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時，我們唸的課本里從來沒有收錄過胡適的作品，原因自是不言而喻。我們大多數人，在開蒙的青少年時代，或許並不知道胡適是誰。胡適身上有很多標籤，單就文化思想方面而言，他是白話文寫作的倡導者，他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他開端了紅學的研究，他提出了獨特的考據方法，他是一個文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他是一個在文史哲各方面都有建樹的學者，他啟發讀書人的思想，他開拓國人的視野……青年人應當讀一讀胡適的文章，是“開卷有益”的。我們的教育者，或許也應當給孩子推薦一些胡適乃至其他許多當年去了臺灣的作家學者的作品。時代今非昔比，國家在發展，我們更加有雍容的氣度。看的長遠一點，大言不慚一點，未來兩岸的走在一起，必然要保證文化是統一的，尤其在青少年的思想見識當中，不該設定壁壘。

研究胡適的人很多，有推崇的，也有批評的。我想，這也是自然的，每個人都是多面的，真正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譽滿天下、謗滿天下”的。我們瞭解一個人，看待某件事，總要有不同的角度。如此，人才是立體的，事方是延展的。

我們作為後輩人，自然是要更多瞭解積極的一面。

做人做事，我心底向來不願被劃分派別，如果要分，那我自是推崇胡適的一派。對胡適最大的爭議，大概就在於他對白話文寫作的倡導。“新文化運動”時始，白話文寫了一百多年，至今各種懷疑和批評的聲音仍不絕於耳。

早年反對作白話文的人，大概是有兩種。一種是明清以來的老八股、老學究和衛道士們。自小的教育，他們的思維和手中的筆，習慣了“之乎者也”，他們作不來白話文，也不願意跳出習慣區域去嘗試這“新興事物”。作文言文，他們是老先生，作白話文，他們是小學生，這是他們不願意的。另一種是博古通今甚至學貫中西的老學者。他們堅持文言文寫作，一方面是痴迷文言文的表達力，以為簡潔、高效，另一方面或許是對白話文寫作的蔑視，以為文言行文更優美，白話文難登大雅之堂。胡適在北大教書時，有學生在課堂上詰難，說白話文囉嗦，費字數，發電報都費錢。胡適舉例說前幾日友人邀請他從政，他拒絕的電文，請大家用文言文寫到最簡潔。最優的一則是，“才疏學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十二個字。胡適的白話電文只用五個字，“幹不了，謝謝”。幹不了即含才疏學淺，恐難勝任之意，謝謝既表示感謝也是婉拒。反對白話文的有胡適早年的朋友，胡適在回覆他們的信中說到，駢文發展到散文，並不見得散文不優美。白話文發展到現在，當代文學中不乏優美的文字，這是我們可以親見的。可見語言文字的表達是否簡潔，是否優美，並不全在體例，關鍵在表達的人，在寫作者的思維與功力。

有好古者批評胡適的，或許出於對傳統文化的隱憂，以為白話文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傳統文化的丟失。我曾經也這麼疑惑過。先前當我讀古籍遇到許多讀不懂的地方時，我想，如果我們從小的教育有傳統文學的訓蒙，而不僅僅是在課本里選錄幾篇先秦魏晉唐宋文，或許不至於使我們今天聞文言而色變。我們的教育方向，也許應當有一些轉變和調整，近些年興起的國學熱，不就讓越來越多的家長在小孩子的國學啟蒙上下足了功夫麼？從根本上來說，傳統文化的丟失與否，罪不該在白話文，多在於我們對孩子的教育引導和學習者個人是否下了功夫。英美人現在普遍不用古英文，莎翁的原文或許很多英美人也看不懂，卻也沒見英美文學停滯。

“好古，敏以求之”，這是讀書人該有的態度。“好古者遺近”，或許在每個時代都是有的。好古本身是值得稱道的，好古而非今則不可取，如同厚今而非古一樣。厚今非古的許多人，大概是作不了文言文的，他們支援白話文，一方面可能是出於真喜歡，另一方面也有討巧的心思。這固然也無可厚非，我們只能說這不是嚴肅對待文學的態度。有志於投身文學，有志於傳承中國文化的人，至少不該是這樣的態度。

推崇作白話文的人當中，不乏古文功底深厚者。像“新文化運動”中的諸多學者，他們從小念私塾，朱子小學是用來開蒙的，四書五經是要背誦的，他們一面寫白話文，一面不斷閱讀古籍。閱讀古籍，是要了解掌故，學作者思維，學行文架構。為什麼倡導白話文？胡適的基本觀點是，實用，貼近生活。我們日常交流溝通說著白話，行文寫作卻要用文言，這早已不符合時代發展的需要。先秦時說話和行文或能相稱，漢唐以降，許多時代都可見貼近時代，流入市井的文學樣式，唐如白居易的詩文，宋詞是當時的唱詞，明清小說多是白話。胡適以為，若非八股取士，白話文成為主流至少要再早五六百年。

白話和文言之爭，似乎還沒有定論，只不過如今的事實是白話文的確成了主流。我以為，倡導白話文，並不是要消亡文言文。你方唱罷我登場，文言文唱了幾千年的主角，現今是白話文登臺挑大樑了，文言文呢，並不能離了班子，做好幕後工作，偶爾唱個配角。

文章的樣式不過是個殼，剝開殼能否看到碩果才是關鍵。我們買禮物送人，包裝要華麗，或許開啟一層又一層，裡面並沒有幾兩肉；我們自己吃的，買時便不要包裝，只要實惠。讀文章也就像自己買東西吃，少花錢，好吃管夠，才是好文章。華麗的是留給別人看，適合吃的才是留著自己享用的。就文章而言，什麼是適合吃的，便是它的思想核心。

推崇胡適的人，有把他跟孔子相提並論的，這恐怕是過譽了。但是，胡適對於後世許多學者乃至大眾的影響，不可謂不深遠。讀胡適，或許最該學的，是他的思想方法和治學方式。

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時師從杜威，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思想對胡適影響很深。在胡適的文章中，我們看不到華麗的辭藻，卻可以看到清晰的思想脈絡。讀胡適的文章，是能學到如何思考的。許多作者的文章就像飯店裡的美食，讀者讀了彷彿享受饕餮盛宴，回味無窮時，總還想再去逛逛那老字號。讀胡適的文章，你可以學會如何做這大餐，學的多了，你可以試著回家自己張羅。比方說你愛吃魚，許多廚師或許能給你提供紅燒的、清蒸的、糖醋的等等，那麼胡適給你的是一張漁網，或許還附贈一本菜譜。

胡適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即“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種考據的方法，在他演講和文章中也都有體現。行文寫作，說話做事，一定是要有邏輯的，才是好的文章，好的表達。要有站得住腳的立論點，要有直接或間接的、靠得住的證據，把它們有機地組合起來，合乎邏輯的推匯出你的觀點。這是我從胡適那裡學到的。

文學的細胞是文字，文字的功用首先是傳達，文學自不例外。每個時代所用的文學樣式與當時相稱，才可能起到好的傳達效果。橫向有了傳達，縱向才可能有傳承。一代又一代的傳承下去，才可能能形成傳統。傳達、傳承、傳統，縱橫交錯，綿延不息，方能逐漸形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