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八至七世紀（大約是中國的東周早中期），伴隨著古希臘城邦國家的興起，希臘以全體公民共同參與城邦事務、廢除王位子嗣世襲為核心內容的民主制度開始萌芽，許多城邦都建立了公民會議和貴族會議（或稱長老院）；官職由選舉或抽籤產生，且實行任期制；國家大事都須經“兩院”討論表決。儘管仍有債務人、奴隸以及婦女不得參加公民大會的規定，長老會也很可能被貴族寡頭控制，但城邦的國王或最高執政官的權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平民也能在國家重大事務上有發言權，每個公民理論上都有成為城邦最高執政官的機會。但由於貧富過於懸殊，經濟上的貧困限制了占人口大多數的平民的政治權利，平民力量十分薄弱，加上貴族之間為控制貴族會議的爭權奪利，社會矛盾仍十分尖銳。

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執政官。梭倫上任伊始即進行大刀闊斧的政治體制改革，給予公民更多的政治權利，解放了大批因貧困欠債而失去公民權的平民；廢除世襲貴族；頒佈新法律，設立陪審法庭，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元前507年，克里斯提尼當選雅典執政官。在梭倫改革的基礎上，克里斯提尼進一步對雅典政制進行了改革和修正，抽掉了貴族權勢的根基，有效防止了貴族操縱選舉；抽籤選舉最高執政官，使平民擔任最高官職的機會大大增加；制定了“陶片放逐法”，公民大會有權透過表決驅逐甚至處決國王或最高執政官。此後在歷屆後任者不斷推進和完善下，雅典政制更加完善、健全。期間出現過貴族寡頭復辟、僭主自立為王等反覆，但全社會的民主意識已不可逆轉，倒行逆施行為能被及時制止。民主制度調動了全民的積極性，在波希戰爭中雅典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為希臘戰勝強大的波斯帝國立下大功。到了伯里克利（公元前443年起連續15年被選為雅典最高執政官）時代，雅典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步入巔峰，成為希臘地區最強盛的城邦國家，產生了一批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為全世界留下了輝煌燦爛的政治遺產和文化遺產。

距今兩千多年前，世界上就能出現如此較高文明程度的民主制度，不能不說是一個石破天驚的奇蹟，令今人驚歎不已。此處摘錄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葬禮上的演講》中的一小段，從而窺探兩千多年前雅典民主政制之一斑：“我們的國體之所以被稱作民主，是因為權力不是被少數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當私人糾紛產生時，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讓一個人負擔公職優先於他人的時候，所考慮的不是某一個特殊階級的成員，而是他們有真正的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夠對國家有所貢獻，絕對不會因為貧窮而在政治上湮沒無聞。”這樣的“豪言壯語”，今天聽來也許毫無新意，全世界幾乎所有執政者都能脫口而出。但你再思忖一下，伯里克利說這番話是在公元前431年，距今已近兩千五百年，你還會覺得毫無新意嗎？在遙遠的中國，正是兵荒馬亂屍橫遍野、宮廷濫殺層出不窮的戰國時代。那一年，楚簡王大軍的鐵騎踏平了莒國的城牆。往前十年的前441年，周定王崩殂，立長子姬去疾為王。三個月後，其弟姬叔殺姬去疾自立為王。五個月後，少弟姬嵬再殺其兄姬叔自立為王。往後九年的前422年，晉國國君姬柳之妻秦嬴為立兒子姬止為王而將姬柳襲殺。

由於地理位置的毗鄰和貿易往來的頻繁（亞平寧半島南端以及西西里島當時屬於大希臘殖民地，見圖），希臘政制必然影響到古羅馬。大約公元前540年，羅馬王圖利烏斯在梭倫改革的影響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內容與梭倫改革大同小異，建立了百人會議（公民大會的前身），與元老院分庭抗禮。公元前509年，羅馬王政時期最後一個王塔克文被推翻，自此，羅馬進入共和時代。當年頒佈《瓦勒裡法》，允許公民對行政官濫用職權提起申訴。公元前494年透過法案，允許平民擔任各級官職；公民大會選舉產生的“保民官”有權否決元老院對平民的不當判決。公元前450年，制定了羅馬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銅表法”，貴族的權利和特權受到很大約束。公元前445年，廢除了平民不得與貴族通婚的規定。公元前376年透過新法，（貴族）佔有公有土地不得超過一定數額；兩名最高行政官中，必須有一人由平民擔任。公元前326年，透過《波提利阿法案》，免除了平民因債務而被迫人身依附淪為奴隸的威脅。

公元前四世紀三十年代，馬其頓佔領希臘。公元前二世紀中後期，羅馬帝國成為希臘本土的主人。希臘人或流徙、散佚，或被其他民族逐漸同化，希臘國家不復存在，但古希臘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遺產已被羅馬帝國完整繼承下來。儘管古羅馬的民主制度在發展過程中曾有過挫折甚至倒退，但來源於古希臘的民主政制框架始終存在，“兩院”制、公選領導人、權力制衡、依法治國等民主政制元素沿襲至今。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亡於以日耳曼為主的北方蠻族，歐洲進入大割據、大分裂時期。羅馬帝國的政制框架被隨之而起的眾多歐洲國家所繼承和延續。而後有過長達近千年的中世紀黑暗時期，民主政制的發展再一次遭受重大窒礙，但至少在形式上並沒有被廢棄，某些方面還有所進步。歐洲文藝復興以降，民主政制再度勃興，特別是工業革命和近代啟蒙運動後，民主政治體制為西方國家普遍接受，廣為普及。二次大戰以後，亞非拉殖民地紛紛獨立，大多數國家選擇了帶有明顯古希臘特徵的民主政制。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東歐各國包括俄羅斯也選擇了以公開選舉、“兩院”代議制、權力制衡為主要特徵的政治制度。

當今世界大部分國家的政治制度，其淵源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以雅典、斯巴達為代表的城邦政制。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古希臘民主政制是當今大多數國家政治制度之濫觴。19世紀的英國詩人雪萊曾大為感慨地說：“我們都是希臘人”，其意為我們都是希臘民主政制的傳承人。

有一個問題一定隨之而來：為什麼古希臘人在兩千多年前會選擇了一種和我們的祖先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我們的中學教科書上有“一錘定音”的答案：環境決定說、奴隸制經濟說、“小國寡民”說。這個答案一定是金科玉律嗎？難道就不可能是借鑑、學習、引進其它文明？這一直是一個頗有爭議也是饒有趣味的問題。

論歷史久遠，古希臘文明可以排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古埃及之後為世界第三古老文明，希臘克里特島米諾斯文化Ⅰ期出現在公元前3100年，建造了具有政府管理功能的皇宮，公元前1800年左右產生了文字（線形文字A），具備了人類文明起源的所有條件。但眾所周知，世界四大古文明發源地並沒有包括古希臘文明，原因是古希臘文明並非原發文明，而是大量吸收了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以及古埃及文明元素的次生文明。

開啟世界地圖我們可以看到，發源於今屬土耳其安納托利亞高原的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由北向南流入波斯灣，兩河之間那片“新月沃土”就是人類最古老的文明發祥地美索不達米亞，美索不達米亞其名來源於古希臘語，意即“兩條河流之間的土地”。那裡誕生了令後人歎為觀止的人類早期文明，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公元前3000年左右，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由長者組成的“上院”和由男性士兵組成的“下院”，城邦的重大事務須透過“兩院”表決。寫於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史詩《吉爾伽美什》中有一段描述，記錄了某次與外邦的戰爭前究竟是戰是和的“兩院”討論情況。說明當時有些城邦政體很可能是共和性質的，比如拉格什、溫瑪等。國王、長老會和公民大會之間形成了一種類似“三權分立”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相互制衡的作用。

考古發現揭示，蘇美爾城邦時期，許多國王聲稱自己是由神在人民中間挑選出來的。這種說法似乎可以證明：國王並非都是世襲；公民大會有權決定國王的廢立。

古亞述帝國統治時期，城邦實行的是貴族寡頭共和制，國家大權掌握在貴族會議（長老會）手裡，不設公民大會。首領負責召集長老會議，但沒有太多的實權。另外每年在公民中抽籤選出一位“名年官”，負責管理城邦的財政。

公元前十六世紀後半期，赫梯國王鐵列平實行政治改革，建立公民會議和貴族會議，對王室內部的紛爭起監督和制止的作用，王公貴族包括國王無論誰犯罪，公民大會都有權將其逮捕法辦。

用法律來規範社會生活秩序也是兩河流域先人的創舉。1952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克萊默在巴比倫出土的大量泥版殘片中發現了作於公元前二十一世紀的《烏爾納姆法典》殘片，儘管已大部散失，但這是迄今發現的人類最早的成文法典。

公元前1755年，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在位，頒佈了《漢謨拉比法典》。該法典鐫刻在一塊黑色玄武岩上，並被完整地保留下來。《漢謨拉比法典》較為詳盡地規範了古巴比倫時代社會生活秩序和人們的言行，是人類向文明邁進的關鍵一步。儘管現在看來，許多條款過分嚴苛，不近人情，但無論是布衣藜藿還是達官顯貴，畏懼法律也尊重法律形成風氣，誰都不敢恣睢放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較大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古巴比倫時期很少有奪嫡爭王、宮廷殺戮、貧民造反等引發的社會混亂和民變、兵變。人類尊重法律和法庭的尊嚴，用法律規範自己的言行，始自古巴比倫時代。《漢謨拉比法典》不僅被後繼的古代西亞國家如赫梯、亞述、新巴比倫、波斯等繼續採用，也被古希臘人吸收應用，進而對歐美乃至全世界法律體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是世界上所有法律的共同“祖先”。

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逐漸培養起公民的契約精神。美索不達米亞的先民們，很早以前就懂得合同契約的重要性，兩河流域地區迄今已出土了幾百份寫在泥版上的各類合同，範圍涵蓋貿易、法律、婚姻、債務、財產繼承贈與等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最早的合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800年。經過幾千年的積累和沉澱，伴隨著法律的不斷完善，社會生活中協議、合約廣為流行，尊重契約，信守承諾，成為人們內化於心的習慣。

公元前1265年，赫梯國王哈圖什裡三世和埃及國王拉美西斯二世簽訂了一個協議來消弭分歧，同意停止互相征伐，尊重各自的國界。這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國與國之間的和平協議。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在世界人類文明程序中佔據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是全人類的珍貴遺產。通常認為，世界四大古文明只有中華文明血脈尚存，延續至今，其它三大古文明早已湮滅在歷史深處。這種說法並不全面，這只是專指民族、人種而言，兩河流域及至西亞地區的蘇美爾人、阿卡德人、亞述人、赫梯人、凱喜特人、迦勒底人、腓尼基人、埃蘭人等眾多民族，在幾千年歷史長河中互相之間或和世界其他民族之間融合同化而消失，今天已無蹤可尋，但它們所創造的文明並沒有消亡，且源遠流長，延綿不絕，融入了人類文明的漫長程序中，直至今天。

讓我們再回到世界地圖前。希臘和亞洲最西端的小亞半島，僅被一片愛琴海所隔，直線距離約為400公里，至美索不達米亞中心區域直線距離也只有兩千公里左右。由於希臘半島山多地少，土地貧瘠，大約在公元前1400年開始，希臘本土人即開始向外尋找更適合的居住地，希臘人因此成為世界上最早利用航海技術大規模向海外貿易、殖民的民族之一。公元前八至七世紀，是希臘歷史上向外殖民的高潮時期，希臘移民最西到達了伊比利亞半島東部，北面到達了黑海北岸，南面到了下埃及，小亞半島西海岸更是成為和希臘本土隔愛琴海相望的離岸“本土”（見圖），與當時兩河流域的亞述帝國相鄰而居，交往十分密切。也正是在這段時間，希臘各城邦陸續建立起以“兩院制”、民主選舉、權力制衡為主要特色的民主政制，至伯里克利時代達到了巔峰，即使在今天看來，也基本具備了一個民主國家的所有要素。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希臘人在與兩河流域文明的長期交匯和融合中，不僅學習引進了文字、文學、數學、農曆、太陽曆、戰車、度量衡、制鐵術等科學技術，也學習引進了“兩院”制、尊重多數人意志、權力制衡、依法治國等觀念和制度，和希臘的地理環境和經濟文化現狀相契合，經過改進提高，至公元前6-5世紀形成了一套以雅典和斯巴達為代表的古希臘政治制度。100年後，著名的古希臘先哲亞里斯多德寫下了流傳至今的不朽名篇《雅典政制》，詳細而準確地記錄下了自梭倫改革至伯里克利時代雅典社會的政治制度，為後人留下了一份珍貴的遺產。

“近東諸文明是西方文明最早的源頭”的觀點正在越來越多地被學界所接受。美國科學史專家喬治·薩頓說：“我們沒有權利無視希臘天才的埃及父親和美索不達米亞母親。”英國數學家和哲學家懷特海也說過：“我們（指歐洲人）從閃族人（兩河流域先民的共同祖先）那裡繼承了道德和宗教。”

今天我們有理由這麼認為：肇始於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的政治制度，經過古希臘時代、古羅馬時代的揚棄取捨，一脈相承，延綿至今，成為當今大多數國家政治制度的歷史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