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上天賜予每一對夫婦最美好的禮物，也是人類血脈和基因得以延續的保證。對於絕大多數父母而言，嬰孩的第一聲啼哭不僅僅標誌著一條鮮活的生命來到人間，同時也標誌著他們身份的轉變。

然而，對一些尚未做好準備的父母來說，這份突如其來的責任感反而意味著改變和不適應。2001年，凱瑟琳·福爾比格（Kathleen Folbigg）在法官和陪審團的共同裁決之下，被判三項故意殺人罪、一項

過失殺人罪

及一項故意傷害罪的罪名成立，處以30年監禁，其中25年內不得假釋。她被媒體冠以“史上最冷血的殺人犯”“最邪惡的女人”等罵名，因為她殺死的是自己的四個親生孩子。

2018年8月，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地方法院首席法官雷金納德·布蘭奇（Reginald Blanch）正式宣佈，將重啟對凱瑟琳一案的案件調查。這個在十年裡失去四個孩子的女人，究竟是一個傷心欲絕的母親，還是一個冷酷無情的魔鬼？相信在讀完此文以後，每個人都能得出一個自己的答案。

文章字數13403字，圖片20張，閱讀時間約29分鐘

凱瑟琳有著一個坎坷的身世。1967年6月14日她出生於悉尼，父親托馬斯·約翰·布里頓（Thomas John Britton）是一個非常暴躁的男人，而母親凱瑟琳·多納萬（Kathleen Donavan）則是一個熱衷於酗酒和賭博的酒鬼。

布里頓

在認識多納萬之前曾有過一段失敗的婚姻——在一次爭吵中他用利刃直接割破了前妻的喉嚨。如此暴行只受到了八個月的監禁處罰，無疑滋長了布里頓心中那股潛在的暴力因子。與多納萬結婚之後他對妻子充滿了不信任，因為她常常跑到酒吧里豪飲，一醉就是一整夜。面對不聽話的妻子，布里頓相信拳頭才是管教的最好方式。長此以往，忍無可忍的多納萬抱著年僅一歲的女兒離開了丈夫，一個人躲了起來。

布里頓並不打算就這樣輕易放過妻女，他多方打探，弄清楚妻子搬到了安嫩代爾。每當喝到酩酊大醉時，布里頓都會揮舞著棍棒在這對可憐的母女門外瘋狂咆哮。多納萬不敢報警或者求助他人，因為她害怕受到更加可怕的報復。但是她的退讓並沒能讓這個暴徒心生憐憫，1969年1月8日，在一口氣吹乾16瓶啤酒後，雙眼發紅的布里頓又一次找上門來，手上還握著一把銳利的雕塑刀。

一個鄰居聽到這對夫婦大聲爭吵，一開始她以為只是和往常一樣的小衝突，然而隨著聲音的分貝越來越高，她開始覺得情況有些不妙。鄰居走出房門，看到布里頓手上握著一把尖刀，怒吼著：“你這個蕩婦居然把女兒一個人留在家裡，我要把你的肋骨挑出來。”隨後衝著妻子的左胸就是一刀，多納萬應聲倒地，但是布里頓並沒有罷手的意思，他對著妻子的身體就是一陣亂捅，直到拖著一地血跡倒在路邊的多納萬斷了氣才罷手。

殺完人後布里頓正微笑著望向站在一旁戰戰兢兢的鄰居，“你報警了嗎？”“嗯……嗯，我報警了。”“那太好了。”說著他捧起妻子的頭部親吻了一下她的面頰，“我很抱歉殺了她，但我不得不這麼做。”

布里頓的暴虐激起了民眾的憤怒，他於1969年5月26日被判終身監禁，這一年凱瑟琳才兩歲不到，一夜之間變成孤兒的她此刻並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已經改變。

在澳大利亞的監獄呆了14年以後，布里頓被永久驅逐出境，回到了故鄉英國威爾士，在那裡度過了餘生——直到去世為止，他都沒有再和自己的親生女兒聯絡過。1999年布里頓死在了自家的公寓裡，有人發現他遺物裡珍藏著一束小女孩的金色髮束，沒有人知道它究竟屬於誰。

凱瑟琳三歲時的照片

1970年，三歲不到的凱瑟琳被州政府安排進了比都拉孤兒院，兩個月後，一對善良的夫婦內維爾·馬爾伯勒（Neville Marlborough）和迪爾德麗爾·馬爾伯勒（Deirdre Marlborough）收養了她。養父母還有一個15歲的親生女兒利·布朗（Lea Brown），但是他們並沒有因此虧待凱瑟琳，而是想盡辦法讓這個可憐的孤女重新感受家庭的溫暖。

凱瑟琳漸漸長大以後，她開始對自己的身世產生好奇。但是養父母不希望她被那些黑暗的過去所影響，只是簡單告訴她親生父母已經去世了。直到凱瑟琳上了中學以後，她聯絡到了自己的親舅舅，才知道真相——在凱瑟琳被判有罪之後她曾在供詞裡說到，當十幾歲的自己知道父親殺死了母親時，她當時的心裡被一種無法形容的絕望所籠罩。她認為這兩個人毀掉了自己的人生，徹徹底底的。

15歲那年，凱瑟琳中學畢業，她不願意再讀書，找了一份零工維持生活。之後她遇到了自己未來的丈夫，克萊格·福爾比格（Craig Folbigg）。他是一個鋼鐵廠的工人，孔武有力，為人樸實。兩個人很快墜入了愛河。1988年，這對愛侶在新南威爾士州的紐卡斯爾舉辦了婚禮。凱瑟琳下定決心要擺脫那黑暗的過去，與克萊格共同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可惜命運並沒有打算給她一個幸福的結局，一出震驚世人的悲劇才剛剛拉開序幕。

凱瑟琳與克萊格的婚禮照片，兩個人的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

1989年2月1日，凱瑟琳成功誕下愛的結晶——迦勒·吉布森（Caleb Gibson），這個源自聖經裡的名字寄託著夫妻對這個男嬰的無限期望。由於生產過程非常順利，

小迦勒

出生四天後母子就一同回到了家中。在親自照顧孩子以後，凱瑟琳曾電話聯絡過醫生，表示自己在給孩子餵奶的時候小迦勒好像有些呼吸不暢通，但醫生表示這是一種嬰兒常見的病症喉頭軟化症（Laryngomalacia），對孩子的生長髮育並無太大影響，隨著嬰兒成長通常都會自愈。

然而就在短短兩個禮拜後，2月19日凌晨三點，熟睡中的克萊格被妻子的尖叫聲吵醒，他連忙從床上跳下來衝向妻子所在的方位，結果看到凱瑟琳趴在迦勒的嬰兒車旁嚎啕大哭，可憐的小迦勒早已沒了呼吸。根據醫生鑑定，這個可憐的寶寶死於嬰兒猝死症（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簡稱SIDS）。

迦勒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唯一一張照片

SIDS是一種不太常見的病症，嬰兒在睡夢中突然發病，隨後猝死，且不會發出動靜。根據國家和地區不同，發病率在0。1%~1%之間。這種疾病的原因不詳，醫生也無法檢測出具體的死因。面對死神的旨意，醫生除了安慰這對可憐的夫妻以外也無能為力，一條鮮活的生命剛剛到來不足二十天就告別了人間。

在好不容易走出喪子的陰影以後，1989年9月凱瑟琳又一次懷孕了。1990年6月3日，她又產下了一個男嬰帕特里克·艾倫（Patrick Allen），和上一次一樣，生產過程很順利，帕特里克也很健康。克萊格為了避免上次的悲劇還特地請了假在家幫忙帶孩子。

帕特里克健康地成長了四個月，直到1990年10月9日的又一個凌晨三點，克萊格又一次被妻子的嚎叫驚醒，他衝到兒子的身邊，看到了與上一次一模一樣的場景：妻子趴在嬰兒床旁大哭，帕特里克已經沒有了呼吸。

克萊格立即按照育嬰書上教授的嬰兒急救法對兒子進行搶救，幸運的是嬰兒被救活了，不幸的是在醫院檢查後，醫生確認了帕特里克同時患有癲癇和皮層性視覺損傷，這意味著他已經不像剛出生時檢查的時候那樣健康了。

死去的第二個孩子：帕特里克

1991年2月18日，就在小迦勒去世一年之際，正在工作的克萊格接到了妻子打來的電話，“寶寶又發病了！”然而這一次克萊格沒能再一次挽救兒子的性命，當他趕到家中的時候，等待他的是兒子冰冷的屍體和救護車那刺耳的聲音。根據法醫解剖，帕特里克死於癲癇引起的嚴重窒息。

這個時候克萊格還沒有開始懷疑孩子的死因。他一面安慰傷心欲絕的妻子，一面感慨命運的不公。為了不觸景生情，夫婦倆選擇搬家到桑頓（距離悉尼大約160公里），在那裡，他們的第三個孩子於1992年10月14日誕生了，這是一個可愛的女嬰，克萊格給她取名叫莎拉·凱瑟琳（Sarah Kathleen），然而死神好像並沒有打算放過這一家子，短短一年不到，1993年8月30日十個月大的莎拉又因為風寒引起的呼吸困難不幸離世。

死去的第三個孩子：莎拉

克萊格對自己的孩子接連不斷的夭折感到心力憔悴，他又一次選擇了搬家，來到了

辛格爾頓

（紐卡斯爾的一個郊區）。在之後的幾年時間裡，這對夫婦心有餘悸，沒有選擇再生育。直到1997年8月7日，凱瑟琳最後一次誕下了一個女嬰勞拉·伊麗莎白（Laura Elizabeth）。

勞拉和她死去的哥哥姐姐們一樣，剛出生的時候非常健康。為了避免悲劇的再一次發生，克萊格使用了睡眠監測儀器來保護女兒的安眠，勞拉也因此得以成功活過了一年，在她一週歲的生日上，克萊格欣喜若狂，認為女兒已經戰勝了死神，將來一定可以健康成長。

克萊格的放心來的太早了——1999年2月27日，已經會叫爸爸的勞拉又一次因為不明原因的窒息不幸離世。然而這一次，隨急救中心的救護車而來的不是醫生，而是警察。

勞拉的一歲生日party，她是兄弟姐妹中存活時間最長的孩子

法醫病理學家艾倫·卡拉（Dr。 Allen Cala）在解開裹屍袋的時候，一個嬌小的金髮女嬰面色安詳的躺在裡面，看起來就好像只是睡著了一樣。他嘆了一口氣，作為法醫，解剖屍體並不是什麼特別值得一提的事情，但是每每看到這麼小的孩子變成冰冷的軀體，他的內心還是會禁不住一陣難受。

卡拉的身旁還站著另一位法醫教授，約翰·希爾頓（John Hilton），他是六年前死去的莎拉的屍檢負責人。當時他沒能從屍體上找到任何明確的死因，最終只能將莎拉夭折的原因歸結於SIDS。然而這一回，勞拉的死很明顯不能歸結於這種離奇的疾病，因為SIDS通常只會發生在一歲以下的兒童身上。

英國的兒科醫生羅伊·梅多爵士（Roy Meadow）說過的一句話被當時的澳大利亞司法界當成了至理名言：“一個（嬰兒死於SIDS）是悲劇，兩個值得懷疑，三個一定是謀殺。”追求實際證據的希爾頓並不相信這套說辭，但卡拉卻是這個理論的堅決擁護者。

卡拉事無鉅細地檢查了勞拉的遺體，雖然沒有發現任何有意義的痕跡，但是他並沒有就此罷手。在午夜時分完成了屍檢以後，他主動聯絡了負責調查的伯納德·瑞恩探長（Bernard Ryan），告訴他自己沒有在屍體上找到任何證據，“但是，在我們國家裡，從來沒有哪個家庭出現過這種情況——你必須去好好調查一下這家人。”

卡拉醫生雖然沒有找到任何線索，但他堅持認為嬰兒的死亡並非自然原因所致

就在勞拉夭折後不久，凱瑟琳匆匆離開了克萊格，只帶走了很少的東西，克萊格認為妻子已經萬念俱灰，所以也沒有阻止她。一開始伯納德找上門的時候，克萊格並不想搭理這個“煩人的條子”。他覺得自己孩子的死是某種不幸的厄運所致，而非什麼殺人案件。

但是急於立功的伯納德鍥而不捨地向克萊格灌輸一種“你必須要學會懷疑身邊人即便是親人”的思想，讓他也不禁起了疑心。畢竟每一個寶寶剛出生的時候都沒有什麼毛病，而他們遭遇不幸的時候全都是妻子在照顧他們。克萊格開始拼命翻找妻子的物品，發現她留下了一本日記，而正是這一本記錄了凱瑟琳心路歷程的自我告白，成了日後給她定罪的鐵證之一。

1990年6月3日

今天帕特里克出生了。我的感覺很混亂。無論我是否願意，我都要像之前那樣擔任起一個母親的責任，同時要承受起那份壓力。

我很後悔生下迦勒和帕特里克

，因為他們改變了我的生活方式，而我不是一個喜歡改變的人。不過我們還是應該看看未來如何。

1990/6/3-“I often regret Caleb and Patrick”

1996年6月22日

今天我看了一部關於精神分裂症的電影。我在想我是不是也有這種病症？我的情緒變化很快，當我處於情緒崩潰邊緣的時候，我會希望我能去到別的地方，只要別留在此處。有時候我又會希望自己能成為這個家庭的支柱，並且能讓我的丈夫開心起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不太正常，我想我永遠也不會知道了。

1997年1月1日

新的一年來了，我又懷孕了。這意味著我和丈夫重新需要犧牲自我。但這次我很有信心能做好一切，我會嘗試叫人幫忙，而不是一個人把所有事情都包攬下來——

這正是我此前壓力的來源，而這些壓力導致我做錯了事情。

1997年2月4日

依然無法入睡，依然在想著帕特里克、莎拉和迦勒的事情。我十分認真的思考了一個問題：再次懷孕到底是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前三個孩子的夭折讓愧疚感始終折磨著我。我害怕這一次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害怕再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和克萊格還能不能活得下去。

我這個母親稱不稱職？我想我很糟糕。這就是我現在的想法，這就是我現在想要為肚子裡的寶寶所克服的想法。我必須證明我沒有做錯，如果其他女人能夠做到，我也能。

這是否是一個不該懷孕的理由？也許吧，但現在已經太遲了，我認為我能夠從其他人那裡得到足夠的幫助，我最害怕的還是與寶寶單獨相處。我怎麼才能戰勝這種感覺？

1997年5月16日

我覺得梅（Mel，凱瑟琳的一個朋友）給了我很多幫助，讓我不會像過去那樣壓力過大。夜晚和清晨對我來說是最難熬的時光，如果有人能和我一樣失眠就好了——因為過去發生的事情。克萊格說他也很焦慮，但是他依然睡得很香，莎拉也一樣。我真希望他早上能和我一樣醒過來，我決定了，當我受不了的時候我就要叫醒他。

1997年6月26日

這一次我很積極，我的朋友和克萊格幫助了我許多，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對於未來的願景也會實現。

我會禁不住去思考勞拉的未來，雖然前三個孩子的未來我並沒有去思考過——因為我知道他們永遠也沒辦法到達。

但是對於勞拉，我能看見我帶著她上學，克萊格與她一起做作業，因此我認為這一次我確實已經做好了“建立家庭”的準備。

1997年9月20日

睡覺？我還能奢求麼。我現在真的是煩透了。我被不斷吵醒，因為我生了一個夜裡不懂消停的孩子。克萊格還敢抱怨自己睡眠不足？他媽的他懂得睡眠叫睡眠不足麼？他躲到孩子旁邊的房間去睡覺，自私的混蛋。我現在終於知道自己所處的境地了。克萊格完全沒有幫我的意思，他只希望我一個人把這些壓力承擔起來，這樣他才能舒舒服服的賣他的車賺他的錢。我承認養育家庭也是一種壓力，但和我受到的壓力沒法比。

1997年10月25日

我認為勞拉比莎拉漂亮，莎拉很可愛，但是勞拉的美真的是與眾不同。她美麗、可愛、華麗，至少目前為止我是這麼認為的。

再回去看看影片，莎拉看起來像個男孩子。勞拉則是一個漂亮的女孩。

事實上確實如此，我不會再像此前那樣對待勞拉，她因為自己的與眾不同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1997年11月9日

今天是週五，克萊格喝的大醉。他承認他很害怕，害怕再一次失去勞拉。

不過我知道勞拉並沒有什麼問題，有問題的人是我。

我覺得我處理勞拉哭泣的方式已經比之前有所進步，我發現當她哭泣的時候我只需要走開一小會兒，深呼吸一口，就能冷靜下來並找出讓她不再哭的方法。

對於莎拉我是真的只想讓她趕緊閉嘴，而那一天她也確實閉嘴了。

1997/11/9-“With Sarah all I wanted was her to shut up。 And one day she did。”

1997年12月31日

勞拉熬過了今年，這很有趣。她會意識到我們將為她舉辦一個party。關於命運的希望，我和她還在等待。我們將會看到結果。她真的是一個很可愛的孩子，

謝天謝地，這讓她免於自己兄弟一般的命運了——我想她被警告了。

1998年1月16日

一整個白天我都在做夢，狂野、興奮、極度誇張。我真的想變成那樣。可是生活對我來說已經沒有任何激情。克萊格已經完全不願意為我做任何事情了，我太累，只想睡覺。我們不再出去約會，看電影吃飯跳舞，我們的生活不再有浪漫可言，“賺錢養勞拉”變成了我們的全部。我們已經忘記了自己的存在，我感到很難過。

我已經失去了自我，我不再是凱瑟琳，只是福爾比格太太，勞拉的母親。凱瑟琳去哪兒了？

1998年1月28日

我對自己感到沮喪不安。我做到了，我拋棄了她，我衝著她大吼大叫，嚇得她哇哇大哭。她哭的停不下來，我恨不得把她扔在地上掉頭就走——但我還是剋制住了，只是把她輕輕放在地上，任憑她哭泣。

我離開了可能只有五分鐘，但我覺得像一個世紀那麼長。我覺得我像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母親，我害怕她會離開我，就像莎拉那樣。

我知道我的脾氣暴躁，有時候很殘忍，然後莎拉就離開了——在某些幫助之下。

我不希望這種事情再發生了。因為我覺得我和勞拉之間已經有紐帶了，它不會再發生了。我對自己感到很可恥，我無法告訴克萊格，因為我怕他不讓我和女兒單獨在一起。除非我太累了，才有可能發生。

她的哭喊，無意義而嘶啞的聲音讓我恨不得爬到牆壁裡去，我真的忍不了等待她長大了能告訴我她想要什麼了。

讀完妻子的日記，克萊格人生裡第一次有了如此強烈的恐懼感，那個平日裡溫文爾雅的女人，內心中居然隱藏著這麼多陰暗和負面的情緒！好不容易緩和了情緒以後，他想起伯納德探長常常在他耳邊嘀咕的那些話，連忙向他通報了這件事。

當伯納德探長收到這本日記的時候，他感覺到這是一個機會，可以抓住這個澳大利亞有史以來最為邪惡的殺人犯。伯納德開始深入調查包括勞拉在內的四起嬰兒死亡事件：所有的嬰兒都死於SIDS，即找不到原因的窒息，他們死去的時候全都是仰面躺臥，身體依然留有溫度。醫生給出的報告裡死因一欄，除了死於癲癇的帕特里克，其他都寫的是“不明”——這意味著也有可能是死於兇殺。

此外，在調查凱瑟琳背景的時候伯納德發現了關於她父母的發生在1968年的那場慘劇，而且伯納德在她的日記裡發現了“很顯然我是我父親的女兒”這樣的句子，這更是大大加深了警官的懷疑，畢竟她自己都認為自己和殺人犯父親很像，還有比這更直接的告白麼？

伯納德探長由於在凱瑟琳一案中的積極表現被視為警界的英雄

2001年4月19日，凱瑟琳被警方正式逮捕。她被指控殺死了自己的四個孩子。媒體立即開始了鋪天蓋地的大肆報道，輿論的引導引起了澳洲民眾的出離憤怒。他們紛紛透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對這個“冷血毒婦”的唾棄和鄙夷，強烈要求法庭判處凱瑟琳極刑。

當凱瑟琳的養母迪爾德麗爾從報紙上看到這個訊息，憤怒的她將自己珍藏的養女童年照片全部打包寄給了她並附上一句話：“凱瑟琳，我永遠也不會原諒你！”

在法庭上，檢方沒有辦法給出任何實質的證據，但他們邀請了一名美國兒科法醫病理學家就“同一個家庭出現了四個死於SIDS的嬰兒”這個事實做出評價，這位學者表示這種事情發生的機率“小於一萬億分之一”，可以視作不可能事件。

凱瑟琳的養姐利·布朗（Lea Brown）也作證表示，日記上的字型是自己妹妹的筆跡，而且妹妹在每一個孩子的葬禮上都沒有表現出“真正的悲傷”。檢方還出示了大量勞拉生前的影象記錄，包括她死亡當天下午曾在兒童泳池裡游泳的影片，以證明這個可憐的小女孩曾經是多麼的健康快樂。

勞拉去世當天下午還遊了泳，檢方認為這充分證明了她的健康

辯方律師則聲稱這四個孩子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疾病情況，他們請來了一位法醫病理學家羅傑·拜亞德（Roger Byard）作為辯方證人，然而在法庭上羅傑同時也表示這幾個孩子存在著被人謀殺的可能性。

就在群情的激憤和不足的證據之下，2003年5月21日，由12人組成的陪審團裁定凱瑟琳罪名成立，處以40年監禁，其中30年不得假釋。凱瑟琳當庭表示不服，選擇上訴。在經過二審之後，她的罪名並沒有撤銷，但刑期減少到了30年監禁，25年不得假釋。

在經歷過這噩夢般的一切之後，心灰意冷的克萊格選擇了與凱瑟琳離婚，在之後不久又重新結了婚。許多民眾非常通情他的遭遇，為他提供了超過20萬澳元的捐款，但是克萊格沒有接受。他表示自己不願意再想起這些可怕的事情，現在的他只想著好好經營自己的未來生活。

在經歷過這些事情之後，克萊格·福爾比格只希望能重歸平靜的生活

如果沒有卡羅爾·瑪蒂（Carol Matthey）的故事，那麼可能直到今天，凱瑟琳還會一直頂著“惡魔母親”“毒婦”之類的頭銜在監獄裡苟且偷生。然而這位2005年同樣被以“殺害自己四個孩子”的罪名起訴的母親，卻得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判決結果。

卡羅爾的第一個孩子雅各布·瑪蒂（Jacob Matthey）於1998年12月8日死於窒息，當時他才六個月大。早在10月28日的時候，卡羅爾就曾經打電話給急救中心，聲稱自己的兒子渾身泛紫，呼吸困難。負責治療雅各布的伊恩·霍普金斯醫生（Dr。 Ian Hoplins）表示病因可能是癲癇引起的腦部損傷，引發了意識喪失和呼吸抑制。就在五個禮拜以後，雅各布去世了。

2000年11月27日，她的第二個孩子克洛伊·伊莎貝爾（Chloe Isabel）在出生九周以後就遭遇到和自己哥哥一樣的厄運。負責了雅各布屍檢的彼得·坎貝爾（Peter Campell）博士鑑定死因為SIDS，因為

克洛伊

的身上沒有故意傷害的跡象，代謝資料也很正常。但檢方認為這也不能排除故意殺人的可能性。

卡羅爾的第三個孩子，約書亞·達米恩（Joshua Damien），在2002年7月10日去世，享年三個月。約書亞是一個早產兒，他一出生就身體不好，患有先天性幽門狹窄。5月10日他在皇家兒童醫院接受了手術，5月24日出院。但是這並不能阻攔死神的降臨，兩個月後當卡羅爾帶著約書亞一起逛超市的時候，注意到兒子突然停止了呼吸，連忙通知了急救中心。可惜為時已晚。

第四個死去的孩子實際上是第二個出生的夏尼亞·傑妮（Shania Jayne），她於2003年4月9日死於3歲零四個月。她是一個活潑好動的孩子，喜歡赤著腳在地上跳來跳去，在她去世前一週，她的父母曾帶著她去一個朋友家玩，那位朋友作證說到：“這個小女孩很活潑，她蹦蹦跳跳，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幾天後

夏尼亞

爬上一個咖啡桌子玩耍芭比娃娃的時候不慎從上面摔了下來，結果送入醫院沒多久心臟就停止了跳動。

和凱瑟琳一樣，卡羅爾同樣遭到了警察的懷疑。警方特地邀請了一群醫學界的專家對這幾個嬰兒的死亡做一個鑑定——結果專家們的討論變成了無休止的爭吵，有的認為這幾個孩子死於意外，也有的引用了那條至理名言——“三個孩子的死意味著謀殺”，認定卡羅爾就是殺死孩子的兇手。有一位病理學家還表示，這幾個孩子在去世前或多或少都經歷過瀕臨死亡的意外事故，這不代表他們天生體質虛弱，反而意味著多次的謀殺未遂。

在經過長達兩年的審訊之後，2007年10月，澳大利亞最高法院裁定此案證據不足，被告卡羅爾罪名不成立。法官約翰·寇德雷（John Coldrey）表示在對比了檢方和辯方的證據、證詞之後，認為沒有找到合適的證據給這個失去了四個孩子的母親定罪。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他做出了無罪判決。

卡羅爾在節目中表示凱瑟琳完全有可能是清白的

另一方面，在獲得無罪判決之後，卡羅爾在一次接受電視臺的訪問中提到了凱瑟琳的案件，她表示自己的審判結果間接證明了凱瑟琳的清白，那些醫學專家給出的證據全都狗屁不通。敏銳的媒體很快就嗅到了炒作的味道，他們畫風一轉，開始拼命曝光此前司法機構的一些違規行為。

首當其衝的是當時負責解剖勞拉的卡拉醫生。他在並沒有找到任何謀殺證據的情況下，還是給伯納德探長提供了建議，要求他將勞拉之死視作刑事案件進行調查。

然而在完成勞拉的屍檢後，卡拉並沒有直接放棄尋找死因，幾個禮拜後，他從勞拉的心臟切片中觀察到了叢生的淋巴細胞和白細胞——這是

心肌炎

的一種症狀表現，有可能會引起嬰兒猝死。他向希爾頓教授展示了這個切片，希爾頓認為這就是勞拉的死因：“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患有心肌炎，這種疾病很隱蔽，但殺傷力巨大。”

希爾頓醫生一直堅決反對羅伊定律，但他無法扭轉司法界的認知

雖然希爾頓教授曾經進行過多大2000次的嬰兒屍檢，並且一度擔任SIDS國際病理學委員會的主席，但他並沒有打算讓自己的判斷凌駕於卡拉之上，所以卡拉最終還是做出了“死因未定”的裁決，間接為謀殺定罪掃清了障礙。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卡拉表示：“如果我不知道凱瑟琳這一家人曾經死過三個孩子的話，我肯定會將死因歸結於心髒疾病。”但是他無法擺脫對凱瑟琳的懷疑，因為他始終堅信羅伊爵士那句名言“死三個就是謀殺”。

其次是急於表現自己的伯納德探長。在勞拉死後，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下的克萊格並沒有過多去思考妻子殺人的可能性，還試圖挽留決意離開的凱瑟琳，希望能收拾好破碎的心情重新開始生活。

這個時候伯納德登場了，他暗示這個可憐的父親要注意自己的枕邊人，“我幹這一行已經很多年了，這種事情也見得多了——不光那些嗑藥吸毒的妓女會害死自己孩子，就連一些看起來充滿愛心的媽媽們同樣也會做這種事。”

而且，對於離家出走的凱瑟琳，他也不忘在丈夫面前煽風點火：“看到你失去孩子真的很讓人難受，更讓我難受的是你的老婆居然還把事情撇得乾乾淨淨一個人跑了。”

在庭審的時候克萊格作證表示，剛開始看完日記時，自己只是認為凱瑟琳不是一個稱職的母親，但伯納德卻一心在他的腦海裡植入一種“妻子是個邪惡的怪物”的印象。每當克萊格想和警長分享一些關於凱瑟琳的人性閃光點時，“那個條子”壓根就懶得聽。

克萊格與妻子分居一年後，凱瑟琳和另一個男人又好上了。嫉妒讓克萊格怒火中燒，他選擇向伯納德揭發日記的存在。得知這個訊息的伯納德異常興奮，他認定這就是一本罪犯寫下的自白書，決心要以“親手悶死了四個孩子”為罪名抓捕凱瑟琳。隨後在法庭的辯論環節裡，檢方也多次以日記加上“死了三個孩子就是謀殺”這條原則攻擊凱瑟琳，即便沒有任何實質存在的證據。

凱瑟琳的養姐利·布朗同樣受到了警方的引導。她第一次聽說妹妹被捕的訊息時表示絕對不相信她會殺人，是警方不斷向她渲染凱瑟琳平日裡的惡行，以及給她講解那本日記的內容，才讓利·布朗轉變了想法，開始相信妹妹是一個冷血無情的殺手。法庭宣判之後利·布朗面對記者採訪表示堅決支援對妹妹處以極刑，“我的妹妹曾是一個善良可愛的孩子，但是這並不是她可以得到赦免的理由——因為死了三個以上就一定是謀殺。”

利·布朗在庭審結束後表示堅決支援法庭的有罪判決

SIDS的研究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1963年和1969年醫學界舉辦了兩次國際會議專門討論了SIDS的病因學並給出了這種疾病的定義：健康的嬰兒在一歲以內死亡，經過完整的屍檢、醫療和臨床病史審查，仍無法解釋死因。1971年SIDS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的許可，可以用作死亡診斷書中的死因一欄。

SIDS的預防措施：仰睡、使用安撫奶嘴、不要吸菸、父母應與寶寶睡在一間房裡

SIDS作為

法醫診斷書

中常見的一種病因，很容易被用來掩蓋一些人性的罪惡。1972年，美國馬里蘭大學醫學中心教授阿爾弗雷德·史坦恩施耐德（University of Maryland Medical Center）在出版的論文中，對一個母親瓦涅塔·霍伊特（Waneta Hoyt）進行了跟蹤研究，她曾失去過三個孩子，每一個都死於SIDS。

當

阿爾弗雷德

教授對她倖存的兩個孩子進行睡眠調查時，發現他們存在著頻繁的睡眠呼吸暫停症狀，因此認定SIDS的最大病因是睡眠呼吸暫停症——這也是如今嬰兒呼吸檢測儀器的由來。不幸的是，那兩個孩子很快也死於SIDS。

然而，1994年一位紐約警察在邀請瓦涅塔參與一起SIDS案例研究的時候，她卻迫於壓力主動承認了是自己親手殺害了自己的五個孩子。“我並沒想過要殺死他們，我只是想讓他們安靜一會兒。”這個冷血的母親被法庭判處75年監禁不得假釋，1998年病死在獄中。

瓦涅塔在警局協助調查的時候被一位女警官質疑孩子的死因，驚慌失措的她主動承認了罪行

瓦涅塔罪名的成立直接重新整理了法律界對於SIDS的認知，很多被認為是病死的例子都被重新拿出來翻閱，也不再有人相信阿爾弗雷德教授的那篇論文。就在這個時候，來自英國的兒科醫生羅伊·梅多爵士（Roy Meadow）閃亮登場，他曾在1968年獲得英國兒科協會的唐納德·帕特森獎，1998年因為對於兒童健康的貢獻被授予騎士勳章。

羅伊醫生在1977年的一篇論文中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名詞——監護人孟喬森綜合症MSbP（Munchausen Syndrome by Proxy）。孟喬森綜合症是一種心理疾病，專門用來描述那些假裝自己有病或者有殘疾來博取他人同情的人，去年上映的印度電影《

鋼琴師

》裡男主角就是病例。而所謂監護人孟喬森綜合症，就是故意傷害孩子以博取關注的成人。

羅伊醫生自詡為一個嫉惡如仇的人，他在法庭上的論證導致了許多人在缺乏物證的前提下被定罪

羅伊真正聲名大噪是在1993年的一次審判中，英國護士貝弗利·奧利特（Beverley Allitt）被指控殺害了自己照顧的四個孩子。羅伊作為醫學界的代表學者上庭作證，他指出這個護士的殺人動機正是MSbP。

奧利特

最後被判罪名成立，而這個案件也讓羅伊成為了司法界的明星。在之後十年，只要是關於父母涉嫌虐待或殺死孩子的案件，英國檢察官都會邀請羅伊作為重要的參考證人出席。

羅伊對涉嫌犯罪的24個家庭進行了研究，這些家庭都發生了2~4起孩子死亡的悲劇，其中有86%的家庭最後被判罪名成立。於是羅伊就開始了一種不嚴謹的迴圈論證過程：既然孩子死於非命大機率是父母的罪行導致，那麼他在法庭上作證的時候就會更加傾向於讓被告服罪，而這些被定罪的被告又成了下一次訴訟的論證材料。那句至理名言也正是那個年代由羅伊爵士提出來的：“一個（嬰兒死於非命）是悲劇，兩個值得懷疑，三個以上一定是謀殺，除非有相反的證明。”

當一個人的觀點不是基於客觀事實而是服從於主觀認知的時候，他也就不可能不出紕漏。1999年，來自

威姆斯洛

的莉莎·克拉克（Lisa Clark）被判六年監禁，因為她涉嫌虐待並害死了自己的兩個兒子。羅伊在法庭上以自己的爵位和身份宣誓，在英國一箇中產階級家庭發生兩起嬰兒自然死亡的機率是7300萬分之一，這是導致克拉克被定罪的關鍵證據。

可是英國綜合委員會在經過調查之後發現，這個數字實際上是來源於布里斯托爾大學的教授彼得·弗萊明（Peter Fleming）的一篇論文，裡面提到一箇中產階級家庭有八千分之一的可能性失去他們的孩子，而羅伊爵士直接掏出計算器乘了個平方，然後在數字後面加了兩個零。檢方默許了他的做法，因為只要能給嫌犯定罪，捏造一兩個資料根本不算什麼問題。

2003年美國免疫學家和微生物學家卡羅琳·布萊克威爾（Caroline Blackwell）在重新審視克拉克的案件材料時，發現缺少一份微生物檢查報告。找到這份報告後，她發現其中一個孩子的真正死因是葡萄球菌感染，結果克拉克於2003年1月獲釋。

在服刑了三年以後，克拉克女士才重獲清白

在英國，隨著越來越多相似案件的出現，羅伊定律被徹底摒棄，就在凱瑟琳被判有罪後一個月，英國的一藥劑師被指控殺害她的三個寶寶，然而她的奶奶作證自己也曾失去過五個寶寶，於是這名藥劑師被判無罪。

2003年12月另外一名英國婦女被指控殺害她的三個夭折的孩子中的其中兩個，檢方在缺乏證據的前提下向法官表示根據羅伊定律，被告的嫌疑非常大。但是法官認為如果根據某些人的信口開河就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給人定罪，那才是對法律的最大侮辱。最終這名婦女也被無罪釋放。身敗名裂的羅伊因為多次在自己專長領域之外給出錯誤舉證而被英國醫療註冊機構停業，還被禁止其出庭作證。

反觀澳大利亞，

宗主國

司法界的撥亂並沒有及時傳達到這裡。2001年4月凱瑟琳第一次被捕時，一名美國病理學家作證說四個孩子都死於自然原因的可能性為1萬億分之一，這個數字實際上和羅伊一樣是在誇大其辭，使用了不嚴謹的統計方法——他以一起SIDS出現在新南威爾士州郊區城鎮的機率為1000分之一為基準機率，直接乘了個四次方，完全不考慮孩子的遺傳基因和成長環境帶來的影響。

2005年，就在凱瑟琳被判有罪的兩年後，來自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的羅伯特·卡彭特教授（Robert Carpenter）查閱了6373個曾經有新生兒死於SIDS的家庭，其中有48個家庭再一次出現了新生兒死亡的情況，根據警方提供的資料和研究小組的分析，其中有41個例子屬於不幸的意外，只有7個例子存在兇殺的可能性。因此羅伯特教授認為當一個家庭出現兩起或者兩起以上嬰兒死於SIDS的情況時，自然原因比人為原因的機率要大得多。

研究小組的伊麗莎白·泰勒醫生（Elizabeth Taylor）也表示，對於孩子夭折的母親來說，有時候即使孩子的死與她們沒有關係，她們也會不由自主的認為是自己做的不夠好才導致了悲劇的發生，這種天然的負罪心態很容易被人曲解為犯罪者的懺悔。

隨著澳大利亞司法界的不斷進步，關於凱瑟琳一案的再審也被人提上了議程。2015年，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州長向該州最高法院提出了請願，要求對凱瑟琳一案進行司法重審。

這份請願書包含了澳大利亞病理學家斯蒂芬·科納（Stephen Cordner）的醫學報告，提出了許多新的證據證明凱瑟琳的清白，紐卡斯爾當地許多律師和紐卡斯爾大學法律中心主任肖恩·麥卡錫（Shaun McCarthy）都在請願書上籤了字。然而最高法院既沒有接受也沒有拒絕這份請願書，只是將它晾在那裡，好像沒發生過這麼一回事一樣。

因為他們一旦同意重審並推翻此前的判決，這將成為澳大利亞法律界有史以來最大的一起冤案，許多警察、檢察官和法官都會為此受到懲罰。因此，即使是有了新的醫學證據，最高法院也只能選擇難堪的沉默。直到2018年，法院才同意對此案進行追加調查，這也正是本文開頭重啟調查的源頭。

2018年8月，澳大利亞ABC電視臺對凱瑟琳進行了她入獄後的首次電話採訪，對話中她表示自己從未殺死過任何一個孩子，日記裡所記載的，無非是一個失意的母親對自己的責備和歉疚。凱瑟琳的中學同學，時任雜誌《女性之日》編輯的阿拉娜·豪斯（Alana House）也表示，“凱瑟琳是一個心靈非常脆弱的人，由於媒體的惡意渲染，她在監獄裡受到了許多虐待，我並不知道她是否是無辜的，但我確信她沒有得到一個公正的審判。”

2007年阿拉娜看望獄中的凱瑟琳

凱瑟琳的案子並不是一樁懸案，也並沒有什麼曲折的劇情和反轉的結局。但筆者還是認為這個故事值得深思。無論凱瑟琳是否是真兇，她都是命運捉弄之下的一個犧牲者。早年喪母的經歷非但沒能讓她得到輿論的同情，反而讓她揹負了更多的罵名——“殺人犯的女兒也一樣是殺人犯”。這樣的輿論暴力直到今天依然隨處可見，網路也好媒體也好，依然還是一切以噱頭出發，在言論殺人的軟刀子上充當著最強的助力。

讀完她的日記，筆者的第一感覺是凱瑟琳可能患有嚴重的抑鬱症，頻繁的失眠、情緒失控和陷入迷茫，讓她無法真正進入一個母親的角色。這個病的根源很可能來自於童年的缺愛——凱瑟琳的養母在收養她的時候已經50多歲了，當她的養姐利·布朗生下孩子以後，養母的興趣很快轉到了親生孫子身上——對於一個十歲不到的孩子而言，父母的關愛卻出現了等級差別，這也許是她始終無法徹底開啟心扉去愛別人的原因，比起愛人她更需要得到別人的愛。

在凱瑟琳步入家庭生活以後，丈夫克萊格雖然為人誠實，但卻不懂得妻子的這些小心思——從她的日記我們可以看到，克萊格認為只要努力賺錢養家，就是盡到了丈夫的職責，即便是有時間回家，也將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對於一個渴望時刻被愛包圍的女人來說，她又怎可能不滋生陰暗的情緒呢？這樣的心態幾乎每一個人都有，只不過大多數人可能都不一定意識得到，因為正常人很容易就能調整好自己的情緒波動，但對於抑鬱症患者來說，這樣的生活可能就像一潭令人窒息的死水一樣。

凱瑟琳是否是無辜的？筆者認為未必。就像她日記裡寫的，當她情緒黑化的時候，即使女兒怎麼哭鬧她也只想捂上耳朵逃得遠遠的，此時無論發生什麼，凱瑟琳也不會回頭——這四個死去的孩子裡，存在著由於凱瑟琳的故意疏忽而失去搶救時機的可能性。但是，猜測替代不了證據，推理無法用來定罪。我想，無論結果怎樣，她都應該接收一次公正的審判。

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能健康成長，希望世界上所有的父母都能學會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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