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秋天，時年17歲的奧斯卡·博斯（Oscar Booz）在西點軍校遭到同學們的欺凌。他在三個不同場合被強灌辣椒油，並被迫與一名體型明顯優勢的學生打拳擊，結果遭受毒打。這次拳擊之後，他病倒了，回到家裡並隨後死去。

國會啟動了對博斯死因的調查，這次欺凌事件變成了一樁全國性的醜聞。最終國會宣佈西點軍校對此不負有責任，但調查委員會還是嚴厲批評了西點。國會議員艾德蒙德·德里格斯（Edmund Driggs）措辭激烈地譴責道：“（欺凌事件）殘暴、卑劣、可憎、可恥、可惡、骯髒、下流、惡毒、醜惡、粗暴、猥瑣、無恥、惡劣、罪惡、聲名狼藉、令人髮指。”這使西點軍校極度蒙羞，軍方高層承諾將無情地消除這種欺凌文化。

但他們還是沒能消除欺凌。就在2015年，西點軍校至少30名新生在老生組織的“枕頭大戰”中受傷。傳聞受傷的原因是一些學員在他們的枕套中藏了重物。24名新生髮生腦震盪。

“欺凌”或“欺虐”指的是一個團體對新成員的儀式化的虐待和侮辱。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人類學家奧爾多·西米諾（Aldo Cimino）稱欺凌的核心特點是強迫性、臨時性、非重複性和單向度性，即通常是老兵欺負新丁，通常發生在長期性的結盟組織中。［1］欺凌行為的發生不侷限於特定階層：既出現在精英學校的上流社會俱樂部，也發生於最窮困的街頭黑幫。欺凌行為也不侷限於某一文化，德國的擊劍俱樂部，日本的相撲俱樂部，巴布亞紐幾內亞的部落都實施激烈的欺凌儀式。欺凌行為的最顯著特徵或許是不管官方如何努力地禁止與根除，它依然廣為流行。

舉例說，美國有無數的反欺凌計劃與慈善團體，欺凌醜聞會在媒體上被充分報道，並且50個州中的44個已經通過了反欺凌的法律。然而研究發現，美國學生中有10%-20%持續報告遭受欺凌經歷，而在學生的體育俱樂部中，這個比例接近50%。舉一個我自己的研究案例，在調查了超過700名巴西柔術練習者後，53%的人報告稱訓練夥伴用皮帶互抽對方背部是他們的一項提高性活動。

令人不快的欺凌行為為何如此有吸引力，以至於大家冒著受傷、法律制裁乃至於死亡的風險也要將其保持下來呢？

社會心理學家利昂·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於1962年提出的“認知失調”理論認為人們有一種使自己的信念、態度和行為保持一致的心理衝動。［2］1959年，心理學家艾略特·阿倫森（Elliot Aronson）和賈德森·米爾斯（Judson Mills）的研究經典地展示了這一效應。［3］研究把為進入一個討論組而需承受的尷尬和不適分為不同的程度：困難，中等和可控。在困難條件下，被試需要向實驗者讀12個淫穢的單詞和兩段直白的性描述。在中等條件下，被試需要讀5個關於性的、不淫穢的單詞。可控條件下，對加入討論組不進行任何要求。

最後，讓所有的被試聽一段討論組內關於性心理學的對話錄音，阿倫森和米爾斯稱這段錄音毫無價值且十分無趣。被試隨後被要求評價他們對這段錄音以及其他被試的喜歡程度。結果顯示，那些承擔了更困難的入會儀式的人對錄音和其他被試的喜歡程度要明顯更高。研究人員解釋道，那些困難條件下的被試試圖透過提高對進入的集體及其他成員的評價，來降低完成痛苦的任務只為進入一個無趣集體產生的認知失調。認知失調理論幫助解釋了為什麼人們對那些欺凌了他們的集體持有正面看法。

牛津大學的認知人類學家哈維·懷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提出了一個替代理論，這個理論稱承受集體性痛苦的經驗創造了一段突出的共同記憶，這段記憶充當了某種“社會粘合劑”，使成員們緊密聯絡在一起。［4］這種解釋同樣得到心理學實驗的支援，新南威爾士大學的布洛克·巴斯蒂安（Brock Bastian）與他的同事們近期發現，那些經歷了集體性痛苦事件（如喝辣椒水，把手浸入冰水裡）的個人對集體成員展現出了更大程度的慷慨。［5］

從演化論的角度來看，研究人員注意到，身理上或者心理上被欺凌的經歷可被視作一種“價值訊號”：彰顯成員的個人力量和集體素質。康涅狄格大學的人類學家理查德·索西斯（Richard Sosis）和埃裡克·佈雷斯勒（Eric Bressler）分析了19世紀美國各宗教據點的記錄，他們發現，相比那些儀式要求低的宗教團體及世俗團體，儀式要求高的宗教團體的壽命更長。［6］

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西米諾的自動權責發生制理論認為，欺凌解決了反覆出現在人類演化史上的適應性難題：如何精確地評估集體新成員的目的和品質。一直以來，結盟通常都能積累大量的集體資源，包括財富和地位，而在此之後，問題就變成了如何防止搭便車的人攫取集體資源。

奧爾多的回答是透過提高融入集體的代價，將弱勢者擋在門外。同時，資深成員的地位對於那些被集體接納的人來說，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欺凌行為歷史悠久且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這是其長盛不衰且難以根除的原因所在。然而，現代體育團體、大學兄弟會等對於避免成為“欺凌無罪”的自然主義謬誤的犧牲品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最後，欺凌的好處大可以在一些更加無害的實踐找到，包括歡樂的聚會等等。如果奧斯卡·博斯能以這樣的方式被他敬仰的西點軍校接納就好了。

參考

1。 Predictors of hazing motivation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Cimino A。 （2013）。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

34

（6） ， pp。 446-452。 DOI：

http：//

dx。doi。org/10。1016/j。ev

olhumbehav。2013。08。007

2。 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Oxford， England： Row， Peterson。

3。 The effect of severity of initiation on liking for a group。

Aronson， Elliot； Mills， Judson。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Vol

59

（2）， Sep 1959， 177-181。 DOI：

http：//

dx。doi。org/10。1037/h004

7195

4。 Whitehouse， H。 （2012）。 Ritual， cognition， and evolution。 In R。Sun （Ed。），

Grounding social sciences in cognitive sciences

（pp。 265–284）。 Cambridge， MA： MIT Press。

5。 Pain as Social Glue。 Brock Bastian， Jolanda Jetten， Laura J。 Ferris。

Psychological Science

， Vol

25

， Issue 11， pp。 2079 - 2085。 First published date： September-05-2014。 DOI： 10。1177/0956797614545886

6。 Sosis， R。 and Alcorta， C。 （2003）， Signaling， solidarity， and the sacred： The evolution of religious behavior。 Evol。 Anthropol。，

12

： 264–274。 doi：10。1002/evan。10120

校對/編輯：EON 封面： Daniel Ze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