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蘭

（許多理論家認為社會現代屬於斷裂與新生的產物。圖片來自The

Economist網站）

引言

在許多當代西方學者的著作中都湧動一種“近代變革論”，認為人類社會在步入近代後經歷了種種重大的歷史變動，與古典時代、中世紀截然斬斷，赫然生髮出了一個全新的世界。黑格爾、馬克思認為貨幣交換與資本是現代社會最引人注目的新特點；韋伯一方面提出宗教改革成為了現代社會、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神來源，另一方面也提到私人法（private

law）的出現與法律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催生了現代社會；涂爾幹把社會分工視作推動新社會的原動力；波蘭尼（Karl

Polanyi）將自我調控的市場（self-regulating

market）視為現代社會的催化劑。

這些理論都將現代社會視為大變革之後的新生產物，同原有的溫情脈脈的私人社會脫離開，具體表現有——“國家”與“社會”分離（黑格爾），“市場”與“社會”分離（馬克思、波蘭尼），“社會”自我理性化（韋伯、涂爾幹）。總之，以私人領域、氏族單位、直接交往為主要特點的社會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國家管控的社會，市場滲透的社會，理性主導的社會。

其中，德國社會學家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貨幣哲學》值得特別關注。在這部行文冗長卻語言優美的大部頭著作中，“貨幣”成為現代社會的帶動者——貨幣成為社會關係的中介，帶來了客觀普適的價值標準和個人交往的自由。齊美爾對待“貨幣”的態度曖昧，不像波蘭尼那樣沉湎在對逝去傳統社會的追憶與現代市場的批判中，而是含混地既褒又貶，值得細細分析揣摩。本文將就齊美爾《貨幣哲學》中對“貨幣在現代社會的作用”的相關章節進行介紹解讀，試圖從齊美爾的角度回答三個問題：在現代社會人們可以用貨幣來買到什麼，買得到人際關係嗎？買得到標準化的價值嗎？買得到自由嗎？

1。

關係社會學：社交網路的預言？

（使用Facebook的沙特男子，圖片來自The

Economist網站）

就主旨而言，將“貨幣”視為現代社會的催化者也並不算是齊美爾的獨創，畢竟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前擲地金聲。就係統性而言，齊美爾的哲學也僅算邏輯齊整，深度厚度難以稱得上是傳世經典。但是《貨幣哲學》一書娓娓道來，話題豐富，仍有自己的原創價值。

第一，對社會的認識。齊美爾雖然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社會”的定義，但從他層疊遞進的行文中可以總結出他對於“社會”的獨特理解：社會的相對性。齊美爾提出了“相對主義”的認識論（epistemology

of relativistic world view），認為我們是透過“對比”來理解物件，比如透過對比顏色、長度，或是透過對比從前的經驗，來認識新的事物。如此一來，齊美爾的認識論並不是基於確定的真理體系（柏拉圖），也不是基於認識者本身的自我確信（笛卡爾），而是源於將認識物件放置於“關係”中進行對比理解。那麼同樣地，我們在社會中的生活體驗也是透過種種關係來感受理解，比如在現代社會人們便是透過貨幣來確定自己和他人的關係，從而認識這個社會。那麼社會在齊美爾的解讀中就變成了由各種主體感受的“相對關係”編織成的主觀認知網路。生活在社交網路日益發達滲透的我們，回看齊美爾關於社會的理解，可能會多幾分直觀與親切。

第二，貨幣與現代性的體驗。儘管齊美爾和馬克思都將“貨幣”視為現代社會的根本要素，但對貨幣的本質有不同理解。馬克思透過“異化”概念讓貨幣具備了獨立的價值，成為轉而控制、壓迫勞動者的存在。而齊美爾的“貨幣”始終只是“媒介”，真正擁有並展現價值的是交換產品本身［1］。相較而言，馬克思的批判性比齊美爾要徹底深刻。但是，這並不代表齊美爾沒有對現代生活的反思。齊美爾認為以經濟活動為主導的社會生活的確帶有“計算”性質（calculative

character of modern times），人與人交往往往透過比對、掂量、估測、計算的方式來完成。然而齊美爾不認同歌德和尼采的反智傾向，認為“貨幣”儘管讓現代人變得“理性超越情感”（intellectual

over emotional），但是理性同樣也讓人們更能夠找到合適的方法來完成目標，目的性更加明確。

即使是這樣一個溫和平穩的齊美爾，不可否認的是他關於物化、自由、社會美學的討論，直接影響了後來更為犀利激烈的盧卡奇思想的形成。接下來我將簡要地總結齊美爾關於引言中提到的三個問題的回答

2。 貨幣買得到社會關係嗎？

現代社會既廢止了用貨幣衡量人際關係，又催生了新的貨幣定義的人際關係。

（齊美爾認為受賄是用貨幣衡量社會關係的具體體現。圖片來自The

Economist網站）

這裡所說的“社會關係”簡單來說就是人與人之間建立的交往聯絡，家庭、婚姻、友誼、工作夥伴都包括在其中。齊美爾認為貨幣成為了社會關係的媒介，那麼如上所述的所有社會關係是否都是以貨幣為中介來完成建立的？

齊美爾首先承認啟蒙運動以來的社會變化，人們用貨幣來衡量人的價值這一行為越來越罕見。從前在英格蘭有著”mergild”制度，即對死刑犯的家屬用數目不同的錢財進行補償，數目多少按照囚犯生前的價值依次不同。到後來，個人價值被視為不可分的、不可量化的絕對價值（absolute

value），這是社會的進步。齊美爾認為，這樣的進行也體現在以買賣為基礎的婚姻在現代被淘汰，娼妓被視為非法。齊美爾認為，若是為了雙方地位錢財而結合的婚姻，與娼妓無異。但是，貨幣也造成了新的不良的社會關係——行賄受賄。由於現代貨幣的隱秘性與極高的流通性，行賄在現代社會愈發容易。齊美爾認為，娼妓、為錢而婚、行賄，都是用貨幣來衡量人價值的社會關係，在現代社會是在道義上被譴責，在實際生活中卻難以被根除的現象。

同時，齊美爾認為社會關係的緊密程度深刻地影響貨幣的活動性、可靠性。齊美爾認為，社會關係分為兩類，外在聯絡（external

relation）與內在關係（inner

intimacy）。而貨幣為基礎的經濟關係是屬於外在的社會關係，這種社會關係是突發的，有時兩人之間並沒有達到足夠的親近程度，仍然可以建立依靠貨幣建立聯絡。但是，如果當經濟關係僅僅依靠外在聯絡，且沒有達到足夠的親密、信任程度，那麼這樣的社會關係是脆弱的、不穩定的。現實生活中人們積極尋找值得依賴的合作伙伴，不正是齊美爾觀點的印證嗎？

3。 貨幣買得到客觀的價值標準嗎？

貨幣使慾望與商品價值都實現了客觀化。

（商品價值衡量標準統一才使得全球貿易成為可能。圖片來自The

Economist網站。）

齊美爾完全延續了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裡的分析框架。簡單地舉個黑格爾辯證法的例子，人們在購買一把椅子的過程中，消費者是主體，椅子是客體，消費者需要椅子的功能。當椅子的功能好壞透過貨幣的多少衡量出來的時候，椅子的功能和消費者的需求都客觀化為貨幣數量的多少。這時，主客體在貨幣這一黑格爾稱為“物象本身”的概念中得到統一。

就消費者而言，他們的慾望得到具體客觀的體現。同時，當商品所包含的價值被客觀化時，與主體產生了一定的距離。主體有慾望去消費，但卻明白這是物件，需要用貨幣的媒介來進行交換，而沒有沉浸在物件中迷失了自我。例如，如果森林裡任人採摘的果實，與商場擺放整齊的水果，後者讓消費者更意識到自我，因為前者是人們在飢餓的驅使下條件反射就會摘下的，而後者必須透過付出相應價值的貨幣才能得到。

對於商品而言，在以貨幣交換中實現了客觀化。商品被貨幣所衡量，不再是針對具體某人的主觀使用價值，而展現了被客觀標準計量的價值。無論是厄瓜多的鮮花，還是哥倫比亞的咖啡豆，無論是日本的牛肉，還是美國的手機，都透過同樣的貨幣進行著難以想象的規模龐大、數量驚人的複雜交易，足可見貨幣對商品的客觀量化，發揮著怎樣讓人驚歎的作用。

貨幣作為客觀的價值標準使商品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更理性化、普遍化，這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點。當然，齊美爾也同時提出，如果當某一價值標準，比如貨幣，具備了極其普遍的應用能力後，那麼運用這種標準的人們會不自覺地把其視為所有事物的衡量標準。最終，人本身也難免淪為被貨幣所衡量的物件之一。

4。

—貨幣買得到自由嗎？

—如果自由是滿足慾望與個人獨立，那麼一定程度上，買得到。

（齊美爾認為購物可以讓人獲得自由感的滿足，這是否能解釋網購日益紅火？圖片來自The

Economist網站。）

齊美爾關於“個人與社會”關係的論證依然延續了黑格爾辯證法的框架：一方面，個體在逐漸在經濟的逐步發展中脫離了侷限的、內縛的小的關係圈子，走向更寬廣、更直接的人際交往，家族、社群、部落為主的社會關係漸漸淡去；另一方面，個體雖然彼此獨立，不互相依賴，卻也構成了新的社會關係。在這樣的社會關係網中，人人彼此自立，不再以從前的小團體為組織，“關係社會”消失了，但是“個體社會”出現了。

齊美爾認為貨幣經濟的發展定義了新的社會關係，同時，也帶給人更進一步的自由。首先，自由體現在意志與慾望的滿足。齊美爾認為，人們購買商品在於實現自己的意志，“所有權”（possession，

ownership）本身變成了個體展示自我的機會。自我意志被滿足，從而獲得自由。請想象這樣一個例子：當女孩遇見一條心儀的裙子時，喚醒了內心購買的慾望。當女孩買下裙子並穿上它，裙子可以表達女孩的個性，成了她展現給外界的、代表著自我的一部分。女孩的意願得到滿足，自我得到表達，從而獲得了自由。自由代表著“征服欲”的滿足。儘管齊美爾也指出，透過所有權帶來的自由感有其限度，即不能侵佔他人的財產，但由於貨幣本身不具備任何實體屬性卻又能作為最普遍有效的媒介讓人們購買所需要的產生，實現他們意願的需求，貨幣因此成為人們獲得這種自由的最優手段。

當然，齊美爾的這個論點非常容易成為靶子——馬克思異化理論不就正是批判這種拜物教的行為嗎？憑什麼衣服會成為女孩表達自我的工具？憑什麼自由會被繫結在外部事物上？然而不能否認，齊美爾所論述的第一種自由，恰恰描述大多數人擁有心儀事物時的正常心理——覺得願望得到滿足，覺得內心舒適、強大而自在。

其次，自由體現在人身依附關係的解脫上。這一類自由，或許更能夠引發思想界的共鳴。羅馬法規定，義務關係可以透過金錢隨時解除——貨幣使得奴役變成僱傭關係，人們自由度提升。隨著貨幣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們的交往範圍擴大，獲得了更大的自由。中國深圳一小工廠的銷售人員可以和紐約一家創業公司的專案經理建立直接聯絡，這樣的自由交往是貨幣經濟帶來的。同時，由於貨幣本身的客觀化的屬性——任何商品都可以透過貨幣進行交換——貨幣成為了人們自由交往的媒介。

結論

—可以在書架上留下一個他的位置

可以看出，黑格爾的辯證法框架深刻地貫穿了齊美爾的理論。對立矛盾充斥著齊美爾的哲學：人們在彼此分離，卻構成了新的社會聯結；價值是因人而異的概念，卻在貨幣中找到了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性；主體與商品彼此對立，卻透過擁有商品滿足自我自由。齊美爾的著作並不以深刻性、系統性見長。但或許因為其理論來源的駁雜，反倒自有一種樂趣。

第一，齊美爾的哲學比較接地氣。齊美爾的寫作不是康德、黑格爾的風格，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歷史例子，從羅馬帝國到中古德國，從封建法國到現代英國，雖然論證有些拖沓，但是閱讀相對輕鬆，遣詞文雅，適合心情寧靜時的閱讀消遣。

第二，齊美爾的理論誠懇樸素。齊美爾的著作很容易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攻擊，因為在《貨幣哲學》中似乎只提到了貨幣經濟玫瑰色甜蜜的一面，而欠缺對現代社會的全面批判。但不可否認的是，齊美爾的論述，尤其是他對社會聯結、價值、商品的黑格爾式解讀，卻也貼合了現代人生活的真實圖景。從這一點上講，齊美爾的貢獻不容忽

［1］

儘管齊美爾本身反對“貨幣沒有內在價值”這一觀點，認為貨幣自身具有實體價值（valuable

as a material substance），但是貨幣的價值越來越朝象徵性、代表性（symbolic）的方向發展也是齊美爾承認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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