是伴侶物件還是與伴侶的關係模式。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研究者的性／別身份並非一成不變，研究過程確實會對其產生影響，更準確地說，這是一個互相影響的過程。

當我在這裡提出學術倫理問題的時候，我並不是要提倡截然兩分，什麼樣的方式符合學術倫理，什麼樣的方式違反學術倫理，有一個特別明確的劃分。基本的界限當然是需要的，即儘量避免刻意的欺騙，不要給對方造成實際的損害。在此之外，我還希望研究者保持一個開放的心態，不要急於對自己的研究乃至自己的身份進行界定，找到自己在研究中的位置非常重要，看到自己在研究中的成長也如是。如果我們的研究導向不是反思自我，最終就還是在建牆，把假想中的我們（異性戀者）與他們（同性戀者）劃分開來，各自為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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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用

虛擬民族誌

這樣的新方法來研究同性戀時，我們會遇到許多挑戰，以上提到的一些都還很粗淺，實際操作中會更困難。我提出這些問題，不是讓大家知難而退，正相反，我希望這種方法能得到推廣，因為它具有很多難得的優點。目前一些比較重要的刊物發表的同性戀研究，較多采用傳統的研究方法，比如訪談。很多人認為，訪談向研究者提供了讓研究物件用自己的語言（而非研究者的語言）來講述其想法、觀點的途徑，這是非常難得的，但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衡量的話，訪談獲得的文字質量應該不如網路觀察。

在通常情況下，訪談的主題和相關問題都是研究者事先設計好的，給被訪者自由發揮的空間並不大。而同性戀者由於長期處於社會邊緣，習慣於隱藏自己的真實想法，尤其對帶有誘導式的問題會特別敏感，他們作為研究物件接受訪談時，在話語建構中本來就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其陳述又被研究者在自身熟悉的框架下再進行分析和解讀，這就可能導致偏差。線上訪談中，研究者對受訪者的影響力有所減弱，但也不是一點沒有。

有時候我看別人的文章，會從一些蛛絲馬跡發現我的某個朋友是被訪者，這在同性戀研究中並不罕見，因為社群中的活躍分子就那麼一些，他們可能會反覆被邀請來訪談，儘管主題各有不同。我有一次看到研究者對某個朋友的描述，就與我對他的印象大相徑庭。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誰在撒謊，或者誰誤解了對方，很可能只是在不同的人面前，受訪者不自覺地做了調整，從而呈現出不同的面相。這些發現讓我對訪談的侷限性有了更深的認識，對訪談文字的詮釋也格外謹慎起來。

20世紀中後期，社會調研的組織形式開始從訪談員主導向受訪者主導變化，與此同時專題小組訪談法 （focus group） 日益受到青睞。從女性主義研究的角度來看，小組訪談是一種更靠近真實的研究途徑，不少研究者認為這種方式能夠賦權於女性，可以幫助她們更有效地對抗社會霸權結構，所以應該大力推廣。我們在虛擬空間觀察乃至參與的同性戀群體間的互動，其實就有點像小組訪談。顯然，在一個更有安全感的空間、與有類似身份的人進行交流、可以更自主地選擇話題和交流方式時，我們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認同，同性戀者也不例外。

此外，網路觀察還有一些獨特的優勢。比如在通常情況下，女性在某些場所進行參與式觀察有風險，可能遭遇性別歧視、性騷擾、性暴力，而在網路觀察中，這些風險大大降低了。由於不是現實中的面對面，言辭上的騷擾更容易應對，只要把自己的資訊保護好，直接下線、刪除聯絡方式就可脫離對方的掌控。至於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這在同性戀研究中很常見，比如女性研究男同性戀、男性研究女同性戀往往更困難），一定程度上可以透過虛擬性別身份來進行消解，當然這又涉及到了研究倫理的問題，即虛擬空間重建（隱瞞）性／別身份在研究中是否可行？

可以預見，隨著（移動）網際網路的迅速普及，同性戀者的可見度會進一步提高，同性戀研究領域也會吸引到更多的人加入，同性戀研究的未來圖景將會如一句古詩所形容的那樣：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而在這之前，作為研究者（同時也是實踐者）的我們還有太多問題需要反思，對研究方法的自省即是其中重要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