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沈萬三確實是個值得研究的人物。從明代起，他幾乎成了富翁的代名詞。嘉靖年間嚴嵩柄政，浙江嘉興縣一位丙辰進士花了23000 兩銀子買選得吏部考功司主事，“時人號曰：沈萬三官”（注：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三五。）。萬曆年間刊行的《

金瓶梅詞話

》裡潘金蓮就兩次引用諺語：“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注：見《金瓶梅詞話》第七十二回。第三十三回中引這句諺語時文字稍異：“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彎，人的名兒，樹的影兒。”）真可說是名播大江南北，婦孺皆知。近年來，更掀起了一股沈萬三熱，他住家的地方周莊——今屬太倉市，成了旅遊勝地。沈萬三故居——沈廳（據說是清朝乾隆年間整修過的）吸引了眾多參觀者。鎮上小店裡賣的“萬三蹄子”、“萬三餅”，更使旅遊者於大飽眼福之餘增添了口福。

反觀史學，卻嚴重滯後，史學界連沈萬三及其家族的基本情況都不甚了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明清野史筆記中敘述沈萬三的傳說較多，個別“史料”又被採入《

明史

》，給人以滿足和誤導的作用。限於篇幅，野史筆記中的記載不能一一列舉，只把1979年修訂本《

辭源

》中的條目抄錄於下，以見一斑：

〔沈萬三〕明吳興人，字仲榮。後移居蘇州。鉅富，稱江南第一家。朱元璋建都南京，召見，令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斤。甲馬錢穀，多取資其家。其後以罪發戍雲南（一說遼陽），子孫仍為富戶。萬三豪富事，民間傳說甚盛，但諸書記載互有出入，已難詳定。參閱明謝肇＠①《五雜俎》三《地部》一、五《

人部

》，黃＠②《蓬窗類記》一《賦役》，孔適（按，當為孔邇）《雲蕉館紀談》，清姚之＠③《元明事類鈔》十七《

富豪

》，《明史·高後馬氏傳》（注：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辭源》第三冊，第1731頁。民國二十五年中華書局版《辭海》巳集，第31頁亦有［

沈萬山

］條雲：“相傳為元末明初之金陵鉅富，其名籍事蹟，諸書所載不一”，下面引文神話色彩頗重。）。

這條釋文與沈萬三的真實情況相距甚遠，釋文字身也多屬疑似之詞。近年來史學著作中述及沈萬三大抵都只說他是“明初”或“元末明初”富戶，洪武年間被抄家充軍，詳情無考或難考。沈萬三家族的事蹟直接關聯著元、明的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諸多領域。

沈萬三家族在明初號稱“江南首富”，那麼，沈家是怎麼致富的？是大地主還是“通番”貿易的鉅商？這應屬於經濟史研究的範疇。沈萬三家族是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以後因牽入“藍玉謀反案”而一敗塗地的，“胡黨”、“藍黨”是明初洪武年間震驚全國的政治事件，說沈萬三家族同政治史密切相關並無誇張之處。沈萬三家族在婚姻關係等方面有一些難於理解的事，可作為研究社會風俗史的資料。至於同文化史的關係，沈萬三及其家族中的一些人雖算不上文人雅士，但也並不是許多人想像中的守財奴，而是知書達禮，甚至愛收藏字畫古董附庸風雅的。上引《金瓶梅詞話》中諺語又可證其與文學史有關。

沈萬三的知名度既然如此之高，他的家族又有這樣多重的研究價值，下功夫探討一番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一、沈萬三是元朝人，有關他本人在明初的一切“事蹟”純屬訛傳

到目前為止，從民間到學術界都說沈萬三是明初人，至少認為他的主要事蹟發生在明朝洪武年間。這是一個絕大的錯誤。沈富（沈萬三）的確切生卒年雖然難以考出，但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可以確定的。《吳江縣誌》說：“

張士誠

據吳時萬三已死，二子茂、旺密從海道運米至燕京。”（注：乾隆十二年《吳江縣誌》卷五六《舊事》。該書按語稱：“莫志（即莫旦撰弘治元年《吳江志》）雲：張士誠據吳時萬三已死，而此（指王世貞《國朝叢紀》）雲萬三嘗伏法，高皇帝籍沒其家。《明史》亦云洪武時沈秀助築都城、請犒軍。其事互異，未知孰是？”很明顯，當地方誌的作者知道沈萬三並沒有活到明朝建立，乾隆志刊行已在欽定《明史》頒佈之後，不得不加上這麼一段按語，以免同欽定史籍直接＠④牾。）張士誠的軍隊攻佔平江路（蘇州）是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這就是說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時候，沈萬三已死去12年以上。《吳江縣誌》的記載是否可靠，我以為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考察：一是就沈萬三子孫的生活年代來推算；二是從同沈氏家族有密切關係的人士的記敘中來論證；三是從可信文獻中看沈萬三本人的活動年代。

（一）沈萬三家族的基本情況

首先，讓我們看看有關沈萬三家族的幾件原始材料。明初翰林學士劉三吾的《

坦齋文集

》內有沈萬三侄兒沈漢傑的墓誌銘，對於瞭解沈萬三家族的真實情況有重要意義，現轉錄如下：

故吳興處士沈漢傑墓誌銘

自予備官春坊詞垣以來，日於班次拱聽聖訓，恆錢穀所暨必首稱吳中沈氏。國初，有萬三公、萬四公兄弟率先兩＠①戶家輸其稅石者萬。玉音嘉嘆久之。復獻白金為兩者千五以佐用度。上曰：“爾心誠忠，意誠厚，第系天下觀望，萬一人人相效，是啟利原，一有不效，人必不自安。我今富有天下，政不少此也。”好語卻之，不得，乃俾任所意造廊房楹者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千，務罄是金乃已，其誠至若此。嗣是厥家或被告訐，或旁累所逮，往往曲為肆宥。宸衷眷注固多沈氏長者，亦以風厲天下也。以任海內戶家為京官，六曹近侍各舉所知，惟萬四公曾孫＠⑤簡在帝心，首擢奉訓大夫、戶部倉曹員外郎，例不受祿，繼有旨願受者聽。＠⑤辭曰：“臣＠⑤誠不敢以富饒故妨諸戶家，念臣一門自國初到今屢蒙恩宥，得保有妻孥田廬，已逾素望，又尊官之榮逮妻子，何敢更受祿哉。”叩謝至再，上愈益器重之。日請於予曰：“先父漢傑公沒且二十稔矣，多事因循，未遑暴先德＠⑥諸石，學士如肯賜之文，旦夕具行述以請，則諾之。後數日，介吾徒今兵曹書佐蔡誠導之來，持鄉貢進士蕭放所狀，宥以幣端，再拜請銘。按狀：漢傑之先吳興人，家南潯，其大父＠⑦始徙今姑蘇長洲之東蔡村，愛其水田膏沃，土俗忠樸，因家焉。人遂以其所在＠⑧萊未田者歸之，躬率子弟，服勞其間，糞治有方，＠⑨＠⑩有法，由此起，富埒於素封。恆謂二子：“樂莫如兼濟。”二子世遵先訓，益大厥家，長諱富，字仲榮，即

萬三公

；次諱貴，字仲華，即萬四公。仲華二子：德昌其長，漢傑其次。漢傑復善相土之宜，徙家西之北周莊，讀書勤生，浸廣先業，在裡中為人排難解紛，奔人之急甚己之急，鄉里誦其有祖、父長者風。妣邑中富室張氏，婦道母儀，甲乙是邦，先夫子二年卒，附葬其兆。二子：長即＠⑤，娶龔氏；次瓊，娶唐氏，皆簪纓族。二女：德寧適吳江曹為儒家子；妙智贅張進知

紹興

、諸暨縣。孫男三，曰海、曰廣、曰京華；孫女一，妙善，適曾堅，前黃陂縣尹＠（11）之子：皆＠⑤出也。處士生元延＠⑦庚申（1320年） 月日，卒以大明洪武辛亥（1371年）五月十三日，壽五十有二。其月二十九日葬於南興隆蕩之北。嗚呼，若處士誠如太史公所謂君子之富好行其德者矣。夫惟由本富起來，本之富者支亦富；由好德為心，嗇其清貴於前者必兼有貴富於其後。斯宰物者報施善人之道也。是宜銘，銘曰（下略）（注：劉三吾：《坦齋文集》卷下。）。

劉三吾這篇墓誌銘明言沈漢傑死於洪武四年（1371年），過了20年之後應沈＠⑤之請而作，撰寫時間當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主要材料又得自沈＠⑤提供的行狀，應當說是相當可靠的。然而，在反覆閱讀這篇

湖廣茶陵

人的大手筆之後，總覺得有些不足，且不說限於墓主是沈貴（萬四）的後裔，對沈富（萬三）只能一帶而過，問題是作者前面寫沈＠⑤是

沈萬四

的曾孫，後面依據行狀沈＠⑤顯然是沈萬四的孫子（注：明中期董斯張撰《吳興備志》卷二九記沈萬三事引劉三吾《沈漢傑墓誌》前半段，卻未用沈＠⑤提供之行狀。張＠（12）撰《吳中人物誌》卷四《沈＠⑤傳》未註明材料出處，實亦同董書。故兩書均雲沈＠⑤為沈萬四曾孫。明人之勇於著書而疏於查檢，於此可見。）。又如他說沈家向朱元璋獻上1500兩銀子，用來建造廊房650楹，給1000名軍士提供甲馬，銀子數額過小辦不了這麼多事。《吳江縣誌》記載：“沈萬三秀有宅在吳江廿九都周莊，富甲天下，相傳由通番而得。張士誠據吳時，萬三已死。二子茂、旺密從海道運米至燕京。洪武初，以龍角來獻，侑以白金二千錠、黃金三百斤，甲士十人、甲馬十匹，建南京廊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樓四座，築城＠（13）階，造鐵橋水關諸處，費鉅萬萬計。時方徵用人才，茂為廣積庫提舉，旺之侄＠⑤為戶部員外郎。”（注：乾隆十二年《吳江縣誌》卷五六《舊事》。）據廖道南作《

劉三吾傳

》，劉三吾是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由茹＠（14）推薦入朝任左春坊左贊善，不久升學士（注：焦＠（15）：《國朝獻徵錄》卷二○。《明史》卷一三七《劉三吾傳》即採此說，並雲三吾時“年七十三矣”。鄭曉《吾學編》名臣記卷四《學士劉公》記“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14）薦，徵至，老矣，應對詳慎，上善，除左贊善，歷升翰林學士。”據《明太祖實錄》卷一七○，洪武十八年正月甲戌，“以儒士劉三吾為左春坊左贊善”。茹＠（14）薦舉在十七年，次年正月至京授職。）。由於入朝較晚，他在侍從時固然可以聽到朱元璋誇獎“吳中沈氏”，但對“國初”（即洪武初年）的事情就未免隔膜，把沈萬三的兩個兒子向朱元璋獻上大批金銀誤認作沈萬三兄弟並不奇怪。沈＠⑤送了潤筆請這位“翰林之大老”（注：《國朝獻徵錄》卷二○《翰林學士劉三吾傳》，未註明作者。）為其父撰寫的墓誌銘大概只有稍加改動才能付之鐫刻立石。自然，劉三吾答應為沈漢傑寫墓誌銘，沈＠⑤提供的行狀才能儲存下來，劉三吾聽說的一些沈家情況儘管不大準確，也有一定參考價值。

元末明初人王行撰《沈榮甫墓誌銘》中說：

榮父，姓沈氏，諱榮，世為蘇之長洲人，考富（即萬三），妣曾。生於元大德十年（1306年）春正月閏之甲申，卒於國朝洪武九年（1376年）秋八月之壬寅，得年七十有一，娶葉氏先卒。丈夫子二：長森，次彬，森先七月卒；女子四：德淑適何、德美適張、德儀適周、德誼適錢，皆同郡也。孫男三：經、＠（16）、紳；女二：徽、徵。以九月甲子葬尹山鄉長山之原（注：明弘治刻本王行《半軒集》卷九。按，古文中“甫”字與“父”字相通，弘治刻本墓誌銘中均作“榮父”，臺灣影印《

四庫全書

》第1231冊收《半軒集》將開頭的“榮父”改寫“榮甫”，但下文仍作“榮父”。）。

《沈茂卿墓誌銘》雲：

茂卿，諱森，姓沈氏，茂卿其字也。世吳人，祖富，父榮，妣葉，生元天曆二年（1329年）蜡月壬寅，卒國朝洪武九年如月戊辰，年四十有八，娶程氏，子男一人經，女二人：德徵、德徽。卜葬地得吉於長洲縣尹山鄉長山之原（注：《半軒集》卷九。）。

明洪武元年（1368年）時，沈萬三（沈富）的兒子沈榮已經62歲，孫子沈森39歲，上距沈萬三的出生至少在80年以上。我們固然不能僅憑這一點就斷定沈萬三絕對活不到80多歲，親眼看到大明帝國的建立，但是，沈榮的墓誌銘足以推翻明代大量野史筆記併為《明史》採用的沈萬三在洪武年間被充軍雲南的說法。清代經長期纂修到乾隆四年正式頒行的欽定《明史》卷一一三《高皇后傳》記載：“吳興富民沈秀者，助築都城三之一，又請犒軍。帝（朱元璋）怒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後（馬皇后）諫曰：‘妾聞法者，誅不法也，非以誅不祥。民富敵國，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災之，陛下何誅焉？’乃釋秀，戍雲南。”試想，明軍在大將傅友德、藍玉、沐英率領下，進兵雲南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開始的，至十五年（1382年）平定該地，即便沈萬三還活著，而且在平定雲南之年立即把他充軍該地， 沈萬三也當在100歲上下，這種奇談怪論能相信嗎？明代野史筆記中關於沈萬三的記載多得很，有的是把民間神話傳說記錄下來，有的是不瞭解真相，把沈萬三子孫的事情附會成了沈萬三本人。《明史》的纂修者往往並未加以核實，僅依據某種記載敷衍成文，一經皇帝“欽定”便成了“權威性”的正史，影響非常惡劣。乾隆十二年《吳江縣誌》以沈萬三死於元代為主說，另引《明史》等異說，稱“未知孰是”。道光年間纂修的《

昆明縣誌

》卷六下《寓賢》記：“沈秀，吳中富民也。明太祖定都金陵，嘗助築城三之一，又請犒軍。太祖怒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高皇后語曰：‘妾聞法者誅不法也，非以誅不祥。民富敵國，民自不詳；不祥之民，天將災之，陛下何誅焉？’乃釋秀，戍昆明。”很明顯，這是在清代文字獄淫威下秉筆者屈從於“欽定”史籍的例證。

沈萬三的另一個兒子名叫沈旺。下面摘錄有關沈旺家庭的一份史料作為佐證。清道光年間在周莊鎮東穎村出土了明初崑山人盧充＠（17）撰《故沈伯熙墓誌銘》，序文雲：

公諱莊，字伯熙，姓沈氏，蘇人也。其先世以躬稼起家，曾大父＠⑦由南潯徒（當做“徙”——引者）長洲，見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即沈萬三）嗣業弗替，嘗身帥其子弟力穡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難，鄉人以長者呼之。父旺丰姿龐厚，有二子，長曰至，季即伯熙也。伯熙為人持重和遜，衣冠步趨＠（18）如也。平居善事親，喜接賓客，閭＠（19）間禮容恂恂，不倚富以自矜，雖愛憎一人亦罔形乎詞色，內外感德之。尤克紀綱家事，好蓄書史奇玩，每清暇則出而陳之，坐若翁於堂上，俾家人具酒饌，伯熙與其兄獻壽稱觴，怡怡懌懌，一門之內父子昆季藹如也。洪武十九年春，兄至以戶役故，縲＠（20）赴秋官，時伯熙亦獲戾京師，適與兄同系獄，入則抱其兄痛泣曰：“吾兄素羸，不堪事，今乃至於斯耶！”既而伯熙先出，遂得疾甚，藥莫＠（21），竟以其年五月二十一日卒於京，春秋四十。以是月二十七日權厝於上元縣之礪石岡。去年冬，兄子德全舁櫬歸，未克葬。今始營新邱於長洲二十六都影村羔景字園之原，將卜以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窆焉。伯熙凡兩娶唐氏，俱無子，先卒；後娶郭氏，生男一人曰基，甫六歲（注：光緒八年《周莊鎮志》卷三《冢墓》。按，盧充＠（17）名後原注“南昌人”，其實盧氏祖籍為江西武寧，武寧在元代屬

龍興路

，故自稱“南昌人”。至少從其祖父盧觀起已居於崑山，父名盧熙，洪武初任睢州同知，卒於官，其伯父盧熊元末任吳縣訓導，明初任兗州知府，即洪武十二年《蘇州府志》的作者，書成後不久即被朱元璋誅殺，盧充＠（17）“嘗被薦給事誥敕”，負其伯父骸骨歸崑山，“杜門著書，絕口不復言仕”。見

張大復

《梅花草堂集》卷一《皇明崑山人物傳》。）。

沈伯熙

（沈莊）的墓誌銘印證並且補充了沈＠⑤提供的沈漢傑行狀中關於沈家的基本情況。到洪武十九年五月沈莊病死於南京時已經40歲了。墓誌序文中敘述沈莊生前的情況：“坐若翁於堂上，俾家人具酒饌，伯熙與其兄（沈至）獻壽稱觴，怡怡懌懌，一門之內父子昆季藹如也。”沈旺顯然是一家之主，如果沈至、沈莊的祖父沈富（萬三）在洪武年間還活著或者被充軍，文章的語氣就決不會這樣寫。

上面依據可靠史料指出沈貴（萬四）的兒子有

沈德昌

、沈漢傑，孫子有沈＠⑤等人；沈富（萬三）的兒子有沈榮、沈旺，但是沈萬三的兒子不止兩個，他的後裔情況仍然不大清楚。上引乾隆十二年《吳江縣誌》記載沈萬三在元朝末年已經去世，“二子茂、旺密從海道運米至燕京”。到明朝洪武年間，“時方徵用人才，茂為廣積庫提舉，旺之侄＠⑤為戶部員外郎”（注：乾隆十二年《吳江縣誌》卷五六《舊事》。）。這裡提到的沈茂看來並不是沈榮，因為王行撰《沈榮甫墓誌銘》中沒有提到他出仕於明，任廣積庫提舉，而且早在洪武九年即已去世。那麼，沈茂是不是下面說的沈達卿抑或是誤傳呢？現在還說不準。

沈達卿，據英宗正統年間（1436—1449年）蘇州府人杜瓊作《王半軒傳》（注：見明弘治刻本《王半軒集》書首目錄之後、卷一之前；《四庫全書》本將杜瓊文移至集尾。又，原文註明作於正統己卯秋八月，正統無己卯年，但文後有景泰改元夏五望日同郡人監察御史鄒亮跋，可知確為正統年間所作。）雲：“半軒，諱行，字止仲，王姓，半軒其號也。……長洲周莊沈達卿，其父號萬三秀者貲雄當世，為禮聘於家塾，每成章輒償白金以鎰。半軒概麾去，曰：‘使金塢可守則燃臍之慘無及也。吾言止如是，直何濫取多田翁為哉！’三吳鼎沸……”（注：崇禎十五年《吳縣誌》卷四八收王行傳，並註明出自《杜瓊志略》，卻擅自把原文中“長洲周莊沈達卿，其父號萬三秀者貲雄當世，為禮聘族家塾”刪改為“長洲周莊沈萬三秀者貲雄當世，為禮聘家塾”，把沈萬三的兒子寫成了沈萬三本人。傅維鱗《明書》卷一四六《王行傳》沿襲其誤，作“長洲沈萬三秀者，資雄當世，為禮聘於家”。）據此，沈達卿是沈萬三的兒子，看來達卿是字，而不是名。沈達卿在元末明初蘇州（元平江）文人中頗有名氣，著名詩人高啟（青邱子，洪武七年因替蘇州知府魏觀作府治上梁文被朱元璋腰斬）有《寄沈達卿校理》詩（注：高啟：《高青邱集》卷一三《

五言律詩

》。），楊基也有《雨中懷沈達卿、茂卿》詩（注：楊基：《眉庵集》卷八。茂卿為沈森字，達卿之侄。），釋道衍（姚廣孝）為沈達卿所建《清安堂》寫了銘和序（注：姚廣孝：《逃虛類稿》卷三《獨庵集》。）。至於王行同沈達卿的關係就更是非同一般，上引杜瓊作傳已提到他在“三吳鼎沸”（當即張士誠軍入平江）以前就曾應沈達卿之聘任其家塾師，這是王行在沈家第一次坐館，可能是教沈達卿之子沈伯凝等沈家子弟讀書。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前後他又第二次到沈達卿家任塾師，洪武十五年九月王行寫的《佳聲樓記》一文中說：“長洲沈達卿予友也，志於教孫，其子伯凝也，勤於教子，從予遊者曰程、曰巽、曰衡，所謂孫若子也。”（注：王行：《半軒集》卷四。）在《沈文權字說》中雲：“姑蘇沈氏以雄資巨族聞海內，有子名巽，字文權，簡厚寡默，乃父伯凝謹於教子，命之從餘遊”（注：《半軒集》卷七。）。《沈文矩字說》中則說沈文矩是沈伯凝的仲子沈程的字（注：《半軒集》卷七。）。王行撰《清安堂記》雲：“東陽沈達卿氏居吳長洲之周莊，奕世以來鹹以勤慎敦願處鄉里，治生修業，日以優裕。至達卿產益廣，貲益饒，勤慎敦願益甚，而浸文以飾之。他無所嗜，惟蓄經書子史、古圖譜、法書名翰之跡，樓而庋之，＠（22）軸匯列，暇則左右閱視，喜溢眉宇間，曰：‘此吾所以為子孫者乎？此吾所以自樂者乎？’聞者莫不嘉嘆。所居之堂庭戶靜深，棟宇宏邃，晨光可辨，几席既安，子婦孫曾秩焉序進，問興居，奉甘毳，怡怡翼翼，四世一堂，周旋而下上，所謂禮法之家，益將求夫庶幾焉。堂之題間炳然有書曰清安之堂。”（注：《半軒集》卷三。）洪武十四年王行為沈伯凝寫了一篇《彝齋記》，其中說：“吳長洲沈伯凝氏好學而勤於古鼎彝尊敦之器、金石法書之跡，以至於圖畫象物珍異之玩，一見輒能別識，定其久近高下，是非良否之，自湖海間號稱好古博雅者無不嘆其知鑑，家治一室，左琴右書，燕几在席，題曰彝齋，於其奉親（“親”指其父沈達卿）教子之餘，是休是處”（注：《半軒集》卷四。）。

生當元末明初的高啟、楊基、釋道衍（姚廣孝）、王行都同沈達卿有較深的交情，在詩文中出於禮貌未提及他的正名，從王行所記沈達卿的孫兒名沈程、沈巽、沈衡來看，顯然不是沈榮、沈旺。目前我們能確定沈萬三至少有三個兒子，即沈榮、沈旺、沈達卿（正名不詳）。如果《吳江縣誌》所記萬三有一子名茂不誤，那麼有兩種可能，一是沈茂即沈達卿的正名，一是沈萬三另有一子。從現有材料考察，明朝建立時，沈萬三的兒子年齡都相當大，而且都已經有了孫子，如沈榮之孫沈經生於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沈旺之孫沈德全在洪武二十年已能赴南京將其叔父沈莊的棺櫬搬取回鄉，沈達卿的三個孫子中沈程、沈巽大概也是出生於元末（古人年幼無字，王行為程、巽作字說，又在沈達卿所建清安堂作記中提到達卿自稱“令吾之年甲子一週矣”，已經是“子婦孫曾”、“四世一堂”。這些文章雖未註明寫作時間，但參考其他材料以洪武十五年左右的可能性最大）。綜上所述，在元明易代之際，沈萬三的兒子已進入暮年，他本人尚在人世的可能性是極小的。

（二）從相關人士的著作來考察

元末明初同沈家關係密切的人士從未直接提到過沈富（萬三）。如果說，高啟、楊基、釋道衍（姚廣孝）所作詩文中僅反映他們同沈萬三之子沈達卿有交往，並不能證明乃翁沈富是否在世，那麼，王行的著作就頗值得注意。王行和沈家同為長洲人， 自元末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王行被殺，兩家的交情一直未斷，特別是在元末和洪武十四年左右王曾兩度在沈家坐館，應該說對沈家的情況極為熟悉。他為沈伯凝的女婿張文源寫的《

立志

》文內說：“其外舅沈翁伯凝又與予交累代，嘗遣之學於予。”（注：《半軒集》卷二。）在王行的《半軒集》中就儲存了為沈榮、榮子森、森子經（沈經在洪武二十一年尚在世時預請他撰寫）、經妻徐氏、經繼配金氏之父金公信寫的墓誌銘文，為沈達卿寫了《清安堂記》、《佳聲樓記》，為沈伯凝寫了《彝齋記》，為沈文權、沈文矩各寫《字說》，又為沈文矩作《韙軒記》。在這多達11篇專門為沈家寫的文章中除了在沈榮墓誌銘中提及“考富、妣曾”，沈森墓誌銘中寫上“祖富、父榮”以外，為什麼從來沒有具體提到沈富（萬三）呢？按常情而言，王行既同沈家關係如此密切，倘若沈富在世，且不說王行應有祝壽文字，至少在文章語氣上應有所表現。這也間接說明王行生活年代較晚，他家原本窮困，到博學成才能夠同上層人士交往，並在這以後同沈家建立關係時，沈萬三已不在人世。

（三）沈萬三生卒年均在元代的依據

儘管明人野史筆記中關於沈萬三在洪武年間的“事蹟”非常多，可信的材料卻表明沈富的活動是在元中期至元末。王行作《沈榮甫墓誌銘》中寫道：“初，榮父（同甫，即沈榮）之先君子（即沈富、沈萬三）遊於故侍講袁文清之門，公每嘉其敦信義。時楚之長沙攸縣人馮子振方張聲譽，號海粟，以文翰自矜許，來吳必主之，深加愛厚，為大書‘積善’二字，殆以表其志也。及榮父持家政，乃築堂構宇，以馮書揭諸題間，既以承夫先志，又以ｘù＠（23）其後人，是足以見其好善之心矣。”（注：《半軒集》卷九。按，弘治刻本作“承夫先志”，《四庫全書》本“夫”字作“大”字。）這段文字表明：一、沈萬三去世以後，其子沈榮曾主持家務，而沈榮死於洪武九年，王行為沈榮寫的墓誌銘提及沈富時用的是“初，榮父之先君子”，足以證明沈萬三比沈榮去世早得多。二、沈富（萬三）曾經拜訪過元侍讀學士袁桷，袁對其人品表示讚許；而袁桷死於元泰定四年（1327年）（注：《

元史

》卷一七二《袁桷傳》。），下距明朝開國（1368年）41年。馮子振曾多次下榻於沈富家中，併為他題了“積善”二大字，據《元史》馮子振與陳孚同時，亦為元中期人（注：《元史》卷一九○《陳孚傳附馮子振》。陳孚卒於元大德七年（1303年），馮子振附傳未書卒年。）。這裡順便說一下，沈富、沈貴繼承父業，家境日益富裕之後，也開始了在文化方面的追求。清人龔煒作《沈萬三能文》中說：“沈萬三妻麗娘亡，三思之，作恩鎖臺，置離思碑，有云：‘玉骨土融，百形皆幻；紅脂塵化，萬態俱空。構堂見其情牽，樹碑由於恩結。’”並感嘆道：“元末雲林（倪瓚）、金粟（顧仲英）家並豐贍，都以詩文書畫領袖風雅，而萬三則群指為富人耳，誰復知其能文者？”（注：龔煒：《巢林筆談》卷三。按，沈萬三妻姓曾，見王行撰《沈榮甫墓誌銘》。野史如孔邇《雲蕉館紀談》中說沈萬三妻（妾）十三人，以麗娘最著。龔煒距沈萬三生活年代過遠，所記又未註明出處，錄以備考。）沈貴則習繪事，以畫葡萄著稱（注：長谷真逸：《農田餘話》捲上。其原文雲：“古人無畫蒲萄者，吳僧溫日觀夜於月下視蒲萄影有悟，出新意，似飛白書體為之。……其弟子沈仲華（即沈貴、萬四）湖州人，傳其法，亦佳，世多見之。”）。正因為沈萬三兄弟已有一定文化素養，才能同袁桷、馮子振結交。三、上引沈榮銘文說“及榮父持家政，乃築堂構宇，以馮書揭諸題間，既承夫先志，又以ｘù＠（23）其後人”，清楚地表明沈榮在沈萬三去世以後，構築了積善堂以資紀念。積善堂建於元末，有吳縣著名高僧釋妙聲作《沈氏積善堂》詩可以證明。原詩云：“翰林賓客散如雲，積善於今喜有君。背郭堂成因舊扁，傳家書在足前聞。屋頭雨過烏尤好，池上風清鶴不群。我亦袁公門下客，題詩三嘆感斯文。”（注：釋妙聲：《東皋錄》捲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雲：“妙聲字九皋，吳縣人，元末居景德寺，後居常熟慧日寺，又主平江北禪寺。洪武三年與釋萬全同被召，蒞天下釋教。所作詩文，繕寫藏之山房。……妙聲入明時，年已六十餘，詩文多至正中所作，故顧嗣立《元詩選》亦錄是集。”詩中語氣也是元末所作。）王行文中說沈榮建造積善堂是為了繼承“先志”，稍有古文常識的人都知道“先”字指業已過世之人。釋妙聲的詩則明說他同沈富一樣曾為袁桷“門下客”，有感於故人凋謝，風流雲散，喜見沈榮能傳家繼業，即“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之意。讀了上述材料，確定沈富（萬三）死於元朝末年，難道還有什麼疑問嗎？據明人碑記，周莊永慶庵的建立是“元至正八年（1348年）僧智修依里人沈萬三，乞水西田數畝結茅於此。自元及明時有修葺”（注：光緒《周莊鎮志》卷三《祠廟》。）。到目前為止，沈萬三可考的事蹟不過如此，都是元中期到順帝前期事。如果一定要為沈萬三提供一個大致的生活年代，那麼，我們可以推斷他出生於1286年前後（其子沈榮生於1306年），死於1348年至1356年之間，大約活了六七十歲。

沈萬三既然是元朝人，卻未見元人關於他的記載。至於入明以後，有關沈萬三的傳說越來越多，卻沒有一條是出自同沈萬三本人有直接接觸的人之手，現存洪武年間官方或半官方的文獻也從未提及沈富本人。洪武十二年（1379年）盧熊纂刊的《蘇州府志》多達50卷（首圖一卷），竟然也沒有涉及沈萬三及其家族（注：盧熊纂《蘇州府志》時已深恐觸犯文網，忌諱甚多，如在本朝職官項下列舉知府對陳寧、王興宗到任、離任的年月日都備載無遺，足見其蒐集材料之精審，然而對陳、王二任之間任知府的魏觀因被朱元璋誅殺，竟闕而不書，彷彿洪武四年至七年蘇州沒有知府似的。幸好這書刻成於洪武十二年，如果遲至十三年以後，陳寧因捲入“胡黨”被殺，肯定也得除名。盧熊作為本郡人，對沈萬三家族必然相當瞭解，引其侄盧充＠（17）為萬三之孫沈伯熙作墓誌銘可作參證。書中未提及沈萬三家族，當是另有考慮。）。究其原因其實並不難理解，元明之際，元人著述散佚譭棄的相當多，生活於元代的沈富不過是個“多田翁”，既未出仕無政績可言，又算不上文人雅士，不足以躋身“儒林”，默默無聞自在情理之中。到明朝建立前後，其子孫不僅積累的財富越來越多，而且不少人因家境富裕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一方面在朱元璋推行的糧長制度和命地方官推薦各類人材的措施下出頭露面，甚至擔任朝廷官職；另一方面同當地的文人有較廣泛的交往，沈家的名氣也就越來越大。儘管沈萬三早已去世，沈氏在洪武年間已分成四家，但是人們提到江南首富沈家時還是習慣於用沈萬三來概括。明中期以後的人士除了大學士朱國禎撰寫《皇明史概》下筆慎重，以劉三吾所撰沈漢傑墓誌銘為基本依據，對“俗傳”沈萬三事則持疑似之詞；其他著書立說者多不免捕風捉影、人云亦云。就連嘉靖至萬曆初享有盛名的文學家、史學家王世貞也不免在沈萬三事蹟上有失誤。如他記載永樂年間錦衣衛指揮僉事紀綱的不法劣跡時說：“吳人故大豪沈萬三子文度。萬三生嘗伏法，高皇帝籍沒其家，所漏貲尚富，而文度頗為人把持其短，患之，因綱舍人蒲伏見白，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文被一床，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繒綺四十匹，願得從執御列為外府外廄，歲致粲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醞百石，布帛以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仍語文度：‘吾後庭未充，若為我吳中徵好者不為數。’文度因是挾綱什伍而分，民間室亡誰何間。”（注：王世貞：《ｙǎｎ＠（24）州史料》卷一七《錦衣志》。）這段記載漏洞百出，根本不可靠。莫旦在《弘治吳江志》中明確記載其祖輩莫轅“姻家沈文度者萬三之曾孫也”。洪武二十六年“藍黨”事發後“文度死，家謫戍邊，先生（指莫轅）收養其女（沈文度女）於家”（注：《弘治吳江志》卷九《

鄉賢

》。）。沈文度是沈萬三的曾孫，在“藍黨”事件中他身死家破，倖免於難的姻親莫轅冒著風險把他的一個女兒收留家中，直到建文帝即位大赦天下後，莫轅才為她置辦ｚｈｕāｎｇ＠（25）奩，嫁到原許配的劉家。王世貞卻把沈文度寫成了沈萬三的兒子，而且把洪武末年已一敗塗地的沈家描寫得在永樂時期仍然富裕非常。這件事情與他極力追求寫一部“國朝”信史的願望未免相距太遠了。由於王世貞的名氣大，欽定《明史》的編纂者未察其訛，又把這段情節採入《佞ｘìｎｇ＠（26）·紀綱傳》（注：《明史》卷三○七《佞ｘìｎｇ＠（26）·紀綱傳》。）。光緒《周莊鎮志》也沿襲其說，還在開頭加上“沈旺，字文度，萬三之子”（注：光緒五年《周莊鎮志》卷六《雜記》。），真是越搞越亂。孰不知沈萬三的曾孫輩取表字時多作“文”某；沈旺是見之於《逆臣錄》中的人物，必死無疑。下文談及洪武三十一年二月最後決定將“胡藍黨”犯成丁男子全部凌遲，妻孥田產入官時，為首的已是沈旺之孫沈德全，沈旺在這以前不是已被處決就是瘐斃獄中，怎麼可能在永樂年間又東山再起，勾結ｘìｎｇ＠（26）臣紀綱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