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於“量化歷史研究”。

印刷術和科學發展，乃至科學革命間的聯絡，是經久不衰的話題。理論敘述已有許多，系統整理、描述資料，則是進一步深入的前提。Dittmar［1］有所突破。簡言之，多種新資料顯示，1460年後印刷術在歐洲的傳播，與14-17世紀間的以下變化有關；書價的下降；科學著作出版的興盛；大學教授，尤其是科學教授薪金的提升；以及，選擇科學職業學生比例的上升。進一步分析顯示：其它許多對科學革命的解釋，很可能是透過印刷術產生影響。

圖1 14-17世紀間歐洲多國的書價變化。紅黃二色：抄本價格；灰色：印刷本價格

原文包括三類新的微觀資料。第一類，利用書商、藏書家和大學留存的記錄，作者輯出14-17世紀間近1500種書籍的價格［2］。每一書籍均按USTC分類，歸入三十七類之中，並匹配開本、材質、出版時間、是否彩印、有無插圖等資訊。第二類，義大利7775名教授的生平，包含薪金、書籍發表和任教學科等資訊［3］。第三類，14世紀末至16世紀中期，德國17所大學，逾20000名學生的個人資訊。其中，約有三分之一包含畢業後的去向［4］［5］。

圖2 14-17世紀間歐洲多國科學［6］書籍的出版情況變化。左上：科學書籍的數量；右上；科學書籍佔書籍整體比例；左下，科學書籍中以當地方言印行的比例；右下；科學書籍中申明優先權的比例

如上，在傳播科學的出版市場，或者說，在科學的“需求側”，印刷術相關的變化，頗為清晰。首先，整體而言，書價大降。按“每200頁書籍均價與當地非熟練工人平均工資的比值”計，控制類別等變數後，含趨勢項的時間序列分析顯示：14世紀中葉，印刷術發明前，書價大抵恆定；之後，每年下降約1。8%。其次，出版結構變化，科學書籍佔比顯著上升［7］。最後，印刷術或與文化變革相關：方言出版比例上升［8］，作者愈發強調優先權［9］。

圖3 印刷術傳播前後，大學不同學院（左：全部學院；中，文學；右，法學和醫學［10］），科學（紅色）和非科學學科（藍色），薪金平均數（上部）和中位數（下部）的變化

大學內部，或者說，在科學的“供給側”，相關變化，同樣明顯。以“是否任教於解剖學、植物學、天文學、醫學、自然哲學等學科［11］”，作為是否科學學科教授的界分，有以下發現：首先，印刷術發明前，無論是否科學教授，相比當地熟練工人，二者薪金水平的變化趨勢都不明顯；之後，二者薪金相比當地熟練工人均有上升，科學教授的上升幅度更大［12］。其次，教授出版科學著作的數目［13］顯著上升；最後，大學內科學課程占課程總體的比例顯著上升。

圖4 印刷術傳播前後，德國大學學生畢業後選擇科學職業的比例變化。左側：所有學生；右側，按當地主流教派（新教，紅色；天主教，黑色）分類後的情形

教學相長。科學教授待遇上升、著述日豐，科學類課程比重增加，自然影響學生的取向。恰如畢業去向所示：印刷術發明前，投身科學的大學畢業生比例，有下降之勢；以後，是直線型的持續上升［14］。有觀點認為：天主教新教分野，是科學發展與科學文化傳播的關鍵之一。對此，原文做了分時段、分地區的討論，發現：一方面，16世紀初的宗教革命，似乎並沒有影響學生的職業去向；另一方面，新教地區大學，學生對科學的擁抱，確實更為迅速。

圖5 帶互動項的迴歸分析顯示的、其它科學革命解釋對實際科研活動/產出的影響。左側：當地有大學；中間，皇室駐地；右側，分裂程度

總之，從行銷科學著作的“需求側”，和生產科學知識、培養知識人才的“供給側”出發，作者以相當詳盡的方式，論證了印刷術對科學的積極影響。證據覆蓋人、物、文化等多個維度，又引出其它有趣且重要的話題。之外，始終有觀點認為：大學所在、皇室眷顧、政局分裂等，是歐洲科學發育的動因。納入這些變數的迴歸分析則顯示：顯著的不是這些變數本身，而是這些變數和印刷術的互動［15］。換言之，印刷既是變革動因，又是其它動因的載體［16］。

［1］ Dittmar在這一領域耕耘多年，產出了數篇有影響力的研究。例如，可參見Dittmar， Jeremiah 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hange： The impact of the printing pres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3 （2011）： 1133-1172。

［2］ 此處涉及相當繁複的貨幣換算。具體請見原文。

［3］ 同一時間段，歐洲其餘地方的大學缺乏此類系統記錄，僅牛津、巴塞爾和英戈爾施塔特等地有所留存。作者收集這部分資訊，發現分析結果與義大利資料一致。

［4］ 此處恰與注2情形相反：僅德國有此類資料留存。

［5］ 原文還利用了Darmstaedter等學者整理的、反映同時期科研活動和科學成果的資料。這部分資料作者先前已利用過，故此處不再著重介紹。

［6］ 研究科學史，不可忽略“科學”概念本身內涵的變化。原文有相應討論。

［7］ 值得注意的是，印刷術傳播，可能在“書籍是否留存至今”上造成選擇。原文有所討論。

［8］ 量化歷史在這一題目上多有進展。例如，請見Sasaki， Yu。 “Publishing nations： Technology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for European ethnic group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77。4 （2017）： 1007-1047。

［9］ 例如，可參見Loewenstein， Joseph。

The Author‘s Due： Printi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Copyright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10］ 值得指出的是，不宜僅由當代概念出發，理解此處“文學”概念。“法學”、“醫學”同理。

［11］ 原文有對選擇依據的進一步討論。

［12］ 原文結合Hoffman等學者成果，說明這一結論在考慮“不同收入階層消費籃子差異及其變化”的前提下依然成立。

［13］ 值得說明的是，作者承認此處結論受到資料質量的限制。

［14］ 對“招生比例”和“畢業去向留存的選擇效應”（有趣的是，後一點反而可能加強原文結論）對結論的可能干擾，請見原文相關討論。

［15］ 具體分析請見原文。值得指出的是，“政局分裂”一項並非總是顯著。

［16］ 這無疑也是對以下不朽著作的遙相呼應。此處見於Eisenstein， Elizabeth L。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文獻來源：Dittmar， Jeremiah。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