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友誼、團結和公平競爭,一直是為人樂道的奧林匹克精神,它也寄寓了人類對一個美好的未來世界的期待。而這些都是我們所熟知的關於奧林匹克運動會最正面的故事。大衛·戈德布拉特在他的最新著作《奧林匹克全球史》一書中,卻帶來了關於奧運的黑暗面性別歧視、種族歧視、興奮劑的認識演變……

揭秘奧運史上鮮為人知的黑暗面| 獨家編譯

範妮·布朗克斯-科恩在1984年的倫敦奧運會上斬獲4枚奧運金牌之後收到恐嚇信 /法新社圖

19世紀後期,法國貴族皮埃爾·德·顧拜旦未能如願當上教士,卻意外找到了人生目標:創立一個脫離政治而存在的體育文化。1896年,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從某種程度上說,顧拜坦的人生願望也算是實現了。

在古希臘,體育運動帶有明顯的軍事烙印,在當時是一項重要的軍事訓練活動,相形之下1896年由顧拜旦發起的首屆雅典奧運會就要顯要愚笨多了。參賽的241名運動員,全部為白人男性,在9個不同的運動專案中進行為期兩週的比賽。賽跑運動員在田徑場上沿順時針方向賽跑,跑道的長度卻是是令人費解的330碼(約為301。75米)。美國短跑運動員以深蹲起跑,其他國家運動員則是筆直站立式。一個缺乏資金的義大利選手基本是以慢跑的方式從家鄉到達希臘賽場的。頒獎儀式上,人們打黑領結,戴禮帽,第一名的獎牌是銀牌,而不是金牌。(注:由於希臘人認為金子太俗氣,因此冠軍獲得的是銀牌和橄欖花環,亞軍獲得銅牌和月桂花環,季軍沒有獎品)。

奧運會的真實歷史遠不是國際奧委會和贊助商口中那些充滿空洞說教和浪漫色彩的懷舊敘事。正如大衛·戈德布拉特(《奧林匹克全球史》作者)告訴我們的,在奧運史上荒誕性和脫離現實隨處可見,長久以來這些東西也幾乎沒有變化。《奧林匹克全球史》一書經過詳盡研究,對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進行了全面描述,從顧拜旦早期堪稱愚笨的行為,到今年夏天籠罩在里約奧運會上空的陰霾。

為了對整個奧林匹克運動做出全面描述,戈德布拉特,這位全球足球史專家,接受了這堪比馬拉松的挑戰。僅是書寫奧運醜聞,就已足夠成為領域內的著作了。但更大困難在於,一部完整的奧林匹克史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部世界史,其觸角早已遠超出奧運本身。

像一位訓練有素的長跑運動員一樣,戈德布拉特採取了均勻用力的方式——以學術調查的方式,在著作中平均分配每一屆奧運會的時間。他的書主要建立在和奧運賽事有關的新聞、學術期刊和官方報道上,但在引用所有的材料時均保持著一份必要的質疑。

如果霍華德·津恩為我們帶來的是《美國人民史》,那戈德布拉特帶來的就是一部“奧林匹克人民史”。從書中我們可以得知,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上的志願者大都是中上層階級的白人女性,相同背景的有色種族則可能落選。此外,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上的中國跳高運動員因未能獲得獎牌,他在上海的房屋被人打碎玻璃,家人甚至還受到威脅。更近的還有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許多比賽場館主要是由西班牙裔低薪勞工修建。戈德布拉特指出,一些無家可歸的亞特蘭大人只要說出自己在這個國家的任何地方有親人或是可以在那裡找到落腳的地方,就可以得到一張去往那裡的單程大巴車票。

官員對奧運舉辦地人民所關切的事物態度漠然,早已屢見不鮮了。戈德布拉特詳細描寫了人們對希臘沒有經濟條件主辦1896年奧運會(2004年時也不行)的擔憂。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所取得的經濟成功被後來許多的主辦城市視為效仿的樣板。但他們都忽略了一點,即巴塞羅那奧運會的成功是種種因素結合的產物,基本難以複製,其中就包括這座城市本身就擁有的驚人的藝術遺產。戈德布拉特寫道,那屆賽事是“一次偉大的成就,而不是催化劑”。

如今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呈現出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圖景,但戈德布拉特對奧運會歷史的敘述卻做到了更加細微和精確的描繪。1924年,在巴黎奧運會上,威廉·德哈特·哈伯德(William DeHart Hubbard)獲得了跳遠金牌,這是非裔美國人第一次獲得金牌。但在美國,只有黑人媒體對此進行了報道。12年後,傑西·歐文斯(Jesse Owens)在希特勒控制下的柏林獲得四枚金牌時,梅森-迪克森線(美國南北分界線)以南的報紙卻沒有刊登關於他的任何照片。此外,奧林匹克高官們對宗教問題似乎也沒有表現出多少寬容。據說,擔任過原國際奧委會成員(後來成為主席)的美國人埃弗裡·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曾對德國人說,他自己在芝加哥的運動俱樂部拒絕接納猶太人。

顧拜旦覺得女子體育競賽是“人類眼睛所能看到的最不具美感的景象”,1912年,他宣佈“奧林匹克運動會必須是男子專屬的”。有時,女性參賽者會收到惡意的郵件或遭到嘲弄,如在1948年倫敦奧運會上獲得四枚金牌的荷蘭運動員範妮·布朗克斯-科恩(Fanny ­Blankers-Koen)。直到1960年,梵蒂岡還“禁止神職人員參加或觀看女性賽事”。較近時期,還有一些女性運動員不得不忍受侮辱性的性別測試。

戈德布拉特還描述了抵制興奮劑的長期鬥爭,他提醒讀者,在奧運會早期,使用能提高運動成績的藥品很大程度上是“公開的事情”。直到20世紀30年代國際奧委會才開始關注興奮劑。當然他們擔心的原因也不是因為興奮劑會威脅到運動員的健康。他們擔心的是,興奮劑會威脅“業餘主義”思想(補充:早期的奧運會禁止職業運動員參賽,這個觀念到後來被拋棄)。直到今天,在圍繞全美大學生體育協會(N。C。A。A。)對學生運動員的界定爭議中仍然能聽到這一爭論。這一爭論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背景,解釋了為何如今的某些藥品檢測工作空洞無謂。

最終,顧拜旦自己的人生也沒有登上領獎臺。他去世時孑然鰥居,一文不名。這是一系列不良投資的惡果。如今,儘管投資者仍前仆後繼投入金錢,但世界各地不斷增加的批評之聲也在削弱奧運會的魅力。只有兩個城市提出申辦2022年冬季奧運會。

由於體育是一種宗教,很難想象如果沒有奧運這個世界將會怎樣。的確,奧運會給我們帶來了不少輝煌的時刻。我們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奧林匹克“運動”已經背離了顧拜旦崇高的初衷。但是,正如戈德布拉特指出的,這是為了重新改寫歷史,因為藉助體育以一種公平和簡單的方式來實現和平,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善意的鬼話。

翻譯:端麗林

編輯校對:蔡家欣

原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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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imes。com/2016/07/24/

books/review/the-games-a-global-history-of-the-olympics-david-goldblatt。html?_r=1&mtrref=un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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