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節中我們瞭解了進化論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爭議和糾紛，這為進化論在社會學中的問題埋下了一個伏筆。而在本節中，我們將會了解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由來和優生學的理論來源。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由來

斯賓塞被後人稱之為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這位學識淵博和長壽的學者，他探索的領域幾乎涉及教育、科學、鐵路工業等各個方面。他曾經以優美的文筆出版了《心理學原理》、《第一原理》、《社會學原理》、《倫理學原理》、《人與國家》等大量著作，甚至還被譽為“維多利亞時代的亞里士多德”。並使他獲得了190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競逐提名。

斯賓塞先是從發育生物學中借用了“進化”一詞，逐步替代了達爾文所使用的“演變”的說法。“進化論”一詞的廣泛傳播，也給人們帶來一種生物的演變是有方向的，是向著所謂更“高階”的方向“進化”的“錯覺”。

為了能夠更好地詮釋進化論的內容，斯賓塞還創造了另一些詞彙，如“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和“優勝劣汰”。不得不說，這些詞用得非常漂亮，好像一句話就簡化了人們理解進化論的難度。斯賓塞還曾對“適者生存”一詞做出過解釋：社會中的無能者必然貧困，做事輕率的人肯定會受到更多的挫折，而那些懶惰的傢伙則註定要捱餓，勤奮的人應當佔有更多的資源，愚蠢的笨蛋明顯是可以用來嘲笑的。

因此，斯賓塞認為政府簡單的救濟政策對窮人不會有什麼實際上的作用，雖然他真正想表達的似乎是：“適者生存”產生的自由競爭會激發人們的潛能，會給予人們不斷奮鬥的動力。以此為基礎，人類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變得更加勤勉自律、善良理性，充滿正義感，成為更高意義上的人。

雖然我們可以感受到斯賓塞的良苦用心；儘管他的理論基礎和出發點也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我們從後來的實踐經驗觀察中不難看出，從斯賓塞開始，建立在不完善的進化論基礎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卻對人類的生產和生活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一些諷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漫畫

優生學

優生學，這一學派把社會達爾文主義發揮到了極致。

優生學並不是一開始就被指為偽科學的，早年也挺受人尊重的。其實優生學很容易理解，用中國人最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

高爾頓

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在達爾文的支援和鼓勵下，首先提出了優生學理論。他主張：應該像培育優秀作物和家畜那樣培育優秀人種，以獲得更強大的競爭優勢。高爾頓也曾四處遊歷，學識同樣廣博，寫了很多東西，提出很多理論，其中以其對“優生學”的名聲最大，影響力最廣。

高爾頓認為，既然自然界可以透過生存和選擇來促使動物進化，那麼透過人工干預豈不是也可以加速人類進步！只要透過“非自然選擇”手段選擇出最強壯、最聰明以及“最適合”的人類，然後讓他們繁殖後代，那麼就可以在短短的幾十年裡趕上自然界億萬年的腳步。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高爾頓開始重新整理名人家譜，他分析了生活在1453年至1853年間的605位名人，然後發現其中有102位具有親屬關係：這意味著每六位成功人士中就有一位與家譜中的其他人存在親屬關係。高爾頓預計，如果某位成功人士喜得貴子，那麼這個孩子日後嶄露頭角的機率為1/12。相比之下，這個機率在隨機選擇的普通人中是1/3000。成功人士的後代“為了保持優勢已經提前佈局”，因此他們成功的機率將會明顯增高。

在優生學的考量下，百姓被分為上等公民和下等公民，劃分的標準是個人財富的價值。但是當中存在著干擾因素，比如很多人的財富是由父輩開創而來，並不能反映個人的能力。因此高爾頓提出一個修正方案，應該以個人的實際收入情況來衡量是否取得成功，從而排除父輩財富所造成的假象。在他看來，收入越高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但對於生物學領域而言，財富只是一種人為標準，對於生物學來說，它們只看誰能留下更多、更健康的後代。以此標準反觀人類社會時，可能出現一個諷刺的現象：拼命賺錢的人，留下的後代反而可能比較少，那些遊手好閒的人，後代反而可能比較多。優生主義者認為，這樣會導致社會整體素質將會大大降低，他們甚至為此而憂心忡忡。

高爾頓進一步對研究工作進行了改進，生物統計學也因此得以完善，併成為了奠定了優生學這一門重要學科的基礎。為了最佳化優生學標準。高爾頓透過大量的家族調查，深入研究人類智慧和遺傳關係，在費了很大的力氣之後，最後得出了一個結論：智力是可以遺傳的。他聲稱“法官的才能往往是遺傳的”，“優秀種族”之所以優秀，是因為他們天生優秀。在高爾頓的眼裡，貴族的後代往往聰明智慧、身體健康、儀容美麗、道德高尚；而下等家族則一貫是愚昧無知、身患疾病、容易犯罪的。於是，為了研究最佳化這一理論，高爾頓於1904年建立了優生學國家實驗室來推行他的這一主張。

小結：

本節我們瞭解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由來和含義，和高爾頓基於達爾文學說所提出的優生學理論。那麼在這之後這兩種理論是如何融合相生的？他們又會對社會產生一個怎樣的影響？你將能夠在接下來的章節中尋找到問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