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在文化上大師輩出的美好時代大多是戰亂時代?知乎使用者2013-04-17 20:57:53

樣本選擇偏差。

中國亂世何止戰國、民國,南北朝、五代,或是各王朝末期的亂世恐怕都無法匹配“大師輩出的美好時代”。

戰國和民國的文化繁榮,是因兩個時期都處於重大的社會轉型時期。

戰國:青銅時代跨向鐵器時代,

民國:農業文明跨向工業文明。

社會轉型時期,知識分子梳理、批判舊時代的學問,創造、傳播新時代的學問。新舊思想的碰撞,使得許多知識分子成為新道路的開拓者, “大師” 由此發跡。

社會轉型時期也往往是舊秩序被破壞,新秩序未建立的時代,引發社會動盪,政府無能力統一、鉗制思想,為“百家爭鳴”創造寬鬆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空間。

但這不是“百家爭鳴”的充分條件。亂世治學的限定條件重重。亂世無法提供安定的治學環境,而生產破壞,社會沒有過多剩餘財富供養文人(相反,戰國、民國卻是生產變革的時代,一定程度彌補了保證了財政)。沒了統一思想的鉗制,但更無新思想滋生的土壤。亂世出英雄,卻不盛產“大師”。

亂世,其實多是文化的低潮期。而像清末民初這般“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卻是可遇而不求的。民國四十年,時間跨度上也遠不及春秋戰國的五百餘年。

相較而言,治世的文化輸出比亂世穩定而單一。安定的環境、富足的財富,縱然在枷鎖之下,也遠勝於亂世之時。

此命題,亦可與歐洲、西亞等其他地區的文化盛衰做對比。

為什麼中國在文化上大師輩出的美好時代大多是戰亂時代?張佳瑋2013-10-02 15:18:06

謝邀。

不好意思,打擊一下題主……

孔子處於春秋,比戰國和平些。

馬融鄭玄,除了鄭玄晚年,基本和平時期。

唐宋八大家,和平時期。

程頤張載,和平時期。

朱熹張栻,和平時期。

王陽明,依然是明朝一統天下的和平時期。

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們,和平時期。

這些才子宗師,總不成都被吃了吧?

戰國時百家爭鳴,民國時開天闢地,都是因為之前的制度禮崩樂壞,時局風雷鼓動,枷鎖既滅,自由了,思想隨之而起,這很有利於新思想冒出。

但其特色也是:

創新立異者多,而成就卓穎者少。

戰國時說是百家爭鳴,但真成一家學說流傳的就少很多了吧?至於民國時,你大概覺得亂世真好,真爽,但事實是王國維和辜鴻銘這種大宗師對亂世特別的恨,前者直接就殉了——誰又不恨呢?

另一點:

中國歷史多災多難,改朝換代更迭,而且朝代之間,動不動就給你來個大如安史之亂、小如正始之變的玩意:戰亂時間佔比率其實相當大了,所以會裹挾相當多的才子。像李白、鄭玄、阮籍,都是日子過著過著,就忽然遭了變。這更多不是他們的責任,而是歷史恰好把它們裹上了。沒法子,中國戰亂史太長太頻密,雖然找找,都能找出大師藏身其間。

這好比你每天刷網頁找資料,總會有網頁蹦出美女圖來;你女朋友每天視察你兩次,每次兩小時,看到就大驚小怪”哎呀,我隨便看看每次都看見你蹦美女圖,敢情你工作就是看美女圖啊“——這種時候你除了說”我每天也就工作八小時,都被你看了佔一半時間了“,還能怎麼著呢?

為什麼中國在文化上大師輩出的美好時代大多是戰亂時代?搖滾死兔子2013-10-02 15:21:28

這個問題告訴我們少上知乎多讀書

為什麼中國在文化上大師輩出的美好時代大多是戰亂時代?莫談國是2013-10-06 22:54:02

這是我對第一個回答的一點質疑,我直接弄來也可以作為對你這個問題的回答了。

第一

我從細節出發無論是戰亂時代還是和平時期都有理想主義者為著自己的種種因由自殺,海子山海關臥軌是和平年代吧?我覺得你戰亂年代知識分子自殺多站不住腳,

或者說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因為恨亂世就自殺了(畢竟誰也不喜歡亂世,尤其有良心的知識分子,但這和客觀上亂世知識分子掌握更大話語權,擁有更高威信,被統

治者更加重用並擁有更多機會改造國家和世界並不矛盾);第二我覺得戰亂年代群雄爭權,需要的當然是人才,所以才會尊重知識分子,一旦掌權之後知識分子就成

為自己的附庸和傳聲筒,不然就被幹死,我覺得這才是為什麼我們覺得戰亂年代(其實事實上也是)文化

反而比和平年代繁榮的原因。舉個例子吧,1958年太祖反右傾運動時就說過“引蛇出洞”的無恥言論,我不準備詳述,我可以給你這本書:丁抒《陽謀,反右傾

運動始末》,這本書論證嚴謹可靠,可以拿來讀一讀。最後再說一句,最近50年對有血性和理想的知識分子的荼毒,真是無比慘烈。

為什麼中國在文化上大師輩出的美好時代大多是戰亂時代?龍天翊2013-10-06 23:35:11

樓主馬哲老師死的早啊......

這個問題恰恰是我曾經著重向大學老師請教過的,當時我的看法同樓上諸君差不多,其結果是招到我老師從頭到腳的深刻批判。首先,對於文化大師的定義就非常有難度。自古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有些人當時名聲不顯,後世卻享譽甚隆,比如《陋室銘》中“西蜀子云亭”的楊雄楊子云;有些人則是國內知之者甚少,國外卻知名度極高,牆裡開花牆外香,典型的就是近代學貫中西的辜鴻銘老爺子;與此同時,享譽當時但站在中國文化整體視角來看價值卻不大的也不在少數,比如程朱理學之流。所以說,誰是大師當真讓人傻傻分不清楚,這也就判定了這個問題缺乏深入研究的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和民國時期為什麼大師輩出?我老師這麼調侃我:幸虧這個問題問的是歷史老師,要是馬哲老師他當場就得氣死。天天揹物質決定意識,生產力發展引領社會思想進步,結果卻簡單的把問題的答案歸結於戰亂與否或是其它偶然性極強的因素,實在是一件讓人慚愧的事。春秋戰國時期和民國時期,是中國面臨生產力跨時代大發展的歷史時期,生產力、生產工具以及生產關係的跨時代變革造成了激烈的思想碰撞,這種思想碰撞掀起了思想進步的狂潮。這一點是春秋戰國時期和民國時期所謂“大師”無論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都優於中國歷史其它時期的基礎。

我老師的觀點是,春秋戰國時期和民國時期是中國特色封建社會的開始和結束。這兩個時期的社會變革同中國歷史上政權更替、朝代興衰似的社會變革有著本質的區別——亂與亂有不同!從漢朝建立以後,中國形成了君權、官權和民權的三權分立。皇上管理百官,百官剝削百姓,老百姓逼急了造反換皇上,皇上再選百官管理百姓。這是一個穩定的迴圈。物質決定意識,在這個穩定的社會體制下其核心思想強大而又缺乏對手。這也就是幾千年來中國主流思想雖然不斷融合其他民族,但本質基本不變的原因。同時也是造成了這一歷史時期所謂“大師”的思想往往可以看成是對歷史主流思想不同角度註解的原因,所以讓人覺得這時候的“大師”含金量有問題。

綜上所述,文化大師的出現同戰亂與否沒有必然聯絡,戰亂往往意味著打破與融合,在融合的過程中的確會發生一些變化,甚至激起朵朵浪花,但終究無法掀起思想變革的狂潮。而春秋戰國和民國時期,則恰恰是處於社會變革的風口浪尖,因此是其它時代所不能比肩的,或許就是時勢造英雄的另一種說法吧。

如果樓主覺得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質變帶來思想變革,思想變革使大量優秀學者不斷湧現的說法理解上有問題,那麼我們可以換一種說法(我古代文學老師的說法)。春秋戰國以及民國時期的學者和中國其它時期的學者,對於“中華”這個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恰恰是對於核心問題的理解決定了水平高低。

如果樓上諸君站在今天的大中華角度去看待春秋戰國或是民國時期,那麼從根上就錯了。春秋戰國時期根本沒有中華的概念,那個時候的“大師”可都是國際性人才。他們施展才華的平臺是國與國之間,專業是國際關係以及國家政策的制定,面臨的結果是生與死、存與亡;而民國時期,學者必須思考,面對一個全新的世界,我們的中華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對於這個問題思考的深度,中國歷史上其它時期的學者都難以企及這兩個時代的學者,缺乏這種生死存亡的緊迫感。所以也就使得春秋戰國和民國時期成為大師輩出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