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由於“白澳政策”的影響，澳大利亞華人備受歧視，談不上文化融入問題，直到多元文化政策實施之後，如何處理與主流文化的關係才日益成為華人面臨的主要文化挑戰。總結澳洲華人多年的文化實踐，筆者認為當代華人在文化融入過程中需要處理好以下幾對關係：

第一，處理好文化傳承和文化忠誠的關係。海外華人普遍存在一種文化警覺，這是由族裔文化經歷造成的。澳大利亞華人經歷過被孤立、被排斥、被迫害，也曾經面臨著被同化的危機，甚至多元文化政策實行後，對華人的歧視也時時發生，種族偏見對華人的威脅始終揮之不去。這種族裔經歷促使華人認為：在海外生存，族裔團結具有特殊重要意義，族性的傳承和發揚至關重要。雖然當代華人的生存環境不斷改善，很多人“落地生根”，但華人的文化心理是警覺的，其表現是一遍遍地強調族裔認同，強調“華人性”（Chineseness）。王賡武教授還提出：“海外華人對華人性的強調也是隨著國內政治氛圍的變化和華人海外影響的增大而逐漸加強的，並把華人性作為海外華人的一種凝聚方式和安全保障。”（27）隨著近年來澳洲華人實力增強，有關“華人性”的呼聲也日益高漲，但華人在提出族裔文化傳承時往往忽視文化忠誠問題，這使得一些人對華人的文化忠誠產生疑惑，把它看成一種具有孤立甚至分離傾向的群體主義（groupism），這反而使得“華人性”成為橫亙在華人與其他族裔，特別是澳大利亞主流社會之間的一種文化藩籬，給華人融入帶來諸多現實困難。

著名文化學者洪美恩（Ien Ang）女士以2011年澳大利亞華人社群議會（Chinese Community Council of Australia）的開會情景為例評價了這種族裔觀念，認為：“由於這種（華人性）推理的廣泛流傳，會議組織者沒有就他們面臨的問題給出中肯的答案。……我認為前進的決定步驟應是對這種群體主義的批判，它使得‘中國人’作為一個‘族群’被固定下來。”（28）她甚至認為“堅持以‘中國人’稱呼自己的‘華人’把他們與‘澳大利亞人’（基本可以說就是白人）對立起來，把他們自己排除在澳大利亞國民形象之外。”（29）更有學者指出這種群體主義“把保持鮮明特性、對內團結一致和對外界限分明的群體作為社會生活的基礎要素、社會衝突的首要因子和社會分析的基本單位。”（30）陳志明教授也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即“華人在意識和無意識層面都已遠離大中華的種族認同。他們可能仍舊是華人，但只是作為國家社會中的一個族群，而不是中華民族（Chinese nation）的一部分。”（31）如果忽視了對文化忠誠的表述，華人族群文化的自我強化對民族融合並不有利，這與白人強化自身文化的主導作用不利於民族平等和民族融合是一個道理。

第二，處理好反種族主義與融入主流社會的關係。社會調查表明，澳大利亞社會依然存在著頑固的種族歧視觀念，1996年和2007年兩次“一族黨”運動攪起了澳大利亞種族主義的沉渣，2014年以來，圍繞《反種族歧視法》第18C條款的爭議再次牽動包括華人在內的少數族裔的政治神經。在反種族歧視方面華人向來態度堅定，但我們發現其路徑選擇也需不斷改進，方能保證持續的戰鬥力。如1997年，華人領袖黃肇強集合了印度人、馬來西亞人、印尼人、希臘人等族裔，組成團結黨，應對“一族黨”的挑戰。團結黨並非單一族裔政黨，而是為應對單一文化運動而組成的少數族裔聯合政黨。華人把種族主義與主流社會區別開來，既反對了種族主義又展現了維護多元文化主義等主流價值觀念的決心，其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多元文化政策存在制度缺陷，華人捍衛的是文化共存和平等權，華人與主流群體間的文化裂痕依然存在，團結黨的活動是一種“挑戰-應戰”模式，是對固有原則的堅守和維護。雖然團結黨實現了部分族裔的團結，但是這種團結是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脅之下的短暫團結，在危機消除之後，團結的動力消失，各族裔依然是獨立性甚強的群體單元，沒有出現進一步的文化融合。而2014年以來在《反種族歧視法》第18C條款的修訂問題上，華人不僅再次與土著及其他少數族裔聯合起來，而且積極參與此政治議程的討論，並與主流群體中的大量支持者達成共識，前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院主席黃向墨先生甚至以“澳大利亞社會的基石”定位第18C條款，當代華人不僅沒有因反對種族主義而與主流群體關係激化，而且展現了進一步完善澳大利亞主流價值觀的意願和能力，這是近年華人文化成功的有益趨勢。

第三，處理好少數族裔身份和國家/民族認同的關係。如果說“白澳”時期華人可以透過抱團方式維護華人的族性傳承的話，那麼在當今澳洲，隨著傳統同化危機的消除，各族裔平等共存，作為少數族裔的華人如何真正融入澳洲主流社會，發揮應有的作用則考驗著華人的文化融合的水準與深度。2007年和2010年在華人社群本尼朗（Bennelong）的競選經歷充分說明了這點。（32）2007年該社群華人義無反顧地支援“中國通”、工黨候選人陸克文，但2010年卻轉投給了聯盟黨。原因是在2007年大選時，陸克文的中國文化背景和“知華”表現著實籠絡了大批華人選民的心，大家願意投票給他，很大程度上在於他與中華文化的親密關係，這是族裔文化心理的外在表現。但是陸克文的施政實踐給這種虛幻的文化心理上了生動一課，華人利益並沒有因為擁戴一位“知華”領導人而得到維護，反而成為政治博弈的犧牲品。2010年本尼朗華人選民意識到問題所在，開始走出族裔藩籬，以澳大利亞的政治標準理性地看待政治候選人，行使自己的投票權。本尼朗華人政治思維的飛躍也給陸克文以教訓，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競選活動。2013年，陸克文派出了華人李逸仙（Jason Yat-sen Li）在該區競選以圖爭取華人支援。《澳大利亞人》評論道：“任何政治觀察家都只需要看看本尼朗候選人的最終結果……本尼朗已經成為工黨的政治象徵。”（33）李逸仙是華人富商，並曾於1998年代表團結黨參選，作為土生土長的澳大利亞華人，在回憶了自己的成長遭遇後，李逸仙說：“我的理念是我們需要一個有包容性的澳大利亞認同，是否是澳大利亞人與你從哪裡來無關，與你的膚色無關，而是與你對澳大利亞的貢獻和承諾密切相關。”（34）如此經歷的競選者正與華人政治思維的變化相契合。作為外來移民，華人從維護本族裔的傳統和權益，到超越族裔藩籬，追求深層融入，再到參與建構包含所有澳大利亞人的民族認同，這種主動性代表著澳大利亞華人認同觀念的未來方向。

種族主義的長期存在阻礙了澳大利亞各族裔間的文化融合，實際存在著主流群體文化與各少數族裔的邊緣文化的等級差別。白人的文化霸權心理是種族主義的生存基礎，並在地緣、經濟、政治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演變為“新種族主義”，成為澳大利亞民族認同建構的主要威脅。

澳大利亞是多族裔國家，多元文化政策為各族裔的平等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族裔壁壘卻是多元文化政策難以突破的結構性問題，它廣泛存在於各族裔中，不僅白人族裔存在，其他族裔也存在。民族自覺是民族融合的關鍵，關係到民族認同的再建構問題，只有建立在民族自覺基礎上的澳大利亞才能擺脫種族主義困擾，澳大利亞的民族認同需要各族裔超越群體主義。

華人在維護自身族群利益的同時，應精確把握各種文化關係，更多地參與到國家共同民族觀念的建設中。華人團體在促進本族團結的同時，在社群職能上需要更大突破，超越群體主義，與其他族裔深度融合，從“華人性”向現代意義的“民族性/國家性”轉型。這是華人文化融入的重要方面，也是澳大利亞建構民族認同的發展方向。

節選《論多元文化政策下澳大利亞民族認同建構的困境——兼論華人的文化融入問題》，《世界民族》，作者：趙昌 張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