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宇飛

簡介｜北京大學元培學院

興趣｜政治思想史

編輯｜黃麒瑄

前言

撒路斯提烏斯的當代讀者在閱讀他的史學作品時，難免會感到困惑。作為一位致力於書寫羅馬共和國紀事的歷史學家，撒路斯提烏斯在寫作時樂於將他的評論夾雜在對歷史事件本身的敘述中，而對史實的描述和對細節的考究在書中的地位反而退居其次。以《喀提林陰謀》（

Bellum Catilinae

）為例，作者在開篇處花費了大量的筆墨追溯羅馬共和國的變遷，這與喀提林戰爭本身並沒有直接的關聯，而與此相對應的是，書中對戰局本身的記述卻被相當程度地壓縮了。從這樣的佈局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撒路斯提烏斯寫作的重點顯然並不在於原原本本地告訴讀者這場規模並不算太大的叛亂戰爭本身是如何被撲滅的，他更關注一些其他的東西。在深受實證史學傳統影響下從事研究和閱讀的當代人此時當然會產生疑問：撒路斯提烏斯寫作的目的究竟何在？他在歷史寫作背後關注的焦點又是什麼呢？

要了解撒路斯提烏斯的意圖，我們必須回到文字本身。本文將圍繞《喀提林陰謀》［1］中作者對喀提林事件的討論，考察他對於羅馬共和國晚期這場叛亂的分析，試圖對作品的基本意涵獲得初步的把握。

▲喀提林（右下）於世人心中的既定印象，畫作中可見一斑（Cesare Maccari《西塞羅反喀提林》（1888））

一、喀提林陰謀與羅馬共和國的衰敗

作為愷撒的親信和擁護者，當愷撒在公元前44年於元老院遇刺之後，撒路斯提烏斯隨即宣佈退出政治生活，從事著述。在不久之後，撒路斯提烏斯創作了記述喀提林叛亂的《喀提林陰謀》一書。在愷撒遇刺和撒路斯提烏斯寫作《喀提林陰謀》之間的時間段中，羅馬城內風雲突變。屋大維進軍羅馬並被任命為執政官，之後屋大維與安東尼、雷必達結成同盟，史稱“後三頭”而與之前克拉蘇、龐培和愷撒於公元前60年結成的“前三頭”同盟相應並立。與此同時，當年在處理喀提林叛亂中立下了重大功勞的西塞羅也在同一年年底被安東尼殺害。至此，《喀提林陰謀》中所涉及的全部主要人物都已經不在人世：除了西塞羅外，愷撒被布魯圖斯等人刺殺，加圖早已選擇自裁，而喀提林等叛軍當然也已在當年的戰爭中戰死。當作者寫下此書時，《喀提林陰謀》所記述的風雲人物都已謝幕，他們都屬於上一代人了。與此同時，下一代人中的佼佼者才剛剛登上舞臺。經歷了共和國晚期數十年動盪的撒路斯提烏斯此時應該已經相當清楚地意識到，無論是“後三頭”中的哪一個人最終能夠在愷撒之後執掌大權，羅馬共和國都將無可挽回地走向終結。

事實上，共和國政制走向衰敗的道路早在多年前就已開始。甚至可以認為，從“前三頭”結盟的時候起，之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有著某種必然性，而羅馬共和國的命運也因此而註定了。值得注意的是，喀提林陰謀發生在公元前63-62年，而“前三頭”之盟則僅僅在兩年後就締結了。撒路斯提烏斯所記述的喀提林叛亂事件與之後共和國逐漸走向衰亡的歷史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前後接續的關聯。如果將撒路斯提烏斯另外兩部著作也都納入考察的範圍之內，就會發現這種關聯將會體現得更為明顯。《朱古達戰爭》（

Bellum Iugurthinum

）記述了新人馬略的崛起和蘇拉的初試鋒芒，而《歷史》（

Historiae

，或譯為“紀事”）則記述蘇拉去世之後的共和國曆史。三部著作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序列。在朱古達戰爭開始之前，馬略和蘇拉還沒有正式登上共和國的核心舞臺，而在喀提林陰謀之後不久，愷撒等人的結盟和得勢則預示著共和國即將到來的覆滅。從這個角度看，撒路斯提烏斯致力於記載的既非喀提林事件或朱古達戰爭本身的過程，也非在這期間共和國每年都發生了什麼，他其實在撰寫一部他眼中的“羅馬共和國衰亡史”，而喀提林事件和朱古達戰爭則是他有意挑選出來詳細分析的兩個標誌性事件。從喀提林發動叛亂向前倒推二十年，蘇拉就曾率領軍隊佔領羅馬，向後十多年則有愷撒跨過盧比孔河。夾在二者之間的喀提林叛亂固然沒有對共和國直接造成毀滅性的打擊，然而卻不但繼承了前者（參與喀提林叛軍的不少戰士都是當年蘇拉的老兵），也同時預示了後來發生在法薩羅的慘烈戰役。在這個意義上，討論喀提林陰謀就相當於在討論羅馬共和國的衰敗歷史。我們可以斷言，撒路斯提烏斯在《喀提林陰謀》中最關心的就是共和國的命運，更具體地說，他想要探究曾經看似堅不可摧的羅馬共和國是如何一步步敗壞、以至於不可救藥的。作者並不關心喀提林陰謀本身，他關心的是隱藏在這場陰謀背後的共和國的危機。

在撒路斯提烏斯看來，共和國的敗壞首先是共和國德性的敗壞。整部《喀提林陰謀》一共分為六十一章，從第一章開始直到第十三章都可看做全書的引言，討論的核心是羅馬共和國的德性是如何一步步被侵蝕並最終消亡的，這部分內容佔到全書篇幅五分之一。對德性問題的討論也一直貫穿之後的所有章節，撒路斯提烏斯將元老院一方和叛軍一方每個關鍵人物也都看做了德性分析的物件。在元老院一方，被選為執政官的西塞羅是喀提林最積極的對抗者，而叛亂首先針對的也是西塞羅。不過撒路斯提烏斯顯然有意淡化了西塞羅在對抗陰謀過程中起到所起到的作用，反而透過記述加圖和愷撒在元老院釋出的兩篇演講強化了這兩人的形象。而在叛軍一方，喀提林無疑是唯一的中心，全部的陰謀都圍繞著他逐漸鋪展開，因而他也無可爭議地成為了全書中德性分析的聚焦點所在。

不過如果仔細考察作者在書中對喀提林的描述，我們不難發現喀提林的形象在所有人物中顯得最為複雜，很難用“有德性”或“沒有德性”這樣簡單的二分來下判斷，因為在喀提林身上我們似乎同時能夠看到相反的兩面，他既是一個墮落殘暴的邪惡之輩，同時在作戰時卻也展現出了高貴勇敢的一面。在第十六章中作者告訴我們：

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他曾把五花八門的壞事教給受他拉攏的年輕人。他就是依靠這些人提供偽證和偽造者。他要這些年輕人把榮譽、命運和危險都不放到眼裡，後來，當他把他們的好的聲名和謙虛的美德搞得一乾二淨的時候，他就要他們去幹更大的罪行。即使沒有方便的藉口來胡作非為，他仍然要陷害和謀殺有罪的和無辜的人。確實，他寧肯毫無必要地幹邪惡的和殘暴的勾當，也不願意使他們由於無所事事，而雙手和頭腦變得軟弱起來。（16。1-3）

喀提林的邪惡不但體現在他自己的貪婪和放縱，更體現在他對周圍年輕人的敗壞。即使不出於任何理由或藉口，喀提林都想要誣陷和謀害無罪的人。撒路斯提烏斯的這段記述是如此經典，以至於後來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描述他自己的“為惡而惡”時都將這裡的喀提林作為極端邪惡之人的代表。但是在全書結尾處，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與此處的形象完全不同的喀提林：

當喀提林看到他的軍隊已被打敗並且只剩下自己身旁的一小隊人的時候，他考慮到自己的高貴出身和先前的地位，於是便衝到敵人最密集的地方去，戰死在那裡，他是在多處負傷之後才倒下去的。（60。7）

戰場上的勇敢和身先士卒無疑是重要的德性，甚至可以認為這正是拉丁文中“德性”（virtus）一詞的最初意涵。一個在戰場上展現出高貴德性的人與此同時竟然也如此地敗壞和墮落，兩種相反的品質同時彙集在了一個人的身上。我們今天並沒有更多的文字材料證明喀提林在戰場上是不是因為“自己的高貴出身和先前的地位”而身先士卒，但至少撒路斯提烏斯在本書中展現給讀者的喀提林是一個這樣的形象。顯然作者有意將這兩者同時展現了出來，而非將喀提林身上高貴而值得讚美的一面完全掩藏起來。

這種德性上的張力在全書對喀提林的描述中隨處可見，而在引言部分一段關鍵性的文字中體現得最為明顯：

從年輕的時候起，他便非常喜歡內戰、殺戮、搶劫以及政治上的相互傾軋，他的青年時代便是在這類事情中間度過的。他有鋼筋鐵骨般的身體，經受得住常人絕對不能忍受的飢餓、寒冷和不眠。他為人膽大妄為（animus audax），不講信義，翻雲覆雨，無論什麼都裝得出、瞞得住。他覬覦別人的財產，揮霍自己的財產；而且他的情慾（cupiditatibus）十分強烈。他具有相當的口才（eloquentiae），但是沒有什麼見識（sapientiae）。他的錯亂的靈魂（animus）總是在貪求（cupiebat）著窮兇極惡、難以置信和希奇古怪的東西。（5。1-5）

在這段對喀提林根本品格的概括中，傳統意義上正面和負面的描述交替出現。“非常喜歡內戰、殺戮、搶劫以及政治上的相互傾軋”突出了喀提林本性中殘暴的一面，但是接下來作者又強調喀提林在吃苦耐勞方面超出常人的稟賦。既說喀提林善於雄辯，但是與此同時又說他沒有太多的智慧。雖然在這段對喀提林的總體評價中，負面始終壓過了正面，即使在《喀提林陰謀》全書中也同樣如此，不過讀者依然會發現似乎很難用單向度的“德性”或“沒有德性”來評價喀提林這個人物。如果我們不輕率地認為這是撒路斯提烏斯在寫作時的失誤，那麼必然會得出的結論就是，作者這樣的處理方式背後有著一定的用意。

在整部《喀提林陰謀》中，毫無疑問喀提林會被看做是最關鍵性的人物，對這一人物的處理和評價理所當然應該和全書的主題有著密切的關聯。如前文中所指出的那樣，撒路斯提烏斯在《喀提林陰謀》中最關心的問題是共和國的衰亡以及這種敗壞背後所體現出來的德性的敗壞，他希望透過這部作品來對共和國的德性敗壞問題作檢討。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大膽地認為，喀提林身上體現出的德性的張力和共和國中德性的敗壞在相當程度上緊密地聯絡在一起。甚至我們可以將這兩者看做是一張牌的正反兩面，當我們回答了其中一者時，另一者的答案也將呼之欲出。在這二者之中，“德性”的概念反覆出現，而恰好撒路斯提烏斯在正文敘事部分之前的引言中花費了相當多的篇幅探討羅馬的德性變遷史。因此，在直面最核心的困難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對這一經常為現代實證史學家所忽視的段落做一番詳細的考察。

▲喀提林（《西塞羅反喀提林》區域性）

二、羅馬的德性變遷

從第六章開始，撒路斯提烏斯用了八章內容來考察羅馬從埃涅阿斯到喀提林之前的歷史。作者並沒有將羅慕路斯建城以前和以後的時代做截然的區分，而是籠統地稱之為王政時代。他沒有詳細講述羅馬歷史上各個賢王如何為羅馬添磚加瓦，而是強調了元老院的作用：

被選出的少數人雖然年邁力衰，但他們卻因其智慧而擁有強大的靈魂力量。正是這些人操持著國家的事務。由於他們的年齡或由於他們都有類似的職權，所以他們都被稱為元老。（6。6-7）

在撒路斯提烏斯的筆下，羅馬王政時代可以被看做是王制和貴族統治的結合。元老們因為他們的智慧而當選，雖然作者沒有明說，但這無疑是做到了讓最好的人來統治。

國王因為暴政而被廢除，共和國在此基礎上建立。人們心中充滿了對光榮的渴望，而年輕人能夠忍受戰爭的艱苦。這一時代的羅馬人熱愛在戰爭中求得光榮，同時也喜愛與之相關的武器、戰馬，而非縱慾狂歡。財富在他們看來只是附加的東西，而真正值得追求的目標只有無限的聲名，因而“他們渴望人們的讚美，但對金錢卻揮霍無度”（7。6）。他們之所以揮霍金錢，並不是因為本性中的貪慾，而是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貪慾為何物，所以完全不在意財富與金錢。在這一段中，撒路斯提烏斯不再強調元老們的智慧，而是著力於描寫年輕人對光榮的渴求。固然我們並沒有看到作者明確說對榮譽的愛代替了對智慧的尊敬，但從文字中依然至少可以推斷出，在這個時代裡戰爭中的光榮已經是羅馬城中最流行的東西了。

在戰勝了迦太基之後，羅馬在陸地和海洋上都已經不再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對手，而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羅馬人逐漸走上了敗壞之路。惡習開始蔓延，首先出現的是野心：

但是最初使人們的靈魂受到促動的與其說是貪慾毋寧說是野心——野心確實是一種缺點，但是它還不算太違背道德。因為光榮、榮譽和權力，這些是高尚的人和卑劣的人同樣熱烈期望的，只是前者透過正當的途徑獲得它們，而沒有高貴品質的後者透過狡詐和欺騙取得它們罷了。（11。1-3）

撒路斯提烏斯告訴讀者，野心會比貪慾更早出現並使人的靈魂受到促動，因而可以認為野心代表了某種處於中間位置的過渡狀態。在作者看來，野心和榮譽感從人性的層面上說有著相同的來源，都是出自於對光榮或權力的渴望，但是獲取的方式不同。一者透過正當的手段獲得，另一者則以不正當的方式巧取豪奪。在這段論述中，從追求光榮到追求野心的轉變顯得相當自然，而野心的出現本身則意味著敗壞的第一步。因而，雖然撒路斯提烏斯相當寬容地認為對野心的熱望不至於太過違背道德，但是他仍然承認野心是一種缺點，其所以被認為“還不算太違背道德”，只不過因為與之作比較的物件是更糟糕的貪慾而已。如果將追求“光榮、榮譽和權力”的時代稱作是榮譽政體的時代，那麼這一時代可以被排列在最好的時代和接下來充滿貪慾的糟糕時代的中間。

然而，一旦德性開始敗壞就一定不會停留在某一步上，敗壞不加以遏制的結果一定是進一步的敗壞。在從榮譽感下滑到野心之後，貪慾也很快繼野心之後產生了：

貪慾意味著金錢，而智者是決不會追求金錢的。這種惡習就好像沾上了危險的毒藥一樣，它能使極為健壯的體魄和靈魂萎靡下去。沒有任何東西能使這種無限的、永無滿足的貪慾緩和下來，豐足不行，匱乏也不行。（11。3-4）

和野心相比，貪慾又進一步讓羅馬人的靈魂向深淵下墜了一大段距離。在貪慾之中，我們已經不再能找到任何高尚的東西，德性已經接近於走向徹底的敗壞。不過野心和貪慾之間並沒有隔著不可跨域的藩籬，兩者之間事實上只有一步之遙。當靈魂開始向野心墮落時，下一步必然會通向貪慾。根據撒路斯提烏斯的描述，羅馬共和國曆史上的這一轉變在蘇拉的時代最終完成：

但是在路奇烏斯·蘇拉透過武力取得了國家的統治權，從而使一切事物在好的開端後面出現了不祥的結果之後，所有的人便開始動手劫掠起來。……（蘇拉）允許他們過驕奢淫逸的生活，放鬆了紀律對他們的約束。在溫柔鄉一般的、可以縱慾的國土上所過的無所事事的日子很快便使他計程車兵們的好戰精神萎靡下來了。（11。4-6）

蘇拉為了維持自己在羅馬的威權，就需要得到士兵的支援，而他獲取軍隊支援的方式則是賦予他們“過驕奢淫逸的生活”的自由。撒路斯提烏斯用羅馬歷史上的例項向我們展示了野心是如何最終導致貪慾的。

貪慾的橫行還並不是墮落的最後一步，因為貪慾本身也會引發進一步的敗壞。也就是說，各種與德性相違背的行為會與貪慾相伴而生：

因此，由於財富的緣故，同狂妄自大結合在一起的奢侈與貪婪便沾染上了我們的青年一代。他們幹著掠奪的勾當，毫無節制地浪費；他們毫不珍視自己的財產，卻又覬覦別人的財產；對於節制、貞節，人的和神的一切事物，他們無不採取蔑視的態度；簡言之，他們既極為膽大妄為又毫無顧忌。（12。1-2）

撒路斯提烏斯這裡提到的“我們的青年一代”當然指的是在蘇拉之後的那一代人，也就是《喀提林陰謀》這部作品中所描述的那一代羅馬年輕人。不可否認這些年輕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不過這種沒有限制的自由同時也意味著德性的徹底消亡。沒有限制的後果使得他們揮霍財富，他們的上一代人或許只是貪婪，但未必會毫無忌憚地拋棄節制的美德，但這一代年輕人已經放棄了這種僅存的品性。他們因為浪費和妄為而失去了自己的財產，同時他們顯然也沒有吃苦耐勞的毅力，於是他們唯一的出路便是掠奪別人的財產。當他們無所事事的時候，就通向了犯罪：

一旦年輕人蕩盡了他們的財產，就是這些惡習唆使他們去犯罪，於是他們便更加肆無忌憚地不擇手段地去追求金錢和揮霍浪費的生活。（13。5）

撒路斯提烏斯並不認為羅馬的墮落是一次性的事件，在他看來，德性會沿著一條獨特的序列逐漸敗壞下去。首先是智慧，然後是與之相關的光榮，光榮走向了反面就成為了野心，野心牽引出了貪慾，貪慾不可逆轉地通向奢侈，而充滿了奢侈與放蕩的羅馬正是喀提林式的陰謀得以滋生的土壤。雖然表面上的政體並沒有改變，但是喀提林時代的羅馬共和國已經不同於兩百年前的共和國。

在全書的第一段中，作者就告訴過我們，人的獨特性正在於人同時擁有靈魂和身體兩種力量：

反之，我們全部的力量同時在於靈魂和身體。我們以靈魂統治，而讓身體服從。其中一者我們與諸神共有，另一者則與禽獸共有。（1。2-3）

雖然撒路斯提烏斯認為在理想的狀態下，靈魂應當統治身體，不過透過對德性序列的討論，我們會發現事實並非總是如此。智慧是靈魂統治身體的模範狀態，與智慧的狀態相隔越遠，則靈魂的地位就愈低下而身體的地位愈高，與智慧最遠的奢侈意味著身體完全控制了靈魂，人的靈魂秩序被徹底顛倒了過來。換句話說，人變得愈發接近獸，而非神。

即使我們不像一些研究者那樣認為撒路斯提烏斯在寫作此處的德性變遷史時直接沿用了柏拉圖《理想國》第八、第九卷的模式［2］，我們仍然會發現，撒路斯提烏斯和柏拉圖對人性的觀察和對德性敗壞的分析有著驚人的相似，這足以證明撒路斯提烏斯在《喀提林陰謀》中對羅馬的考察有著普遍人性層面上的意義。

如果從奢侈再沿著這條道路向前推進一步，必然的結論就是在墮落的羅馬城將會出現一位僭主。從結構上說，對喀提林的分析緊接著對德性序列的敘述，因而我們可以認為，喀提林就是一位潛在意義上的僭主。喀提林最終失敗了，但是他的失敗並不意味著共和政體真正恢復了原初的力量，因為在喀提林之後不久，許多新的僭主式的人物即將在羅馬湧現。

正如柏拉圖所指出的那樣，即使是在一個充滿了奢侈和貪慾的城邦中，也會生活著各式各樣的人，其中不乏一些人擁有更高的德性。在《喀提林陰謀》中，撒路斯提烏斯除了喀提林外，對加圖、愷撒和西塞羅也頗為重視，我們不妨將此處得出的德性序列運用到他們身上，為他們在這一序列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人們的德性相次，一如柏拉圖所描繪的金銀銅鐵論。

三、德性序列視野下的羅馬人

如果從歷史事件本身來看，當時擔任羅馬執政官的西塞羅在對抗喀提林陰謀的過程中當然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不過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撒路斯提烏斯在書中顯然有意淡化了西塞羅的地位。這樣的批評並非沒有道理。作者細緻地複述了加圖和愷撒的演說，卻將西塞羅的四次反喀提林演講一筆帶過，這種處理方式是撒路斯提烏斯的歷史紀事為人所詬病的原因之一。不過西塞羅的形象也並沒有完全消失，無論如何，正是因為西塞羅的作用，叛軍全部的計劃和手段才被羅馬人得知。西塞羅指示高盧使節假裝對陰謀很感興趣，以使陰謀者的罪行儘可能地暴露，這既可以體現出他的智慧，也可以證明他對共和國的熱忱。這樣的記敘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對應於撒路斯提烏斯對羅馬黃金時代中那些元老的描述：“他們卻因其智慧而擁有強大的靈魂力量。”我們可以認為，西塞羅在德性的序列中代表了接近於智慧的那一端。

除了西塞羅外，撒路斯提烏斯尤其突出了羅馬元老院一方的加圖和愷撒的形象，兩人的演講及作者對兩人品性的評述幾乎佔到了全書五分之一的篇幅。加圖和愷撒在書中有著平行的地位，我們有必要將這兩人對照起來分析。作者首先指出在出身、年齡、口才乃至於靈魂的偉大方面，他們都大致相當，但兩人卻有著不同的取向：

愷撒被認為是偉大的，因為他仁厚而慷慨，加圖則是由於他一生誠實正直。前者出名是由於他溫和並富有同情心，後者的嚴正給他帶來了威望。……前者是不幸的人們的一個庇護所，後者對惡人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54。2-3）

作者將兩人並立，且認為他們在各個方面旗鼓相當，那就意味著我們可以將加圖和凱撒在德性序列上安排在相同的等級上。最合適的位置無疑是光榮。對於愷撒而言，他追求光榮的方式是戰爭，因為“他渴望巨大的權力、一支軍隊和一場新的戰爭，因為只有在這一場戰爭裡，他的輝煌的功業才能充分展現出來。”（54。4-5）而加圖則並不主動追求名譽，但名譽會因為他的道德隨之而來。加圖和愷撒的不同之處在於，加圖獲得光榮的方式是依靠他的德性，而愷撒則希望透過戰爭來滿足他的野心。雖然在《喀提林陰謀》的文字中，這兩人都可以在德性序列中被放置在光榮這一層級上，但是加圖的德性是穩固的，然而愷撒式的追求光榮的方式恐怕難免在可見的未來會有走向野心-貪慾-奢侈序列的危險。

最關鍵性的困難仍然在於喀提林，我們依然要面對最初提出的疑問：如何理解喀提林身上展現出的德性的張力？和一開始時不同的地方在於，我們現在已經對撒路斯提烏斯心中的德性序列有了明確的認識，同時也能夠將全書中其他的人物排列在這個序列之中，因而就可以將喀提林與這些人物作比較。在前文中，我們只是對第五章描述喀提林品性的那一處關鍵性的文字做了簡單的討論，認為其中摻雜著正反兩個方面，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對這段文字做更細緻的分析。

在這一段話中，作者首先告訴我們的是：

路奇烏斯·喀提林，貴族家庭的後裔，同時在靈魂和身體方面有著大的力量，但天性卻是邪惡和墮落的。（5。1）

這句話中的表述和全書第一章第一段話中對人之為人的界定有著相當密切的關聯。讓我們重新引用這段文字：

反之，我們全部的力量同時在於靈魂和身體。我們讓靈魂統治，而讓身體服從。其中一者我們與諸神共有，另一者則與禽獸共有。（1。2-3）

撒路斯提烏斯認為喀提林“同時在靈魂和身體方面有著大的力量”，但並沒有明確指出喀提林是靈魂壓過了身體還是身體壓過了靈魂。根據之前得出的結論，靈魂越占主導地位則越接近智慧那一端，反之則越接近奢侈那一端，這意味著如果我們要考察喀提林在德性序列中的位置，還需要繼續往下閱讀：

從年輕的時候起，他便非常喜歡內戰、殺戮、搶劫以及政治上的相互傾軋，他的青年時代便是在這類事情中間度過的。（5。2-3）

對政治的愛好意味著喀提林擁有極強的野心。在整個德性序列中，野心是敗壞的開端，其主要的意涵當然是負面的，但是並非最糟糕的。接下來作者說：

他有鋼筋鐵骨般的身體（corpus），經受得住常人絕對不能忍受的飢餓、寒冷和不眠。（5。3-4）

忍凍捱餓意味著靈魂對身體的統治。作者稱加圖擁有某種“自我剋制的能力”（54。5），而愷撒則能夠“把自己鍛鍊得能進行艱苦的工作，能睡得很少”（54。4），這些描述和這裡對喀提林的描述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似乎喀提林和加圖、愷撒（尤其是愷撒）有著某種內在的相似之處。

接下來作者開始描述喀提林在靈魂方面的特性：

他為人膽大妄為（animus audax），不講信義，翻雲覆雨，無論什麼都裝得出、瞞得住。他覬覦別人的財產，揮霍自己的財產；而且他的情慾（cupiditatibus）十分強烈。他具有相當的口才（eloquentiae），但是沒有什麼見識（sapientiae）。他的錯亂的靈魂（animus）總是在貪求（cupiebat）著窮兇極惡、難以置信和希奇古怪的東西。（5。4-5）

在這段描述中，“情慾（cupiditatibus）十分強烈”和“貪求（cupiebat）著窮兇極惡、難以置信和希奇古怪的東西”無疑指向了貪慾，而“覬覦別人的財產，揮霍自己的財產”則更類似於奢侈放蕩的狀態。後者是德性序列中最低的一項，而前者則是次低的一項。撒路斯提烏斯專門強調了喀提林身上“沒有什麼見識（sapientiae）”，也即沒有智慧，這相當於說喀提林在德性序列中缺失了位於最上端的一環。

將以上的分析放在一起來看，會發現喀提林身上出現了德性序列中處於不同位置上的多個成分。野心、貪慾和奢侈在他的身上體現得非常明顯，但是從全書結尾處（60。7）那段相當動人的描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喀提林對榮譽的追求。與此同時，喀提林即使在兵力處於劣勢的情形下也不願意吸收奴隸的力量（56。5），也正是出於他內心中對光榮的執著。當喀提林在煽動跟隨者參與陰謀時，他首先強調的也同樣是光榮的重要性（20。3）。除了位於最上端的智慧外，喀提林幾乎佔全了德性序列上的每一個位置。

喀提林身上展現出德性的混雜和撕裂，雖然他的身上仍然保有因為貴族血統而遺存的高貴德性，但是高貴的德性已經難以抵抗墮落的力量，貪慾和奢侈橫行。於是在喀提林的靈魂中我們看到了一幅奇異的圖景：在敗壞的底色之上，卻依然能見到古老的德性，兩者糅雜在一起共同構成了喀提林全部的靈魂圖景。如果將視線轉移到培育出喀提林的大環境中，我們會毫不意外地發現，喀提林時代的羅馬共和國有著幾乎一模一樣的“靈魂”影象。偉大的美德依然延續，但其地位已經面臨嚴重的挑戰，共和國當下流行的風潮是“毫不珍視自己的財產，卻又覬覦別人的財產”。因而我們就能明白撒路斯提烏斯之所以選擇了這樣一場並不算太過嚴重的危機作為寫作物件的真正用意所在：喀提林的靈魂狀態就相當於羅馬共和國的靈魂狀態，描摹喀提林身上德性的張力就意味著描摹羅馬共和國內德性的撕裂。共和國的靈魂與喀提林的靈魂有著相同的構成。

在《喀提林陰謀》中，撒路斯提烏斯同時描述了兩場勝利。第一場勝利是元老院之於喀提林的勝利，作者告訴我們西塞羅的力量戰勝了喀提林，顛覆共和國的陰謀最終被摧毀。第二場勝利則發生在共和國元老院的內部，加圖在辯論中戰勝了愷撒，出於德性的光榮戰勝了求取野心的光榮。第二場勝利被包裹在了第一場勝利的外殼之中，但或許前者比後者有著更重要的意義。敗壞的慣性不會因為喀提林的覆滅而停下腳步，共和國的未來只會沿著這條下行的道路走得越來越遠。當愷撒對光榮的追求徹底轉變為對野心的追求時，他就將成為第二個喀提林，而這一次無論是加圖還是西塞羅都不再能反敗為勝。從這個意義上說，共和國對喀提林的勝利其實有著相當強烈的悲劇性。如果我們認為撒路斯提烏斯在全書開篇處推演的德性敗壞歷程是有其根據的話，那麼必然會得出的結論是，無論共和國是不是戰勝了喀提林，共和國最終的命運都將無可挽回地走向衰亡。命運不會因為西塞羅或加圖的努力而調轉方向，因為這是人靈魂的本性使然。

▲敗壞論，是每個美好時代與衰敗時代都消失不了的旋律

結語：撒路斯提烏斯的歷史寫作

在整部書的結尾，撒路斯提烏斯用動情的筆觸描述了這場戰爭最後的結局。幾乎所有的讀者在閱讀這些段落時都會發現自己的靈魂受到了相當程度的觸動，甚至得到了洗禮和淨化。無疑喀提林事件有著極強的悲劇意味，當然這首先是關於喀提林的悲劇，但正如前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喀提林的靈魂就相當於羅馬共和國的靈魂，共和國本身的命運同樣有著與生俱來的悲劇性。進一步說，撒路斯提烏斯對共和國的考察也是他對人性或人的靈魂本性加以反思的過程。我們甚至可以說，撒路斯提烏斯的歷史寫作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超出了特殊性的歷史寫作本身，而進入到普遍人性的領域。

這讓我們回想起亞里士多德在《詩學》第九章中對歷史學所做的著名的批評，他將歷史和詩歌作比較，說道：

因此，寫詩這種活動比寫歷史更富於哲學意味，更被嚴肅地對待；因為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所謂“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種人，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會說的話，會行的事，詩要首先追求這目的，然後才給人物起名字；至於“個別的事”則是指亞爾西巴德所做的事或所遭遇的事。（1451b）［3］

確實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歷史敘事首先描述的是“個別的事”，不過這並不妨礙歷史著述家以此為起點對普遍人性作更進一步的省察。撒路斯提烏斯對德性序列的洞見以及在他的作品中隨處可見的對人在靈魂學意義上的考察都使得他的歷史寫作帶有哲學的品格。後世學者經常認為撒路斯提烏斯是修昔底德史學傳統在羅馬的真正傳人，這或許正是因為修昔底德也恰好是一位為其歷史寫作增添了哲學品格的歷史著述家。

撒路斯提烏斯在《喀提林陰謀》中展現出的視野無疑超出了歷史事件或“個別的事”本身，他寫作歷史的真正目的也並不在於記錄下曾經發生過的每一個細節，從而可以為後人們的細密考證服務。他關心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在其背後所能展現出來的人的德性，以及在德性背後的每個人的靈魂圖景。在普遍性的哲學視野和具體性的歷史敘述之間，撒路斯提烏斯找到了一條能夠平衡兩者的道路，而這也正是他超越一般的歷史記述者的關鍵所在。

註釋

撒路斯提烏斯，《喀提林陰謀 朱古達戰爭》，王以鑄、崔妙因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英譯本及拉丁文字均參照洛布古典叢書（Leob Classical Library）第116冊：

Sallust

（由J。 C。 Rolfe譯出）。文中所引部分譯文根據拉丁文字和英譯本做了一定改動。

參見麥克奎因（Bruce D。 MacQueen）：《撒路斯特政治紀事中的<王制>》，見劉小楓編，《撒路斯特與政治史學》，曾維術等譯，黃漢林校，華夏出版社，2011

【古希臘】亞理斯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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