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與幾位紀錄片導演討論過一個問題：為什麼紀錄片的拍攝主題大部分都集中於偏底層人群，很少看到以財富階層為主要拍攝物件的作品（寫文章其實也是一樣的狀況）？

這裡面的原因當然很多，其中一個很現實的原因是隨著財富的增長，人對於外界的防範戒備心理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增強，更難向人袒露自己的真實面。在這一背景下，以財富精英人群為描述主體的作品往往都會陷入千篇一律的乏味局面，都是在講他如何奮鬥如何成功如何卓爾不群。我們看到的是一堆光鮮亮麗的大詞，卻看不到真實的人性。

好在，還是會有一些努力去揭開財富階層生活境況內心面貌的作品，今天推薦的文章就是其中之一。它來自我非常喜歡的美國記者Brook

Larmer，之前推薦過的《中國考試工廠》便是他的作品。在這篇文章中，他選擇了一個巧妙的視角帶領讀者“窺視”富豪們的內心世界。而在結構鋪排上，本文也很有特色，他採用了雙主角結構，將二者進行對比。

PS：由於是幾年前的文章，所以文中還會出現「百萬富翁」這樣的字眼。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國經（tong）濟（huo）發（peng）展（zhang）之快……

以下為全文。

《

中國人藉助婚戀獵頭尋覓幸福

》

文 |BROOKLARMER

本文原載於紐約時報中文網

經濟和社會發展雖然給中國人帶來了婚戀自由，但無論貧富，人們發現尋找另一半並不容易，這也催生了婚戀獵頭行業，他們的客戶多是超級富豪，不惜花重金在全國海選心儀的姑娘。

在位於北京大悅城購物中心H&M商店入口附近的監視地點，楊靜（音譯）似乎在凝神苦思，她的手不停卷著自己一縷栗色的頭髮，用手指輕輕敲打著配有海藍色外殼的iPhone

4S。但她的目光卻在四處打量，緊緊跟隨著從Zara逛到Calvin Klein

Jeans的一群群年輕女性。這目光會在一張臉、一個姿態上稍作停留，然後轉向下一個目標，在大廳裡繼續搜尋。

“這是個狩獵的好地方，”她告訴我。“我在這裡總是有好運氣。”

對楊靜而言，與其說大悅城是一個消費聖地，還不如說是她為中國最富有的單身漢尋找物件的都市狩獵場。28歲的楊靜是中國最早的婚戀獵頭之一，這是一種在中國經濟繁榮的形勢下產生的新型婚戀服務者，其數量已經迅速激增。她工作的公司叫做鑽石婚戀，為中國的新貴階層服務，這些人主要是願意支付幾萬甚至幾十萬美元來請別人為自己尋找理想伴侶的男士，偶爾也有女士。

楊靜在大悅城向她的八人偵察組做解說工作要求。她們公司為了給一個上海的百萬富翁尋找伴侶，向三個城市派遣了六支這種隊伍。這名客戶提供了一個清單，上面羅列著他對未來妻子的要求，其中包括年齡（22歲到26歲）、膚色（“像瓷娃娃一樣”），性經歷（是的，要處女）。

“你知道嗎，這些富豪非常挑剔，” 楊靜說。“沒有人是最完美的。”然而，她有可能獲得的回報相當豐厚，找到被客戶選中者的婚戀獵頭將獲得超過3萬美元（約合18。8萬元人民幣）的報酬，大約是該行業平均年薪的五倍。

突然，楊女士覺察到了一個訊號。

在大堂的另一端，一位同事引起了她的注意，並向一位穿著藍色裙子、孤身一人姑娘點了點頭。那天，楊靜已經幾次否決了手下提示給她看的人選。但是這次，她跟在了這位姑娘的身後。

“面板很好，”她小聲說到。“臉蛋也很標緻。”當姑娘走進H&M時，楊女士在上衣區截住了她。“對不起打擾一下，”她笑容可掬地說：“我是一位婚戀獵頭。請問你在找心上人嗎？“

幾公里之外，在離北京天壇不遠的一個公園裡，一位名叫俞佳的女士（音譯）試圖在一片榆樹林裡的人群中找到一個立足之地。這位67歲的退休寡婦打掃出來一小片空地，

擺出了她為兒子寫的

“徵婚啟事”。愈女士用一些磚石碎塊壓住紙張。“男，單身，1972年出生。高1米72。高中畢業。北京工作，”皺皺巴巴的紙上這麼寫著。

俞女士是另一類的婚嫁獵頭：北京好幾個公園裡都冒出了一些所謂的“婚姻集市”（即相親會——譯者注），父母們在集市上為自己的子女尋找配偶。一長串頭髮灰白的老人坐在啟事前，上面列著子女的各項指標。成百上千的人們從這裡走過，偶爾有人停下來詢問一下。

俞女士的啟事很簡單，沒什麼噱頭。啟事沒有照片，沒提到血型、星座、收入和財產。不像那位百萬富翁提出了一大堆要求，俞女士甚至都沒提兒子想要找什麼樣的妻子。“我們的選擇不多，”她解釋說。“在這個階段，我們來者不拒。”

俞女士為她兒子趙勇（音譯）徵婚已經四年了。這些年來，只有幾個人表示過興趣。儘管如此，當一位戴著綠色塑膠遮陽帽的女士駐足檢視啟事時，俞女士還是笑容滿面地介紹起兒子的優良品性和英俊容貌。當被問到兒子在北京有沒有住房時，俞女士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問者也很快走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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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紅娘

三十年的爆炸性經濟增長改變了中國的婚姻狀況。在上一代，中國是世界上在性別和個人財富方面最平等的國家之一。大部分人都沒什麼錢。國家對住房，工作，遷徙和家庭生活嚴加管控。這倒使得找物件沒那麼麻煩——大家基本上都門當戶對。

像大多數在六，七十年代成年的人那樣，由單位黨委書記牽線搭橋，俞女士嫁給了工廠的一位同事。研究人員發現，直至1990年，中國兩個最大城市的大多數居民在結婚前只跟一個人談過戀愛：他們未來的配偶。

在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中，中國人生活中的限制少了很多。人們可以自由地賺錢，買房，選擇職業。但是尋找配偶的自由卻出人意料地變成了一個負擔。現下中國人享有戀愛自由甚至是性解放，但是找物件這個嚴肅任務對富人和窮人一樣，都是件讓人心煩的事兒。

美國社會學家詹姆士·法勒的著作《開放》審視了當代中國人的性、愛情和婚姻生活。在書中，他這樣寫到：“從前人們找物件所依靠的家庭和社會人際關係網路已經分崩離析。人們有一種強烈的錯位感，年輕人不知道該找誰幫忙。”

中國人對婚姻的困惑體現了一個處於劇烈轉型期的國家的特色

。史上規模最大的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遷徙拉小了城鄉之間的差距，但是嚴重的貧富不均卻又造成了新的社會斷層

。三十年來，有多達三億的農村人口湧入城市。這些外鄉人來到一個全新的環境，沒有親戚住在附近為他們介紹物件，這使許多人在大城市裡感到迷茫。

人口結構的變化也使問題更加複雜。不但許多女性為了職業而推遲婚姻， 由於施行計劃生育政策，中國是世界上性別差異最大的國家之一。在中國，每出生100個女孩，就有118個男孩出生。中國的研究人員預測，到了2019年，全國會多出來2400萬未婚男性。

沒有了從前傳統的家庭和社會網路，很多人開始利用網際網路尋找另一半。研究分析顯示，中國的網上婚介業務的年收益很快就會超過3億美元。中國有幾千家婚介網站，這些網站大多數都針對廣大的白領階層。但是由於競爭激烈，以及出於對網上資訊的不信任，

很多單身者——有富有貧——都轉向了線下更有針對性的服務。

中國的婚戀介紹傳統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周朝晚期的皇室。從那時起，婚嫁介紹的目的就是使兩個門當戶對的家庭結合，從而使社會得到更大的利益。可是到了今天，婚戀介紹已經變成了人人皆可涉足的商業活動。而婚姻則成了某些人在社會上晉升的跳板，另一些人則透過婚姻向世人炫耀自己的成功。

單身男士如果沒有住房，就很難找到配偶。而在北京這種大城市，一套住房極其昂貴。而儘管中國存在性別不均衡，女士們要把自己嫁出去的壓力也非常巨大，如果28歲前還沒嫁出去的話，就會被人叫做“剩女”。

過去五年中，

好幾十家高階的婚戀服務機構在中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些機構向富有的客戶們收取鉅額費用，幫助他們尋找和調查配偶人選。他們的方式有時雖然吸引眼球，但卻可能格調低下。一家公司曾把200位佳麗拉到了中國西南部的一個度假城市，供一位有權有勢的老闆細細品頭論足。另一家公司在四川為富商們組織了一次寶馬車隊出遊活動，來讓他們尋找年輕妻子。鑽石婚戀和其它幾家最大的婚戀機構一起，在2009年舉辦了一次婚戀介紹活動。21位男士參加了這個活動，他們每人支付了約合15000美元的入場費。

我在過去一年跟蹤採訪了貧富兩端的兩例婚戀介紹活動的程序。它們能幫助闡明改變中國婚姻狀況的不同因素。

俞女士和她的兒子是其中的一例。俞女士的兒子從外地來北京打工。他日漸年長的母親不遺餘力地在為他尋找未來的妻子，對此他只是勉強表示了同意。在楊女士的案例中，她在鑽石婚戀的鉅富顧客動用了幾十位愛情獵頭為他尋找全中國最雅緻白皙的美女，儘管他也擔心會找到一個“拜金女”。

楊靜本人的情況介於這兩種極端案例之間。她靠著自己在業內的成功成了家裡主要經濟來源。她本人對婚介行業裡充斥的性別不平等、不尊重女性等現象也越來越看不慣，但是她還是對她超級富有的顧客們表示理解。

“這些男人也挺可憐的，”她說：“他們辛勤工作，拼命賺錢，出人頭地。但卻耽誤了找老婆。他們也不知道該信任誰，所以來找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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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非常特殊的客戶

我去年第一次去拜訪鑽石婚戀的北京辦公室時，楊靜正在為一位顧客的事發愁。這位42歲的離異客戶是一個房地產大佬，為了找到下一任妻子，他準備花費超過50萬美元。

這並不是公司有史以來接到的最大一筆生意：兩年前，一位男士請鑽石婚戀在12個城市裡幫助他尋找另一半。他最終如願以償，並支付了約合150萬美元的費用。但是這次楊靜感到壓力巨大。她不單要跟好幾百個同事競爭那3。2萬美元的獎金，她的老闆還讓她在這次公司當年最大的專案中擔任重要角色。誰都知道這位顧客是個傲慢專橫的完美主義者。要做成這單生意沒那麼容易。

八年前，還在讀大學的時候，楊靜就開始兼職做婚戀獵頭。在一家醫院短暫地當了一段時間的護士後，她全職加入了鑽石婚戀。現在，她已經是該公司在北京經驗最豐富的獵頭了。最近她被提拔從事諮詢工作，與客戶們（和他們膨大卻脆弱的自我）直接打交道。但當公司有什麼大專案時，還是經常需要她親自出馬。

她的成功率令人感到驚訝。在過去三年三次大規模的活動中，該公司最重要的客戶最終都選擇了楊靜親自找到的候選人。她的成功為她贏得了豐厚的獎金——其中一次拿到了2。7萬美元，並且贏得了國內成功率最高的婚戀獵頭之一的口碑。

但她告訴我，這個新任務“幾乎不可能完成”。

客戶堅持要求鑽石婚戀不要透露他的姓名，所以我就稱他為“大佬先生”吧。他屬於一夜暴富的“富一代”，他們通常在變富的過程中拋棄髮妻。鑽石婚戀的客戶中還包含很多“富二代”，他們都是二三十歲的女性和男性，富有的父母通常出資為他們尋找伴侶，這些父母熱衷於嚴密把控他們的婚姻選擇及家族遺產。

但像大佬先生這樣的富一代習慣於操控一切，他們可能是最不願妥協的客戶。

大佬先生對第二任妻子提出了極其詳細的要求。他表示，理想的人選應該像年輕版的電視主持人周濤：身材苗條，面板白皙，下巴微尖，牙齒完美，雙眼皮，擁有絲綢般的長髮。為了確保她的性格好，運勢好，大佬要求她的五官——面相——要十分和諧。

“當客戶開始尋找目標時，他們想要的就是美女，多高、多白、多瘦，”楊靜說。“有時他們要找的人事實上根本就不存在。即便我們找到了這樣的人，這些客戶也通常不知道，這個人是否就是他們心中的那一位。而我們的工作就是讓他們從幻想回到現實。

當然，幻想卻正是鑽石婚戀所兜售的。楊靜的上司飛揚是一位穿著黑色皮衣聲音沙啞的女士。在入行前，她曾從事電子產品交易。她把我請入她鋪著厚軟地毯的辦公室，讓我在一張亮粉色的沙發上坐下。她告訴我公司在2005年上海成立後，致力於宣揚“婚戀文化”。現在公司有六家分公司，僱傭著200位諮詢師、200位全職獵頭和好幾百位兼職獵頭，這些人幾乎全部是女性。

她的僱員都叫她“飛老師”，飛老師開辦了一個名為“怎樣做賢妻”的培訓班，教授女性們怎樣在嫁入豪門後持家，揣摩丈夫的情緒，並向她們講授“性關係的重要性”。培訓班有兩門課程，每門課程講授14天，一共下來需要約1。6萬美元的學費。

但是鑽石婚戀的首要目標客戶還是男士，越有錢越好。公司四百萬會員中大部分都是男士。他們之中有的人每月支付幾美元來做些基本的搜尋。另一些人每月則會花上高達1。5萬美元的費用以便能夠檢視只給高階會員準備的資料庫，並得到專業婚戀獵頭量身定製的服務。

公司最富有，最捨得花錢的顧客90%都是男士。他們對講座和資料庫的興趣不大。他們想要的是認識那些還沒有被其他會員在網上瀏覽過資訊的年輕女性。飛女士冷靜地把這些女性叫做“新鮮資源”。婚戀獵頭的工作就是去找到她們。

除了提供大量的人選，這些婚戀介紹活動也給顧客一種安全感。嚴格的背景調查排除了飛女士所說的“拜金女，騙子和道德敗壞者”。按活動規模大小，鑽石婚戀的收費從5萬美元到100萬美元不等，有時甚至更多。飛女士說這是物有所值。

“多花些錢找個完美的妻子有什麼不對？”她問我。“這可是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投資。”

在和大佬先生籤合同前，楊靜就覺察到了麻煩。她和一名同事從公司只面向高階客戶的資料庫中選出了一些女性作為模版。他們給大佬先生看了公司最搶手的3000名女性的資料和照片，他沒一個滿意的。

“哪個姑娘的眉毛只要高了半毫米，他都會把照片扔到一邊說 ‘不行！’”楊靜說：“他總能挑出毛病。”

這可是50多萬美元的生意。楊靜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能找到合適人選。要她操心的還不只是大佬先生。我們有一天下午見面的時候，一向富有活力的楊靜歪坐到沙發上，顯得精疲力竭。她剛同一位女富商面談了一個小時。這位年近四十的女士願意出10萬美元讓鑽石婚戀給自己找個財富地位相當的丈夫。

“我只能告訴她我們接不了她的生意，”楊靜說：“沒有哪個有錢的中國男士會想娶她。男人們都想要年輕的，不那麼強勢的。”

好幾分鐘的沉寂後，她又說：“這些剩女真讓人憂心，你們美國也有剩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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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母親的尋覓

起初，俞佳沒有告訴兒子自己在替他找物件。家庭剛剛遭遇不幸，她不願讓兒子感到不快。此前，她與身患肺癌的丈夫離開東北的哈爾濱，希望他能在北京得到更好的治療。他們的兩個兒子已經生活在北京。但她的丈夫僅僅過了一年便在2009年撒手人寰，他們僅存的2。5萬美元家庭積蓄也就此一文不剩。

傷心欲絕的俞女士與她的兩個兒子一起住在北京近郊的一套公寓中。一個兒子已經結婚，而當時36歲的兒子趙勇卻仍舊孤身一人。但是，俞女士某天在天壇的榆樹林裡遇到了熙熙攘攘的一群人，她的生活從此有了新的目標。

“我下定決心，在替兒子找到老婆之前絕不回家，”她說。“這是我這輩子唯一還沒辦成的事。”

拿著她的牌子深入一大群陌生人中間，這讓她在剛開始時感覺很不自在。她的兩個大些的兒子是透過傳統方式找到的妻子：一個透過媒人，另一個透過朋友介紹。但小兒子趙勇還沒結婚。他丟掉了在哈爾濱一家電子工廠的工作後，跟隨青梅竹馬的戀人來到北京，原本計劃結婚。但女方家庭要求得到約合1。5萬美元的彩禮－－也就是中國農村新郎家給新娘家的禮金。俞女士家出不起這筆錢，兩個人的戀情就此告吹。

俞女士的小兒子趙先生幹著司機和銷售員的工作，忙得不可開交。他的前女友跟別人結了婚，生了孩子。他告訴母親， 他根本沒時間想結婚的事。

公園裡的陌生人們同樣是背井離鄉，跟俞女士有著類似的經歷。她在這裡找到了慰藉。這裡的不少其他家長更加焦急：由於獨生子女政策，他們只有一個孩子。（俞女士來自農村地區，所以允許生多個孩子。）

但是俞女士發現，公園裡的相親物件往往是互不般配的“剩女”和“剩男”，分別來自社會的兩端。所謂“剩男”往往是與她兒子類似的來自窮困農村地區的男子，他們身邊的女性往往嫁給年齡較大、社會階層較高的男人。由於中國性別失衡，隨著更多過剩男性進入適婚年齡，這種現象愈演愈烈。

但“剩女”們要找到合適的中國伴侶可能更加困難，即使她們恰恰擁有剩男們所缺乏的東西：財富、教育和社會與職業地位。某一天我在天壇遇到了一位來自安徽的70歲退休老者，在為自己的大女兒找物件——他的女兒是北京某大學一位36歲的經濟學教授。

“我女兒非常優秀，”他邊說邊從布袋中拿出一本她出版的學術著作。“過去兩年給她介紹了差不多15個人，但他們最後都沒敢要他，因為她的學歷太高了。”

經歷這次失敗，他堅決反對自己的小女兒上研究生。“哪個男人也不會要你的，”他說。小女兒現在已經結婚，生了個外孫，但由於他忙於在北京為大女兒找物件，他難得見到尚在襁褓中的外孫一面。

俞女士的兒子趙勇發現母親揹著自己去找物件後，曾經很生氣。他不想讓任何人替自己做廣告，尤其是母親。但後來，他也讓步了。

“我看出來她下了多大力氣，所以也沒法拒絕了。”他對我說。

俞女士沒跟兒子講起那些聽說他在北京沒有房產和戶口就顯得不屑一顧的家長們；但是她勉強說服跟自己兒子見面的那五六位年輕女子，再也沒跟他進行二次約會。

但是，去年夏天某個下午，她似乎見到了一線希望。她跟另外一位母親交換資訊，對方沒有立刻打退堂鼓。對方的女兒35歲，受過良好教育，收入豐厚，還有北京戶口。在某些人看來，她也是個剩女。當晚俞女士把兒子的照片用電子郵件發給對方。那位女兒開始拒絕見面，但一週後打來電話：“好吧，也許吧。”

俞女士十分興奮。這已經是好幾個月來唯一的實質性進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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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費，高保密

我第二次去鑽石婚戀的辦公室時，楊靜抓住我的胳膊，對我耳語說：“我們有內奸了！”

幾天前，就在大佬先生準備籤合同，支付60萬美元的服務費時，來自競爭機構的一個女人給他打了個電話，抖出了他與鑽石婚戀的一些合同細節，提出幫他做個更加全面的搜尋。大佬先生怒不可遏地打來電話， 稱自己的機密資訊被洩露了。

楊靜說，幾個小時之內，公司管理層就揪出並解僱了這個內奸——原來是被競爭對手收買的一個秘書。但她們花了整整一個星期，道了無數次歉，並且賭咒發誓加強保密措施，才讓大佬先生回心轉意，最終簽了合同。合同條款規定，他一旦找到妻子，他的帳戶資訊必須像電影《碟中諜》裡那樣，徹底銷燬。

“我們一向都籤保密條款，”楊靜說。“但現在，我們簡直變成了一個秘密組織。”

大佬先生簽下合同那天，她親自飛往成都，開始了搜尋之旅的第一站。她在那裡搜尋了20多天，其間經常在晚上做同樣的噩夢。“我每次接單的時候都很緊張，但這次，壓力簡直讓人發瘋。”

她的10人婚戀獵頭團隊用三個星期搜遍了大學校園和商場，努力完成每天找到20個高素質女子的目標，也就是每人每天找到兩個。每超額完成一個，楊靜會給下屬16美元的獎金。她自己的目標是每天找到10個“A級”女子。

讓她夜不能寐的不光是擔憂找不到完美的目標，並因此而失去高額獎金——辦公室的洩密事件讓她對資訊保安也感到不安。再失誤一次，大佬先生肯定拂袖走人。

在成都的某個下午，在康師傅麵館匆匆吃下一碗牛肉麵後，楊靜注意到一位年輕女子打著手機，從她身後翩然而過，進入一家餐館。一頭長髮擋住了女子的大半個臉，但她笑聲清脆，步履輕盈，讓人心動。

“她看上去開放、熱情、愉快，”楊女士說。猶豫片刻，她跟著女孩進入餐館，先就打擾她進行道歉，然後展開了魅力攻勢。她挽起女子的胳膊——楊靜的招牌動作之一，從她那裡拿到了電話號碼，照片和一些關鍵的基本資訊：24歲，研究生，而且與主持人周濤幾乎是從一個模子裡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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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婚

去年秋天的一個週五，我在北京西邊的一個麥當勞裡見到了俞佳和她的兒子趙勇。趙勇現在已是39歲，可他有著一張年輕的面孔，沒什麼皺紋。但是他還是覺得歲月不饒人。為了攢錢提升自己在婚姻市場上的條件，他同時幹著兩份工作——騎著電動腳踏車在城市裡穿梭，銷售微波爐和化妝品。他的月收入大概是1000美元。週末有時他去給電影攝製組跑跑龍套，以賺取約合80美元的外快。

他的收入不算太差，但是要在北京找物件還遠遠不夠。即使在鄉下，男方家庭需要的彩禮也行情看漲。趙勇的大哥十年前在黑龍江鄉下結婚時，他們家出了約合3500美元的彩禮錢。俞女士說現今女方會開出3萬美元到5萬美元的價碼。在城市裡，男方一般需要提供住房，這更是可望不可及。以趙勇現在的收入，要想在北京購買一套10萬美元起價的小公寓，他還得攢上十年二十年的錢。“那時我就是個老頭子了，”他苦笑道。

趙勇透過相親網站結識了一些女性。但是這些女性在婚姻狀況和家庭背景上說了謊話，這讓他對網際網路喪失了信心。俞女士卻取得了一些進展。 她安排了兒子與她在婚姻集市上遇到的那位母親的女兒見一面。

我們在麥當勞見面之後不久，趙勇與該女士在一家咖啡館見了一面。他告訴我這比大多數第一次相親見面尷尬多了。這位女士35歲，北京本地人，有自己的公司。她開著一輛寶馬轎車前來赴約。而他只不過是個從農村來的上門推銷員。他努力尋找話題，卻發現他們倆之間沒什麼共同語言。

但是缺少化學反應卻沒讓這位女士覺得有何不妥。她向趙勇描述了自己盈利頗豐的攝影生意和在北京的三套住房。他覺得這位女士還是有她動人之處的，但是該怎麼對她的話做出迴應呢？沒等到兩人說起還要不要見第二面，該女士提出了一個建議：如果他們結婚的話，他就再也不需要工作了。

“她說她掙得錢夠兩人花的了，我想要什麼她都能滿足。”

這個建議讓趙勇目瞪口呆。他從沒遇見過說話這麼直率實際的女人。富有閒適的生活確實誘人。但是最終，他說自己不能想象附屬於一個女人。“如果我接受了她的條件，那我還算個什麼男人啊？”

過了好幾天，他才鼓足勇氣告訴母親他回絕了那位女士。他了解母親為此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她多麼希望成功。俞女士知道後悶悶不樂：“現在的孩子都太挑剔了。”

但是這次失敗並沒有阻止俞女士每天前往婚姻集市的腳步。這個月初我跟她聯絡的時候，她正安排兒子與她找到的三個新候選人見面。“我很樂觀，”她告訴我。這麼多年來，希望是唯一支撐她的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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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篩選

在鑽石婚戀為大佬先生找到的1100多位大體符合他要求的新鮮人選中，有200位在成都。“嚴酷的淘汰過程”——用楊靜的話來說——把這個數字減到了100，

然後是20，最終只有8人入選。（剩下的人選進入了鑽石婚戀的資料庫，而這種擴大資料庫的方式由大佬先生這樣的金主埋單，公司不用花費一分，也算是這類活動的一個附加好處。）

接下來，這些最終人選進行了又一輪的面試和心理測試。在尋找活動開始後不到兩個月，大佬先生收到了關於8位人選的厚厚資料，詳列了她們的家庭背景、收入狀況、習慣、興趣愛好，以及身體和心理狀況。

最後，大佬先生透過電郵收到了一些畫質一般的視屏。第一個視屏拍了成都的頭三位人選的坐姿，站姿；走路說話以及她們的一顰一笑。

其中有一位24歲的嫻靜女子，她一頭黑色的長髮，穿著黑色的緊身短褲，在鏡頭前自如鎮定。她就是楊靜在康師傅麵館裡憑直覺找到的那位大學研究生。

楊靜的獵頭技能和不屈不饒的態度又一次得到了回報。在8位最終候選人中，有她找到的兩位，這給了她25%拿到獎金的機率。（在100到20的那輪刪選中，她就已經拿到了一小筆獎金。）當我問到獎金的事時，她一開始顯得很謙虛。“我的目標就是讓男女雙方都高興，”但她又補充稱：“在我心裡，我還是希望我找到的姑娘能勝出。”

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楊靜努力工作。她每天一大早就去上班，晚上8點以後才能回到家。她把5歲的兒子交給婆婆照料。她還經常得出差找人選，一去就是好幾個星期。楊靜22歲結婚的時候，丈夫35歲。他開的一個卡車物流公司在2009年倒閉，從那以後，他就沒怎麼工作過。楊靜用自己拿到的一大筆獎金給他買了一輛三菱汽車，他沒事就改裝改裝汽車。她的職業讓她自認為看透了和自己一樣的職業婦女的前景。有一次她半開玩笑地對我說：“幸好我早就結婚了，不然我一點兒嫁出去的機會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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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佬先生的選擇

大佬先生六月份的時候飛去了成都與三位當地的候選人見面。在香格里拉酒店去大堂的電梯裡，他緊張地撥弄著自己打了摩絲的頭髮。他差不多花了50多萬美元尋找妻子人選，現在他要看這些錢花的值不值了。

他在成都見的最後一位人選就是楊靜在麵館裡找到的那位和周濤相似的女子。一開始，他們兩人看上去並不相配——這還並不僅僅由於兩人相差18歲。他差不多知道關於她的一切：她的戀愛史，她最近被研究生院的錄取以及她父親在政府的高位。而她除了他的身高體重對他一無所知，她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鑽石婚戀僅僅告訴她，他的淨資產超過80萬美元。

這位年輕女子想會面時氣氛輕鬆一些，所以提出去一家當地的川菜館吃飯。但是大佬先生卻堅持讓鑽石婚戀的一位叫李敏敏（音譯）的女諮詢師陪同。吃飯時他有意沒有和候選人坐面對面，而是彆扭地坐得偏了一點。李敏敏告訴我，這是為了能“更好地看到候選人的側臉，面板和牙齒。”

在諮詢師的慫恿下，大佬先生和年輕女子才說了幾句話。當他問到女子父親的工作時，她只是說父親是個公務員。至於是什麼級別？——“管理層”，

她說。大佬先生似乎很滿意她的隱私意識。他花了好幾分鐘，最後直截了當地問到她父親的職位，她這才承認父親是一位政府部門的負責人。“我爸從小就告訴我要保持低調，”她說。

一剎那間，“門當戶對”這個詞似乎得到了最好的詮釋。大佬先生和年輕女子社會地位相當，一位是富有的企業家，一位是高官的女兒，兩人都十分謹慎低調。

晚飯後，大佬先生取消了與別的候選人的約會，讓他的諮詢師買了個古奇的手包，送給女子以示他的好感。七月初，在他們見面不到一週後，他邀請她坐飛機去海南的一個奢華的海邊酒店度假。他們倆開了兩個房間。他們回來後，李敏敏向我保證說，他們的關係“還是純潔的。”

楊靜很高興大佬先生最終挑中了她的人選，但是她希望他們的進展能再快一些：畢竟3。2萬美元對她的家庭來說太重要了。透過電話和簡訊交流，這對情侶在北京見了一面，此後又去了四川省西部的山區度假。在成都的時候，大佬先生拒絕與女友的父母見面，他也沒有參加女友朋友的婚禮，而是一人留在了旅館。

他們倆還沒有決定是否結婚，但是除了對方，都沒有再和別人約會。楊靜說大佬先生對婚姻是嚴肅的。沒有人會花上50萬美元，“只是想玩玩。”她說：“他只不過還需要多一點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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