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先說說我的生活裡，一次對我撼動極大的抑鬱症自殺。他是青年譯者

孫仲旭

。

我們不認識，他的名字也稱不上如雷貫耳，但他翻譯過我熱愛的

塞林格

、喬治·奧威爾、卡佛、

奈保爾

等作家的作品，算得上愛屋及烏。

另一個原因，是我的好友橋東里寫的一篇悼念文。

01我的朋友死去了

作為孫仲旭多年的摯友，橋東里在他去世後一年，才寫下此文，時間間隔如此之長，就像等待餘震終於平息後，我們才有安定下來回顧的能力。

這篇悼念文裡，

橋東

裡提到一個細節，像核心記憶一樣，保留在我的記憶中：

“送別老孫那天，我在讀致辭的時候還很平靜，可當向他最後致意的時刻到來，我竟然放聲大哭……耳邊聽到優美的樂曲，在靜靜地播放。剛才誰說過，那是老孫最喜歡的一首曲子。

……

這個旋律一年來一直縈繞於心頭，揮之不去，想抓住又抓不住……幾天前，我一如既往地塞上耳機，把腳翹在椅子上，準備在辦公室眯個午覺。

播了兩首，我快睡著了，可就在現實和夢境的邊界上，我又遇見了那個旋律，還有那一次又一次湧來的海潮聲。

……

這一天是八月二十一日。後來翻看日記，發現一年前的八月二十一日，就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老孫的日子。

那首樂曲叫《大藍》。我現在經常會聽它，聽的時候就想老孫，想他那些在非洲海岸邊獨自度過的日子，透過遠洋輪船狹小艙房的圓形玻璃窗，他看到的是何等壯闊的景色。那是怎樣的大藍啊。

老孫，我希望你寄身於那樣的大藍之中

。”

找到了葬禮上的音樂，就像一個儀式的完結點，走完了一次允許自己為朋友的自殺而悲傷的歷程。

弗洛伊德曾寫過一篇論文《無法哀傷》，對哀傷的防禦，導致了抑鬱，如果允許自己哀傷，那麼就不會抑鬱。

從聽聞朋友患抑鬱症住院的震驚，找不到合適的話語勸慰朋友的無力感，到朋友自殺後的驚詫、悲傷、虛空感的混雜，在朋友去世一年後，悲傷緩緩釋放，直至釋然。這是我在橋東里的文章裡看到的過程。

其實，面對抑鬱症也一樣。正如大家所知，抑鬱症並不是一種輕易能自愈的生命狀態。

與其說最終我們得到了一個“非抑鬱”的結果，不如說，與抑鬱相處的過程是最值得關注。

02

我想自救不對嗎？

抑鬱的訊號，幾乎人人都會經歷。一開始可能只是身體上的，比如，食慾降低，睡多久都感覺睡不醒，周身有種沉重感，彎腰駝背的窩著，是自己最喜歡的姿勢，怎麼辦呢？有人奉行“睡一覺什麼都好了”，有人奉行“溼氣重拔個罐”，有人奉行“運動解千愁”。

當你想做點什麼來改善這種沉悶低迷的狀態，無論有沒有心理上抑鬱的訊號，實際上我們的心理層面都在幹一件事：

與所謂不好的狀態做鬥爭，這種心態有時候會起反作用，反而讓我們在抑鬱情緒中越陷越深。

也許有人會說，我想透過積極來自救，來振奮，難道不好嗎？當然好，前提是對自己問題和人的自愈過程的尊重。

抑鬱和躁動是一對孿生兄弟，當我們感到抑鬱，幾乎同時會升騰起一種願望：那就做點什麼來解決它。

有時候，動起來的願望如此強烈，促成了強迫式的行為。

表面上看，我們特別積極，實際上內心非常脆弱，對“不好”的狀態愈發敏感。一旦不好的狀態嶄露頭角，很容易有功虧一簣的感受。那麼，這樣的“振奮”，無法被理解為好的。

抑鬱是有動力的，而不是孤立的，導致抑鬱出現的原因，早已在我們的生活中埋下了伏筆。

在無數次嘗試解決問題後失敗，抑鬱才會出現。這些嘗試可能是無意識的。

比如，

我想透過學習來改變命運

，努力多年，卻還是得不到想要的社會地位，對社會標準的被動認可和無奈導致了抑鬱；

比如，

我很想成為團隊中的意見領袖

，但領導能力和表達能力是有欠缺的，再爭取發言，別人都不在意我的看法，所以抑鬱了；

又比如，

我其實很想讓父母看見真正的我

，可是我憤怒的時候父母責怪我，我傾訴的時候父母卻總是在給建議，所以我抑鬱了。

所以，

真正要鬥爭的，不是自己不好的狀態，而是去看看這個不好的狀態背後，是什麼動力在促成它顯現出來？

在這個過程裡，我們會和自己的防禦機制相遇，發現對生命裡的創傷性體驗，自己使用了忽視、壓抑、合理化等一系列防禦，好讓自己能繼續生活下去。

看見了，自愈就發生了。

03

香菸、酒精、藥物和性愛的誘惑：

我是誰？

可是，讓我們逃離問題的方式太多了，抽菸喝酒非常直接，藥物是部分人的選擇，性愛更是用激烈和投入，把我們短暫的帶離抑鬱的體驗。再不濟，刷刷朋友圈和公眾號吧，一兩個小時很快過去，然後，就先睡了吧。

伴隨著抑鬱情緒的發展，持續兩到三週以上，我們與之鬥爭的動力也減弱了，開始產生無力感，這時候，心理上的體驗會更明顯。

情緒鬱鬱寡歡，很難高興起來。過去感興趣的事，現在興趣寥寥，無心繼續。

也就是說，在一開始，與抑鬱情緒作鬥爭或許還管用的方法，到現在根本連去做的心都沒有。

我們或許還是能哈哈大笑，但內心深處失去了生活的活力。

最核心的體驗，實際上，是一種體驗不到自我存在的狀態。從嬰兒時期開始，透過關係中不斷得到的反饋，我們逐漸形成了這個稱為“自己”的東西，如果我失去了去愛，去工作，去社交的動力，失去了與這些關係的連線，失去了這些關係中的反饋。

那麼，

我是誰？

在如此迷茫的時期，我並不反對抽菸喝酒或者性愛，但無論選擇哪種方式，至少讓自己保持兩個覺察。

第一，這是我的選擇，我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實際上，每個人都很難做到完全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但這是一種意識，同時也是一種解放，讓我們免於鑽進

完美主義

的牛角尖。因為哪怕有更好的方法，但我目前只能做到這個程度，所以我如此選擇。既然選擇了，那麼就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第二，當我做這些事時，我很明確自己在做什麼。

04

“世上本沒有抑鬱症”

從輕度到重度，我要不要給自己挖個坑跳進去？

在網路資訊發達的今天，我們完全可以找到一份標準的抑鬱量表，給自己做個自評，然後對號入座到某個程度的抑鬱中。

輕度：

心境低落，興趣和愉快感喪失，容易疲勞，多思多慮，自卑消極，無緣無故出現多種軀體不適。

中度：

腦功能阻滯和精神運動性阻滯，患者感到自己大腦思維功能、行動功能和社會功能下降，不敢見人，人際交往發生障礙。

重度：

情緒極為抑鬱，已無法感知喜怒哀樂，思維動作嚴重遲緩，語速慢，語音低，語量少，應答遲鈍，嚴重者可呈木僵狀態。一天之內，經常不言不語，不動不吃。

且不論自測是否可靠，其實拿到這樣一個描述，大部分人還是無措的。

我需要接受藥物治療嗎？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哪個管用？藥物治療會不會有副作用？心理治療又要多長時間才能治好？

確定自己是什麼程度的抑鬱，是為了接下來制定更好的治療計劃，無論是服藥治療，還是藥物和心理諮詢配合的治療，都需要醫生和治療師的專業指導。

所以，自我診斷的坑，跳了也意義不大，

更會有把自己的情況固化到抑鬱症裡的風險

。

曾奇峰

老師寫過一篇文章，叫《世上本沒有抑鬱症》，他說：

“抑鬱症這個診斷對為此疾患所苦的人有兩方面的影響。好的方面是，增加了確定性……壞的方面是，一頂疾病的帽子從此戴在頭上……

在被診斷為抑鬱症之後，所有跟這個診斷相反的自我呈現，都需要無意甚至某種程度的有意壓抑，從而導致抑鬱狀態的遷延難愈。這就是所謂

醫源性疾病

了。

……

我們要面對的不是抑鬱症這個名稱，而是其後面的人，以及這個人全部生命中的生離死別與愛恨情仇。

跟這些相比，“抑鬱症”三個字太窄了，也太淺了。”

05

最後一根稻草：有自殺的念頭怎麼辦？

有自殺的念頭怎麼辦？

抑鬱症最讓人恐懼的是自殺風險，以及當一個人出現自殺念頭時，哪怕是最親密的家人和朋友，往往也不知道怎麼辦。但並不是所有的抑鬱程度，自殺風險都同樣高。

從輕度到重度，自殺風險呈倒U型，中度抑鬱的自殺風險最高。

張進

在《渡過》中講到，抑鬱症患者自殺，往往會發生在從輕度向中度惡化，以及從重度向中度好轉的階段。重度患者往往大腦一片空白、體力不支，不具備自殺能力；然而，藥物一旦起效，患者大腦的抑制先得以解除（有了動力），可是情緒的好轉要落後一週（自殺意念還在），而自殺往往在這一階段發生。

所以，有一些人在接受了治療，情況有所好轉後，卻選擇了自殺，讓人錯愕。

但抑鬱的體驗來襲時，我們經常表現得像一個頑固的孩子，別人說什麼都聽不進去，建議聽起來就像最沒有興趣、也無法完成的任務。

如果有人來勸說，“你一定要堅強”“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你不要抑鬱了，開心點”，那心門可能嘭的一聲關閉，再也不對那個人開啟。

如果連抑鬱都很難與人交流，那麼自殺的念頭呢？

自殺的念頭出現時，最好的方式是開放地討論它。

自殺的念頭通常會讓人覺得很恐懼，我們的文化也有迴避談論死的傾向，對死亡的恐懼不僅是本能，也是社會文化給我們的深刻信念。

其實，只要有怕，真正去實施自殺的可能性就會降低。

而念頭的本質是，如果你不被它控制，它會有一個自然的升起又消逝，如浪潮起伏的過程。所以，深信這個念頭的真實性，會讓我們越陷越深，被自殺的念頭控制；

而相反的，用同樣強烈的壓抑讓念頭消失或者轉移自己的注意力，念頭雖然暫時潛伏下來，卻會不斷閃現。

我們還是沒有掌握與之相處的方法。

再者，如果能和對死亡持開放心態的人談論自殺，那就更有效了。在我們談及自殺的細節時，那股執行自殺的力量，也漸漸被髮洩。自殺變成了一個可包容的念頭，而不是控制我們的念頭。

不過，生活裡遇到這樣的人機率並不高，特別是親近的人，他們的擔憂很可能大過對你的包容，容易否認你的自殺念頭。

這時候，其實我們特別需要一位心理諮詢師。

還是很認同曾奇峰老師的那句話：

不要盯住“抑鬱症”三個字，與之相比，我們的生命豐富多了。

喬任梁

在自殺的前幾天，曾經跟任泉說，我要吃一把藥才能睡著，我是不是抑鬱了？很多時候，我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病了，既忍受著抑鬱情緒的折磨，又承受尋找答案的焦慮。

我總是想，如果我真的得了抑鬱症，生活會有很大的變化嗎？答案是，並不會。

正因為我有這樣的生活，才出現了抑鬱的狀態，那麼，心理健康的生活原則從來都沒有變化過——去愛，去工作，去社交。

《我戰勝了抑鬱症》的作者

格雷姆·考恩

說，“從苦難中找到生命的意義，是獲得康復的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意義早就丟了，讓抑鬱帶著你把它找回吧。

原文來自：抑鬱症背後，是一個人所有的愛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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