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先生是文章高手。讀他這冊《待兔軒文存·讀史卷》，前後各讀了幾篇，立馬感覺：勝義紛披。這些文章發表都有一些年頭了。這一方面反映筆者的不學，一方面也反映李先生論作的生命力。李先生寫過一篇文章談他老師

張政烺

的著作，題為“趕緊讀書”，用來自勉是再恰當不過了。慚愧，慚愧！

《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1988。6。12

8研究古書體例，

餘嘉錫

先生（《古書通例》）曾做過一些精彩的討論，但缺乏實物佐證，難成定論。這裡根據出土發現，在餘先生的研究基礎上，重新試做歸納。

（一）古書不題撰人

前人考訂真偽，往往是從作者入手。但古書往往不題撰人，並沒有這種概念明確的作者（後人不知書出誰手，方以序、註明之）。《漢志》六藝之書多出官書故籍，既非成於一時，又非成於一手，當然不必題寫撰人。……古書普遍題寫撰人是從《隋志》才開始。……

（二）古書多無大題，而以種類、氏名即篇數、字數稱之

六藝之書，如《易》《書》《詩》《禮》《樂》《

春秋

》，本來都是種類名而不是書名。

（三）古書多以單篇流行，篇題本身就是書題

（四）篇數較多的古書多帶有叢編性質

（五）古書往往分合無定

（六）古書多經後人整理

（七）古書多經後人附益和增飾

（八）古人著書之義強調“意”勝於“言”，“言”勝於“筆”

古書的原始性質不僅體現在單篇往往早於叢編，記言往往早於自作，無系統往往早於有系統，而且更重要的是體現在知識的淵源和師法的追溯上。從根本上講，它是把思想看作超越了個別創作者的主體以及其外在語言形式的東西。

18“王莽六書”的出現確實是一個標誌。在此之前，古文之學與小學還是兩回事。……“王莽六書”包括古文、奇字（古文異體）、篆書（包括大、小篆）、隸書、摹印、鳥蟲書（後三種為實用字和美術字）。它與“秦書八體”的最大區別，就是它加進了古文和奇字，並把古文、奇字列在首位。這種現象是有規律性的。……

26我們嘗試把先秦諸子之學按國別和學派分為以下各期：

（一）春秋末戰國初的魯學。魯學主要有三派：孔學、墨學和楊朱之學。

（二）戰國早期的魏學。魏學應視為魯學的一個分支。魏學的背景是儒學。傳儒學於魏，主要是子夏。子夏在孔子的及門弟子中最小，比孔子小四十四歲。

（三）戰國中期的齊學、楚學和三晉之學。齊學也可稱為稷下之學。

稷下學宮

之設，是先秦學術史上的大事。所謂“百家爭鳴”，最活躍的就是這一段。它第一次把民間的私學講授納入官學，開啟了秦漢的博士制度。楚學，主要是道家，有老聃和莊周兩派。這一時期的三晉之學，主要是刑名法術之學。

（四）戰國中晚期的秦學

《考古發現與神話傳說》1993。9。9

43中國的歷史學之父司馬遷，他的《

史記

》就是以《世本》為綱，按世系的書譜安排全書：樹幹是《本紀》，樹葉是《

世家

》和《列傳》。人物歸統於國族，國族歸統於帝系（即首篇的《五帝本紀》）。每講一個國族，前面都要加上一段帝系傳說。

44考古學對疑古思潮的衝擊主要在三個方面：（1）出土文獻的研究（對其真偽標準和斷代方法提出挑戰）；（2）戰國文字的研究（對其懷疑古文經本提出挑戰）；（3）考古區系文化的研究（對其抹殺古史傳說提出挑戰）。這些研究都是50年代以來，特別是70年代後才獲得充分發展，但我們若重檢學術史，就會發現有一股潛流一直在衝擊著疑古派的理論基石。

［出土文獻研究主要是從1972和1973年銀雀山漢簡和馬王堆帛書發現後才逐漸形成專門的研究領域，戰國文字研究主要是從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

文物

》1959年第7期，50-54頁；第8期，60-63頁；第9期，58-61頁）和《補論戰國題銘的一些問題》（《文物》1960年第7期，67-68頁）發表後才形成獨立的學科。考古區系文化的研究主要始於50年代後，可參看《新中國的考古收穫》，文物出版社，1962年；《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1）1916年，

王國維

曾一口氣寫過九篇文章講“古文”，並作《史籀篇疏證》。他除提出著名的“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還歷考漢代古文經本的流傳。這不僅對後來戰國文字的研究有重大影響，而且對化解經今古文之爭也是切中要害。

（2）1927年，

蒙文通

首先把古代民族分為江漢、河洛和海岱三系。繼之，傅斯年於1930年和1935年提出“夷夏東西說”，徐旭生於1941年提出“古代部族三集團說”（華夏集團、東夷集團和苗蠻集團）。徐氏之說後出最詳。他參加過1927年的西北考察和1959年的夏墟調查，是中國科學院考古所的元老。現在考古學界對考古文化做區系和型別的研究，以他的學生

蘇秉琦

和蘇氏的弟子提倡最力，追溯起來，受他影響最大。

（3）1930年和1938年，錢穆和楊寬已先後指出，向、歆父子遍偽群經乃誣妄之辭，“三大偽經”中的《左傳》、《周禮》皆先秦故籍。

（4）30年代，餘嘉錫在北京大學講授古籍校讀法，留下一部未完成的講義，即《古書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過去大家讀他的《四庫提要辨證》（中華書局，1980年），皆服其博大，而此書善於歸納，由博返約，更見精深，驗以70年代以來出土的簡帛書籍，若合符契。

（5）由於杞、宋之典缺略，孔子已浩嘆夏、殷之禮不足證（《

論語八佾

》），過去大家對“三代”知道多一點還是西周。但1908年

羅振玉

查明殷代甲骨的出土地在

安陽小屯

，1917年王國維以殷卜辭證實《史記殷本紀》的可靠性，1928—1937年

中研院

史語所對殷墟做15次發掘，卻將“三代”歷史的可靠性上推至商，啟發鼓舞了後來的“夏墟”和“夏文化”研究。

46研究古代神話傳說，首先得弄清它的“角色”系統，即神物和人物的系統。一般印象，神話傳說都是隨意編造，支離破碎，但實際上，它是以祭祀物件作背景，並不是隨隨便便，想怎麼講就怎麼講。從理論上講，只要我們能夠發現古代的祀典，就有可能復原其系統。

47古代的祭祀物件包括天神、地祇、人鬼（或人祖）。

55東周時期，有個現象很突出，這就是人們特別喜歡講世系。當時貴族教育有門課叫“世”，就是講這方面的知識（《國語楚語上》）。

55讀銅器銘文，除氏姓本身，有個現象很值得注意，這就是東周以來，器銘格式有一種變化。它們往往都是採用“某某之子，某某之孫某某為某某作器”這種形式。銘文開頭的“自報家門”都是用來交待世系。這種現象不僅南方有，北方也有，是一種普遍風氣。

55-56古人喜歡講世系當然並不始於東周。我們大概可以認為，東周初年的很多現象都是西周晚期的一種延續。例如學者指出，西周晚期氏族分衍，人口劇增，爵祿不足，乃是當時禮制之變和服制之變的重要誘因。這點就和春秋的局面大有關係。《左傳》講

春秋之亂

，通常都是某個國君先後娶了幾個太太，生下一堆孩子。他們母子後面都內有強宗豪族為助，外有孃家或孃家的與國為援。君位繼承，縱向的“繼”和橫線的“及”都有不少候選人，留一個就得殺一堆，造成很多麻煩。特別是老國君總是愛小太太，廢立無常，更是火上澆油。這種現象即屬於世系危機，當時叫作“並後匹嫡，兩政耦國”。中國早期國家是血緣借地緣發展，但地緣發展的結果是血緣被稀釋，造成分宗立氏的高潮。東周以來，氏族林立，紛亂如麻，沒有世系知識，就讀不懂那時的歷史（比如沒有《世族譜》一類書，就讀不懂《左傳》）。當時流行講世系，原因正在於世系亂了套。

56東周以來的世系書都是追溯體系，它們追溯的起點是當時的“氏”，“氏”追上去是“姓”，“姓”追上去是“帝”。這些“帝”本來是不同族姓的宗神，互不相淆，比如……

56東周以來的“帝系”是上述各種“帝”的進一步串聯。它主要分為兩大系統：

（一）《世本》和《大戴禮》等書的五帝系統。它是以姬姓始祖黃帝為中心，下分顓頊、帝嚳二支，並以堯出帝嚳、舜出顓頊，即串聯周人之“帝”和唐、虞（陳）、夏（杞）、商（宋）之“帝”而構成（虞、夏出顓頊，唐、商出帝嚳）。我們可以稱之為周系統的帝系。

（二）《封禪書》、《

呂氏春秋

》十二紀、《月令》和《淮南子天文》等書的五帝系統。它是以嬴姓始祖少昊（白帝）為“上帝”，而以與嬴姓為舊好的風姓始祖太昊（青帝）次之，當地土著姬、姜二姓的始祖黃（黃帝）、炎（炎帝）二帝又次之，外加虞、夏之祖顓頊（黑帝）而構成。我們可以稱之為秦系統的帝系。

這兩種帝系，前一種帝系是《史記》所本，後來為史家所宗。而後一種帝系因與方色相配，則流行於數術家言。此外，《易繫辭上》和《戰國策趙二》還有一種包括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的帝系，又有所不同，也許是代表另外的族團。

65黃帝故事在戰國秦漢時期非常流行，是漢代黃老思潮的重要背景。它們都是大故事套小故事。“黃帝伐蚩尤”是“黃帝勝四帝”及其他古帝這類大故事中的一個小故事。但這個故事又可分為許多更小的故事。

65我們曾指出，古代的技術書，如數術方技之書和兵書，很多都是以《世本作篇》中的“某作某”為敘事母題（參看李零《說“黃老”》）。它代表的是一種口語傳統（oral tradition），而不是書面語傳統（literary tradition）。同樣，上述故事也是如此。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很多早期故事像氣體或液體那樣流動不居，缺乏固定形式，說法亦雷同或重複；為什麼它們的作者常常將許多重要細節隱去不談，採用“不言而喻”的口吻。

《道家與“帛書”》1992。12。6

311我在《說“黃老”》一文中曾說，古代道家是以養生為本，養生的背景知識是方技，而方技又是以術數為前提。也就是說，除去治國用兵這樣的“外景”，它還有養生延命、順乎天道的“內景”。我理解，“黃老之術”也像“孫吳之術”、“管商之術”、“岐黃之術”、“玄素之術”一樣，都是託術於書，而且是泛言其書。其中的“老”是道論，但“黃”不限於道論，還結合著術數方技。

《說“黃老”》1992。9。5

316“黃老之術”風靡漢代，在學術史上至關重要。當時所謂的“黃”是黃帝書，“老”是《

老子

》，這點很清楚。但“黃”、“老”何以會並稱？它們的內在關係到底是什麼？

325古代道家本與方技相通，常被研究者忽略。其實對道家來說這是更根本的東西。漢代傳《老子》，有河上公《章句》、嚴遵《指歸》和張陵《想爾注》等書，其中都有以方技解老的內容。

327我們在這裡提到黃老合流是系統相近的古代知識與哲學思想的結合，這點很重要。因為任何天馬行空的哲言都離不開一定的知識背景。讀先秦子書，我們會發現許多“不言而喻”（術語沒有解釋，故事掐頭去尾，引文缺乏出處）。但古人“不言”並不等於沒有，乃是因為共知共識，把註腳隱於背景深處。

328漢初司馬談《六家要指》分諸子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陰陽是史觀的看家本事，道家是當時的萬能理論，最其所重，故其敘述是始之陰陽而歸宗於道。劉歆《七略》增加縱橫、農、雜、小說四家，皆非思想流派（縱橫、農是專門之學，雜、小說非家），講思想流派仍不出於六家。它以儒、道、陰陽、法、名、墨排列六家，升儒於首而降墨於終，反映了漢武帝以後的學術變化。

329先秦六家傳於後世，第一類墨亡而儒存，是賴六藝之學而傳；第二類陰陽、法、名亡而道存，是賴術數方技而傳，都是附麗於原有的知識背景。

《道家與中國古代的“現代化”——重讀先秦諸子的提綱》1995。6。23

333“中華帝國”的發明是靠了許多因素的匯聚，如：

（1）以郡縣制控制廣大地域，造成統一的民族國家（代替封建制和

采邑制

）；

（2）以全面法典化的社會控制廣大人群，包括狹義的標準化，如度量衡（代替原只適應狹小人群，後來負荷過重的禮制）；

（3）以科層化的

文官制度

為管理階層，包括相應的檔案、統計、監察、選拔、考核和訓練的制度（代替世卿世祿制）。

這些，若以西洋史的眼光看，都是非常“現代”的創設。17到18世紀，歐洲傳教士把中國介紹給西方，西方人曾驚歎不已。其實那時他們對中國這條龍還是隻見其尾（明清），未見其首（秦漢）。如果見到龍首，更是匪夷所思。

中國對西方的現代化有影響，不僅是精神上的，也包括某些實實在在的東西，比如中國的科舉考試和文官制度，其作用並不下於“火藥”、“指南針”等“四大發明”。特別是今天，如果我們能對“現代化”一詞有更寬泛的理解，不是把眼光老是盯著其突飛猛進的技術躍進，也許我們就會發現，從權力控制的角度，從社會組織的角度看，古與今、中與外在許多方面還是可以打通的，所以我故意選擇了這種看似“悖論”的說法。

334《老子》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生二”是形成兩極，“二生三”是打破僵局。中國早期思想史也有類似的“一”、“二”、“三”。

戰國時代的“諸子蜂議”、“道術將為天下裂”，背景是春秋時代的“禮壞樂崩”，而春秋時代的“禮壞樂崩”又是由西周晚期夷、厲之交的禮制變化和宗法危機（“以家治國”不可行）作更早的準備。這類“禮壞樂崩”在世界史和中國史上都是了不起的大事。因為居然那麼早，中國的貴族傳統就來了個大崩潰，先是平民化的“士”，後是平民化的“將相”，再後來就連“皇帝”都可以由造反的農民來當，所以陳勝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話雖只有八個字，但後面的背景卻很深，等於是給“禮壞樂崩”畫了個句號。

335讀戰國晚期文獻，如《

莊子天下

》《荀子非十二子》《韓非子顯學》等篇，我們常常覺得頭緒紛亂。司馬談《

六家要旨

》把“百家”概括為“六家”，是現在各種哲學史所本。……

司馬談講的“六家”，依我看，主要是三家，即儒墨道。這三家是對“禮壞樂崩”的三種反應型別。儒家在先，對這種“崩壞”最敏感，既有制度的建議（“復禮”），也有道德的設計（“克己”而“歸仁”）。孔丘雖是春秋末期人，但他大概知道，或者至少還能感受到，他所碰到的“崩壞”都是早已有之，積漸而成。所以他的制度榜樣和道德榜樣都是屬於周初（文王、周公子禮）。

墨子專門同孔子唱對臺戲，但他師孔子之術，是以孔子的“話語”反對孔子，有很強的對稱性。他對“禮樂”的看法是從孔子之說推衍。在他看來，“禮樂”之所以“崩壞”實在是因為世事滋多，繁禮不足以應之（包子皮越擀越大，也還是包不住餡），事情都壞在一個“文”字。所以他退而求“質”，覺得與其覆文王、周公之禮，還不如回到“三代”理想的開端，即特別勤苦克己的夏禹。

道家和這兩派都不同。它對儒、墨兩家“古道熱腸”的救世之說全都不以為然。從表面上看，這個派別似乎最消極，但實際上最激進。制度方面，它退得最遠，文王、周公算什麼，夏禹算什麼，都比不上黃帝君臣。黃帝垂衣而天下治，什麼都不幹，才是真正的“質”（道家叫“樸”）。個人方面，它也不滿足於“克己”，而是把問題追到“人”以外，強調個人的一舉一動都要順應自然。古人以退為進，以消極為積極，有內在的合理性。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同他們最頭疼的事情拉開舉例，避免扭打糾纏，治絲愈棼。西方在其“現代化”的一攬子計劃出籠之前，先有文藝復興，先要追求“自然人”和“自然法”，情況是類似的。

336所以以大的思想格局而言，儒家是“一”，墨家是“二”，道家是“三”。當時的局面也是一種“三國演義”，僵局的打破和新局面的開創，主要是靠道家。

337先秦六家中的名法陰陽和前面講的儒墨道不太一樣，它們的共同點是比較技術化，帶有較多實用色彩，因而類似作為子書外圍的數術方技之書和兵書，或至少是介於子書和這類書之間。技術化的東西，古代和今天一樣，是大家談天說地、議論人事的共同背景，並非一家一派之專利，因此和儒墨道三家都有交叉。……就整理上看，特別是從戰國中晚期的情況看，它們同道家的關係要比其他各家更密切，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道家之附庸。尤其是法家，更明顯是道家的流裔和支庶，是創造秦漢帝國的“開路先鋒”。學者或稱之為“道法家”。舍“刑名法術”和“陰陽天道”而談道家，是不能得其全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