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河流月2018-05-07 20:18:53

準確地說是所有希望穩定並採取文官政治的政權都要採取的。

武力作為國家立國的支柱和顛覆政權的最有力武器，永遠是兩面性互相制衡的關係，不能沒有也不能過度。因此，掌控武力者往往也是國家政權的有力競爭者，古今中外數不清的軍事政變能夠證明這一點。為了防止有人使用武力強行改變政治局面，要做的無非是兩件事，第一，在武力內部實行分立制衡，典型的是軍政和軍令分離、統兵和調兵分離，更極端的就是宋朝達到的兵不知將、將不知兵，也就是不讓一個人完全掌控軍隊；第二就是文官典兵，將職業軍人排除出武力領導中樞。只有這樣做，才能防止強勢的職業軍人利用武力來向外擴張和增大自身權勢，向內加強對軍隊影響乃至影響政局。這和是不是封建王朝沒什麼關係，目前大多數國家都是文官掌軍，例如美國總統和中國軍委主席等等。

最後說一句，不能讓一個政策為五十年乃至一百年後的事情負責。當代人解決當代事，後代人解決不了自己的事情，不能責怪前代人沒有遠見，更多還是因為自己無能。

遼東管寧2018-05-10 09:33:53

這個具體要看哪個朝代，

比方漢末，大頭兵被人看不起：

張飛被人罵兵子，

關羽看不起黃忠罵老兵，

劉備被人罵老革。

但是看看曹操的自敘——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慾望封侯作徵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徵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可見就是上層貴族、文人還是以為將立功為榮。那些時代雖然看不起出身低的武人，但是還是以軍功為榮，所以東漢有投筆從戎的佳話。

但是到了北宋就對不起了，東華門唱出是好兒就算了，看看宋代話本《金玉奴》裡對乞丐的描敘：

雖然如此，若數著“良賤”二字，只說娼、優、隸、卒，四般為賤流，到數不著那乞丐。看來乞丐只是沒錢，身上卻無疤瘢。假如春秋時伍子胥逃難，也曾吹簫於吳市中乞食；唐時鄭元和做歌郎，唱蓮花落，後來富貴發達，一床錦被遮蓋：這都是叫化中出色的。可見此輩雖然被人輕賤，到不比娼、優、隸、卒。

看見沒，在南宋，乞丐是良、兵卒是賤，娼、優、隸、卒裡還倒數第一，也就是叫花子、娼妓、戲子、皂隸都比你當兵的強了。

是問到了這個地步，有點智商有有點腦子的，誰還會去學武當兵。

匿名使用者2018-06-17 10:47:11

不是王朝到中期，而是看割據力量，強豪大地產（還有兵權）的勢力發展得怎樣。

在拜占庭，六世紀危機時，拜占庭實行軍區制，可謂是極盡削弱地方行政長官（算文官了吧？）的權力，給予軍區將軍極大財權、行政權，方便抵禦外部入侵。

危機一過，大軍區將軍就開始侵吞農兵小地產，過分擴充權力，威脅拜占庭中央，甚至直接叛亂。然後拜占庭又不得不削弱軍區與將軍（算是武人了吧？）的權力。

其實文武之間的區別不是很大，要照這個想象出來的嚴格的文武之分，古代的武將都是文盲麼？並不是的，古代武將以凱撒為例，也是相當具有文采的。而且文官在統籌糧草後勤方面的作用，對於戰局的影響其實很大。

典型的古代武官壟斷了地方權力之後，腐化比古代文官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文官還有領屬關係，權力是自上而下賦予的，而武官直接有兵，在古代就是相當於擁兵自重，他的權力就來自他手上的兵。

古代各國都存在這個矛盾，打仗的時候，賦予武將一定行政經濟權，可以讓武將發揮實力，但和平時期，古代武將就會擁兵自重，威脅中央，這個時候，要麼古代中央王朝削弱地方武將成功，要麼就是古代的改朝換代開始了。

古代王朝活得久不久，一看運氣，二看分權與給予權力的比重調配。

知乎使用者2019-01-09 19:58:35

以明朝為例：

明代學習兵法的氣氛不太濃厚，明初徐達常遇春藍玉等一大批將領雖然很能打，但在整體重文輕武的氛圍下，根本沒有形成有效地武將養成體系，退化的極快靖難之戰的時候的官軍面對燕軍的戰略戰術就極為呆板、幾個大將僅靠匹夫之勇例如平安、瞿能等等，皆為此類，所以雖然有小勝，但在大戰略上被騎兵戰術經驗極為豐富，善於模仿蒙古戰法並且推陳出新的朱棣耍的團團轉。

然而，明代的整個軍事培養制度依然存在巨大侷限。例如，衛所制度導致了不論邊軍還是京軍都靠世襲，邊軍還好點，京營完全掌握在一群世襲的紈絝子弟手裡，而且明代選拔武舉制度也效率較低，此外明代的軍事教育和研究是比較薄弱的。

明代不是沒有所謂軍學，但這些兵學著作大部分都是士大夫寫的。所以明代將領在這種機制下，不斷篩選的結果就是兄弟們上那種頭腦簡單四肢發達型的越吃香。所以越到晚明就越難以看到那種運籌帷幄型的武將出現。整個朝廷對武備雖然不是說一點不重視，但是一直徘徊在正確的門路之外。

明代文官帶兵，首先是個教育養成的大環境的問題。明代用培養經學家的方法不可能培養出很優秀的軍事家，在明代文官帶兵都是靠自學，今天的話說都是民科。文官親自帶兵真正搞得出色的更是珍稀品種。明代只要執行文官統帥武將這種制度，就會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

要想解決這一點，只能有一種方法，就是率先進入現代軍官士官養成體系，建立從上到下的專業化和綜合化的軍事院校，除此之外別無他法，人類進入國家社會後，有兩種軍事模式，一種是貴族社會中的貴族世襲兵制，一種是大規模動員平民參加的扁平化的兵制。前一種依靠口耳相傳、民科式培養體系和尚武精神，後者依靠精密化和科學化的軍官培養體系。而中國古典社會恰恰是較為早熟地進入了後一種社會模式，卻在培養高效高素質的武將體系方面，嚴重缺乏政治、文化、制度上的必要條件，所以武將被文官所壓制是必然的。

上校狙擊手2019-07-17 22:29:30

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來回顧劉和平老師對中國二千年專制封建帝王之一總結：

設百官如家奴，視國庫如私產，以一人之心奪萬民之心，無一舉與民休養生息。以致上奢下貪，耗盡民財，天下不治，民生困苦。

我們不否認有一些能夠很好的調節社會各階級利益以完成治世的皇帝，但需要意識到，以封建地主利益為首要的皇帝，是這樣的一種政治力量。

自隋開科舉，文武取士分途以來，文官成長於歷事，其之個人功業由個人才學決定而與家族門第無關；武官成長於將門，其之個人功業由家族門第之培養有關，而在和平時，與個人之歷事關係較小。因此，從表面上來說，文官可以稱之為“孑然一人”，而武官的背後則是龐大的將門的陰影。將門家族對於社會穩定之威脅，自然比文官一人要大。

同時，自唐代以來，恩蔭遞補文官數量佔文官總數不斷減少，而印刷術和造紙的不斷髮展使得知識進一步廉價化——這就為社會各階級，而非單一階級，廣泛地進入政府參政議政提供了條件。到明代，明太祖下令設各級官學，同時縮減考試範圍，這就為貧寒子弟讀書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政府成員所涵蓋的階級在明清兩代空前地擴大了——與此相稱的是中國由自然經濟社會轉向商品經濟社會的大局勢。筆者曾有論曰“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與“贖罪券”一樣，都代表了崛起的、新興的資產階級對舊的以封建人身依附關係為代表的禮法、宗教權力的挑戰，在此不再贅述。

自唐宋文武分途之後，可以說，文官是少了兵權的政務官，而武官則是隻有兵權的政務官。兵權的背後是整體的軍事，而軍事則是社會活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們都知道，封建帝王本身代表的是開國以來的勳貴勢力，而文官，或者說政務官集體組成的政府代表的是社會整體的意志——一這個矛盾一如資本家試圖奴役工人與社會自發產生出保護工人權力的工廠法一般。與其說以文馭武，不如說是封建帝王向政府必須取得控制社會活動的全權的妥協——妥協的明顯標誌，就是封建帝王始終未能放棄使用太監監軍甚至領兵的決策。

自安史之亂之後，皇帝寧可將兵權交給太監也不交給文官，肆意縱容軍事力量橫行，終於釀成唐末期太監戕害政府，五代以來武官肆虐的景象。宋代雖然作出了妥協，但皇帝仍然是依靠並且收買武官的。在明代到清代中前期，封建帝王終於默許文官獲得管理地方軍事的一部分權力——這個權力仍然受到太監和武官系統的嚴重製約，晚清以前，國家政府試圖掌控一切社會活動的這個程序被掌握著兵權的武官始終阻止著。

到晚清，由於社會遭遇的巨大變化，封建帝王終於逐步將全部的兵權下放給文官進行處理，而舊式的文官也在這個程序裡依附於近代化的風潮，分途出了全新的文官和武官——這樣全新的、近代化的文官和武官，最終將舊式的、依託封建皇權的文官和武官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並且宣告了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

戰爭是一種以暴力為手段，以經濟為目的的社會性的經濟行動，需要社會各階級廣泛參與，因此，在這個過程裡，戰爭的指揮官集團必須獲得地方的行政權力，以便贏得戰爭。那麼，戰爭的指揮官集團便會迅速取得當地的一切權力，這一舉動是與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試圖將全天下納入領導範圍的心願矛盾的，因此，需要防範和制衡指揮官集團的專權。

辛亥革命以來，雖然近代化的文官和武官全面地剔除了舊式的武官、勳貴和太監，但是新的矛盾產生了，這一矛盾就是地方權力集中和中央權力集中的矛盾。中國在嘗試過虛省制、聯省自治制度、透過設道來分化省的權力等辦法之後，最終選擇了一個縱歷史之大勢，博眾家之所長，引西方之先進的全新的制度，並且最終進入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