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回顧歷史就會發現，泛突厥主義是土耳其兩百年以來唯一一個成功塑造的（確切來說是唯一一個沒有徹底破產）的共同體認同。泛突厥主義之於土耳其，就是蒙在突厥化安納托利亞人，高加索和巴爾幹難民，改宗希臘人等一系列混雜群體上面的一張皮，無論這張皮有多難看，人沒皮就會死嘛。

19世紀，面對巴爾幹暗流洶湧的民族主義思潮，奧斯曼帝國開始鼓吹“奧斯曼主義”，給米利特平等地位，號召全體臣民作為“奧斯曼人”愛帝國愛蘇丹。這是土耳其最早的共同體塑造嘗試。

具體而言，1856年《巴黎和約》後，在列強的監督下，奧斯曼頒佈1856年《改革敕令》，對基督徒徵收的吉茲亞稅被列強勒令取締，一些對基督徒的人身性歧視措施也被取消。然而基督徒並沒有對此感恩戴德；因為《改革敕令》規定穆斯林和基督徒需要平等地服兵役，廢除了基督徒的免役權，過去基督徒還能花錢買自由，現在免不了被土耳其軍官虐待，再次喚起了基督徒對血稅的記憶。

同時一方面希臘人，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已經開始接觸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保守派覺得這是朝廷對異教列強喪權辱國。所以這種所謂“奧斯曼人”認同完全不得人心。米利特製度在民族主義面前也沒有什麼抵抗力。如果米利特跟語言沒關係，那保加利亞米利特是怎麼搞出來的呢？連希臘人跟保加利亞人都有摩擦，何況跟土耳其人呢？畢竟是400年前的政治架構，在現代民族主義面前不堪一擊。

1875年巴爾幹爆發一連串起義，哈米德二世上臺後拒絕了列強的改革方案，決定碾死這幫養不熟的基督徒。可惜奧斯曼此時只是仰列強鼻息的歐洲病夫，忤逆列強的下場就是喜迎俄軍。

但柏林會議上列強反對俄國坐大，奧斯曼得以靠英德奧續命。哈米德二世更加狂熱地投向泛伊斯蘭主義，頻繁以哈里發自居，對內繼續實行反動教權統治，其任內爆發了震驚世界的哈米德大屠殺。經過哈里發三十年的倒行逆施統治，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關係已經徹底惡化。塑造“奧斯曼人”的認同完全失敗。

1908年土青黨政變上臺後恢復憲法，哈里發的權威被置於議會之下，並開始一系列的西化措施，對內土青黨繼續鎮壓各民族的民族主義，並再度指望塑造奧斯曼人的共同認同，此時土青黨還沒有轉向泛突厥主義，然而在阿拉伯人看來，這幫瀆神的土耳其人不清真。另一方面，巴爾幹基督徒對奧斯曼已不抱任何希望，繼續給土耳其人當奴才還不如加緊給俄國人帶路。

1912年巴爾幹戰爭爆發，奧斯曼丟光了東色雷斯以外的全部歐洲領土。既然統戰基督徒也沒啥效果，“奧斯曼人”也就被拋入了歷史的垃圾堆。但泛伊斯蘭主義對土青黨也不具有吸引力，哈米德二世搞了三十年把奧斯曼搞得藥丸，顯然泛伊斯蘭主義也救不了奧斯曼。

奧斯曼最終還是和歐洲的其他國家一樣開始打民族主義雞血。土青黨發掘出了從俄國進口的泛突厥主義並大肆宣傳，繼續迫害少數民族。不過泛伊斯蘭主義的某些因素被泛突厥主義吸收了，比如說奧斯曼在完成統一突厥民族之後會打回來，拯救穆斯林於異教徒云云。

一種看法是土耳其被阿爾巴尼亞的獨立傷透了泛伊斯蘭主義的真心。然而巴爾幹戰爭中，塞爾維亞人已經佔領都拉斯，下一步就是和希臘共同瓜分阿爾巴尼亞。正是阿爾巴尼亞人透過外交手段，依靠奧匈和義大利的干涉才保障了自己的獨立。土青黨反對阿爾巴尼亞獨立是什麼心態，寧予咖啡，不予家奴？

現在奧斯曼在歐洲的領土基本丟光了，但是還有幾百萬生活在亞洲的亞美尼亞人、希臘人、亞述人可供迫害。一戰中，奧斯曼清洗一百萬以上的少數民族。然而種族滅絕的暴行並沒有給奧斯曼帶來勝利。奧斯曼戰敗後三帕夏垮臺，協約國決定嚴厲地懲罰奧斯曼。哈里發試圖諂媚協約國卻換不回協約國的任何憐憫。

蘇丹的無能讓凱末爾登上歷史舞臺，凱末爾馬不停蹄地穿梭在城市和鄉間，發表演說，動員軍隊。此時凱末爾已經表現出了高明的宣傳手段，他對土耳其人大談泛突厥主義，而對庫爾德人只談教友情，把協約國的登陸說成基督教對伊斯蘭教的十字軍，最終庫爾德人倒向凱末爾，攻擊英國駐軍。與此同時希臘國王被猴子咬死，政局一片混亂，並引發了小亞細亞大災難。

經過一系列的種族滅絕，解體和人口交換，土耳其終於完成了人口純化。阿拉伯人的包袱被拋掉後，泛伊斯蘭主義作為統戰工具也已經失去了價值，1924年3月3日，哈里發被取締。有陰謀論認為這件事是英國唆使的。實際上英國出於安撫印度穆斯林的考慮，沒有必要搞這麼敏感的事，寇松收到凱末爾廢除哈里發的資訊後，明確指示英國要表現得“不感興趣”。

此時土耳其還有一個小問題是庫爾德人，對於這個問題土耳其信心滿滿：

“庫爾德人就是土耳其人，連《大英百科全書》都是這麼說的。”

—— 伊斯麥特·伊諾努 ，土耳其第二任總理

效忠土耳其最後只換來強制同化，這個錯誤庫爾德人需要用上100多年的時間去糾正。

我們可以看到，泛突厥主義是唯一沒有失敗的共同體塑造（即便徹底激化庫爾德人的民族主義）。我們就能理解有的土耳其人為什麼對泛突厥主義這麼狂熱。

凱末爾很快認識到泛突厥主義的最終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並迅速把泛突厥主義轉化成土耳其民族主義，並推出了凱末爾火星史觀。第一版的凱末爾史觀比起現在的泛突厥史觀更加無稽，凱末爾直接說土耳其人是所有文明的始祖呢。相比之下，匈奴突厥說什麼的多多少少還是可以討論，比如《周書》裡的突厥乃匈奴之別種。比如鄭張尚芳認為“狄”和原始突厥人有關係。

有趣的是，比起第一版的凱末爾火星史觀，我們更加反感泛突厥史觀。問題出在哪呢？第一版的凱末爾史觀僅在對內文宣才使用，影響不大。事實上，凱末爾對於把泛突厥主義擴張到國外是極為謹慎，明確表示土耳其不應在突厥語族地區推廣泛突厥主義。

而對於修正過的泛突厥史觀，一方面由於網際網路的發達，土耳其民族主義者的各種醜態被暴露出來。另一方面09年後，埃蘇丹的講話至今影響國人對土情緒。2015年在伊斯坦布林的暴力行為還讓人記憶猶新。

我個人並不反對探討古代文獻中匈奴和突厥的關係，不過既然被泛突厥主義利用，恐怕就跟“支那”的真意一樣，遲早變成陣營測試。同理包括且不限於土耳其宣傳的什麼皇道樂土米利特，為官作宰兒童稅，正當防衛大屠殺。

如果這種陣營測試越來越多的話，不方便的又是誰呢？