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一切形式的崇洋媚外，都充滿了厭惡和痛恨。虛偽的西方文明，編造過無數的謊言，讓許多被欺壓的人產生了自虐的習慣，許多的國人還病重未愈。

1912年4月18日深夜，歷經4天海上航行，搭載著700多名泰坦尼克號生還者的卡帕西亞號抵達了紐約。一天之後，《

紐約時報

》登出了一篇新聞，題目不是《泰坦尼克號海難》，而是《

中國偷渡客

》，裡面詳細描述了泰坦尼克號上的幾個中國人，如何憑藉著自己的種族劣根性，卑劣地在這次海難中活了下來。

不久之後，這個故事傳到了中國，國內的輿論對中國人的國民性進行了深刻而激烈的聲討和反思，結論是，中國人真是一個劣等的民族。注意，不是單指泰坦尼克號上的那幾個中國人，而是全中國的人都是劣等民族，而且這話是我們中國人自己說的。

《紐約時報》的這篇文章，細緻地講述了這6箇中國人卑劣地在海難中逃生的故事。但是，整個故事的所有細節全是杜撰的。但是，那又如何？這並不妨礙美國人相信這是真的，而後說中國人是劣等民族；這也不妨礙當時中國的有識之士們相信這篇報道，而後展開自我批判，甚至把這件事編入當時的語文教科書裡，教育給孩子說中國人有多麼的差勁。

美國媒體為什麼要毫無依據地醜化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人？在1912年的美國，當泰坦尼克號海難發生之後，英美媒體便對海難進行了跟蹤報道。他們報道關注的焦點，不是海難是怎麼發生的，不是誰應該為海難負責，而是當船隻下沉時，不同族群的乘客分別幹了什麼。不僅如此，在對乘客行為的描述中，這些報道還挾帶了一種強烈的傾向：讚美自己民族，歧視其他民族。

這些媒體的描述中往往有這樣一個場景：一邊是深夜大海、寒風凜凜，泰

坦尼克號

船體正在緩緩下沉；另一邊是在船的甲板上，所有的

盎格魯-撒克遜

人，也就是血統最純正的英國人和美國人，男乘客沒有一個驚慌，男船員沒有一個離崗，他們展現出了極高的紳士風度和騎士精神，堅持讓女士和孩子優先進入救生船，許多男士因此而葬身大海。

除開這些

盎格魯-撒克遜民族

的男子，船上的其他乘客表現又如何呢？剛才我們說到的《紐約時報》那篇題為《中國偷渡客》的報道說：有6箇中國人，在泰坦尼克號還沒離開英國港口前，就偷偷溜進了其中一隻救生艇，當船撞上冰山時，他們並不驚慌，他們隨身都帶了女人用的披巾，當聽到有人大喊“女士優先入艇”時，他們就拿披巾把自己遮了起來，讓船員誤認為他們是女人。

即使在今天，如果看到這樣的新聞，恐怕每一個國人都會為自己同胞的行為感到羞恥，並對英美民族的

紳士風度

感到由衷地欽佩。但是請稍等，這些羞恥或欽佩都有一個大前提，那就是這些新聞報道內容屬實。可惜，那些對英美民族紳士風度的描述純屬虛構，相應的，那些對中國人的侮辱性指控，也都是謊言。

首先，倖存的6位中國人絕非偷渡客，他們是英國唐納德輪船公司香港分公司的僱員，在香港至利物浦的航線上做司爐工。他們之所以在泰坦尼克號上，是因為他們被公司派到西大西洋航線上工作，所以乘坐了泰坦尼克號去紐約，準備上崗。他們6人登上泰坦尼克的船票是

唐納德輪船公司

為他們購買的，是一張三等艙的集體票，票號1601，所以，這6個人出現在泰坦尼克號上絕對合理、合法，根本不是什麼偷渡客。其次，他們上

救生艇

的過程也是嚴格遵守了婦孺優先的指令，在附近看不到婦女兒童的前提下，經過負責船員的同意，才上了救生艇的。

反過來看，

英美民族

的男士們也遠沒有報紙刊登的那麼高尚。事實上，最早離開泰坦尼克號的那7只救生艇裡，坐著的幾乎全是頭等艙的男女乘客，而且這些救生艇大多空了一半的座位，並且拒絕返回救人。

比對

泰坦尼克號海難事件

全部生還者的資料：獲救的全部649名成年人中，男士335名，而英國美國男子則有267名，另外，有165名婦女與兒童被留在了沉船上，與泰坦尼克號一起葬身大海。試問，如果婦女與兒童優先，為什麼還會有那165條生命遇難呢？那267個盎格魯-撒克遜“道德楷模”又為何會倖存呢？

然而，就是這樣一些經不起推敲、漏洞百出的新聞，卻能在美國本土的報紙上連續刊登，並得到廣泛的認同。

泰坦尼克號撞上冰山沉沒之後，意識到自己攤上大事了的

英國白星航運公司

和相關跨國公司立刻展開了危機公關。他們在第一時間動用自身的資源封鎖了訊息，繼而開始操縱輿論。他們透過強化種族歧視，包括煽動排華情緒等方式，壓住了對公司管理進行追責的輿論浪潮。結果，大眾視線被成功地轉移了，將一個原本必須嚴厲追責的經濟事件，轉變為了一次對本民族男性優秀品質的熱烈讚美。這拯救了

英美兩國

一大波本該陷入危機的行業，比如保險業、造船業、股票交易業、跨大西洋旅遊業等等，讓他們避過了一場經濟上的重大連鎖危機。

為什麼中國人自己對這個虛構的海難故事也如此深信不疑呢？中國人自己不但相信了美國人對我們的醜化，甚至批判和醜化的程度比美國人還要激烈。

回顧鴉片戰爭以來到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思想演變，就會發現，歷史發展到了這一時期，所有的中國傳統文化，都已經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與落後腐朽劃上了等號。在這一時期，不管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還是其他的進步知識分子，都對西方文化有著強烈的嚮往。他們都接受過西式教育，並經歷過西方文化的浸潤，在這個過程中，許多人漸漸開始發自內心地認為，西方社會是進步社會、人民是高等民族，而中國社會是落後社會、人民是劣等民族，這使得他們內心深處有著強烈的民族自卑感。

比如胡適就說過：“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

政治制度

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這一連串的“不如人”，聽了簡直讓人抬不起頭來。魯迅的一句話更有名，他說“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

當泰坦尼克號的新聞傳入中國之後，作為社會中主要輿論喉舌的知識分子，之所以輕而易舉、毫不懷疑地相信了，是因為這一事件再次激起了他們心中長期以來的民族自卑感，他們覺得那些新聞中的中國人，和他們印象中的低劣的中國人一模一樣。既然如此，那還有什麼好懷疑的？除此之外，泰坦尼克號的新聞傳播，整個過程都在英語這個環境中展開，英語是唯一的報刊報道和官方調查機制使用的語言，這也確保了盎格魯-撒克遜人對海難敘事的控制權。而生還的三等艙的外國人，以及那些不說英語的人，僅僅因為不會說英語，就已經徹底失去了講述和辯護的可能。

上海《申報》的報道中，對英美民族的描述是這樣的：當此危險之時，明知死在目前，仍能談笑從容，彼此相讓，精神氣度，可敬可愛。然而一旦談及6箇中國人，便又話鋒一轉。另有一篇題作《

鐵達尼上的國恥

》的文章說道：“可是在這時候，丟盡中國人面子的事發生了。四個中國人鬼鬼祟祟地躲進一隻救生艇的船底去……中國人不慣遵守秩序的精神，在這裡完全表現無遺。這是我們的奇恥大辱，中國又多了一個國恥！”在隨後的歷史當中，關於泰坦尼克號的事蹟，還被反覆寫進了教科書中教給孩子，向孩子傳遞那一種種族主義想象力的產物。

中國人之所以自己也毫無理由地醜化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人，原因是當時的國內輿論掌握在西化派知識分子手中，而他們幾乎本能地認同這種帶有種族歧視的新聞，而對自己民族不爭氣的憂憤又成倍地加劇了他們的批判。中國知識分子民族自卑感的產生，更多是源於另外兩個原因。一是他們內在的文化抵抗力缺失了，那種抵抗力本來應該是由本土文化提供的，但在20世紀初那會，中國已經被列強武力凌辱和經濟掠奪了幾十年了，中國人的文化精神幾乎癱瘓，中國人對本土文化也已經毫無自信可言。二是總有各種外部資訊來不斷刺激他們的民族自卑感，比如列強的侵略瓜分、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而泰坦尼克號的新聞就成了一個導火索，引爆了知識分子的種族主義想象力。

可想而知，在歷史的深處，在人性陰暗的底層，當時的中國，國勢之艱難。但願此文，能治癒幾個重病的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